马步芳的报务员，扣下绝密电报，救了李先念部，后成开国少将

1937年3月，祁连山里风雪交加。一支穿着破烂的部队顶着风往西赶路，这是西路军突围出来的人，由李先念率领，打算走到新疆去。
他们不知道，后头马步芳的“十万火急”追击令已经写好，只要电报一发，骑兵就会从南北两边包抄过来。但这封电报始终没发出去。

扣下电报的人叫曾庆良，江西于都人，1917年生。1931年，他14岁参加红军，1933年入党，同年进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学习。西路军打散后被俘，由于懂无线电，被留在马步芳电台当报务员。他在敌人窝里按住了电键，让追击令晚了四天。
二十多年后，这个当年扣电报的报务员，1961年成了开国少将。
1937年3月14日，甘肃肃南县康乐乡石窝山。太阳快落山的时候，西路军总部和红九军剩下的人，在三十军二六八团掩护下，撤到了石窝山头。
那时候西路军已经打了几个月恶仗。过河时的两万一千多人，打到只剩三千出头，粮食弹药都快光了，伤员还不少。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就在这地方开了个师以上干部会，后来人叫它“石窝会议”。
会上定下三件事：第一，现有的三千多人分散开打游击；第二，陈昌浩和徐向前离开部队，回陕北向中央汇报；第三，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李先念负责军事，李卓然管政治。

三千多人分成了三个支队。王树声、朱良才带九军剩下的五百多人，是右支队，往北走打游击。毕占云、张荣带特务团一部、伤员和妇女团剩下的人，算一个支队，就地打游击。
李先念、程世才带三十军一千多人，是左支队，他们顺着祁连山往西走，打算到新疆去。
李先念带着队伍往西走，可天上的飞机盯上了他们。红军西路军剩下的人往西走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南京。
1937年3月上旬，马步芳收到蒋介石的密电，说李先念带着一千多人沿着祁连山往西走，让他赶紧派兵追，一定要全部消灭。
马步芳不敢耽误，亲自写了两份电令。第一份发给驻扎西宁的马步銮旅，让他马上抽一个骑兵团，由旅参谋长郭全梁带着，从都兰那边往北追。第二份发给还在河西的骑兵总指挥马彪，让他派主力骑兵连夜就近“围剿”。电报后头特意加了四个字：“十万火急”。

这两份电报译成密码后，送到西宁电台报务主任熊维邦手里。那时候马步芳电务处以为仗打完了，对保密不太上心。他们用的密码本叫“旋密”，就是在明码基础上改了一点，懂电报的一看就明白。
只要这电报一发出去，马家军骑兵从南北两边一夹，李先念那一千多人就真跑不掉了。
熊维邦那会儿刚结婚，新娘子还在热乎劲上。前阵子仗打得紧，电报来来回回多，他忙得连家都回不去。好不容易把红军打跑了，他琢磨着这回能歇几天了。
电报送到的时候，熊维邦正打算回家陪媳妇。他连看都没看密码稿上写的是啥，随手就甩给报务员曾庆良，让他发出去，自己转身就走了。

那时候西宁电台人手少，活累。熊维邦见曾庆良业务熟，经常私下让他帮忙顶班。熊维邦觉着这就是封普通电报，哪想到这一甩手，把这件大事甩到了一个红军俘虏手里。那份“十万火急”的追击令，就这么到了曾庆良的桌上。
说到曾庆良，得先说说他是怎么落到马步芳手里的。1937年3月，西路军在祁连山打散了，曾庆良被俘。当时西路军总部有个电台工程师叫刘景炎，他跟马步芳电台台长张之俊以前都在冯玉祥手下干过。加之马步芳部急需无线电技术人员，刘景炎听说西路军的电台人员被俘了，就给张之俊发电报，请他拉这些同行一把。张之俊向上头请示后，马步芳下令从俘虏里筛选无线电技术人员留用。曾庆良他们这才被送到了西宁电台。
刚到那会儿，台长张之俊和报务主任熊维邦对他们盯得很紧。但曾庆良业务熟，干活稳当，熊维邦看他老实，加上自己刚结婚贪玩，就常让曾庆良顶班。这才有了后来接手密电的机会。
曾庆良在西宁电台总共待了二十多天，就在这二十多天里，他做了件改写了历史的事。

1937年3月上旬那天，曾庆良接过熊维邦甩来的密码稿，译出来一看，愣住了。电文是马步芳给马彪的“十万火急”追击令，让他派骑兵连夜追李先念支队。
这电报要是一发，翻祁连山的那一千多人就得让马家军骑兵前后夹击，怕是跑不出来几个。
曾庆良没多想。他豁出去了，假装上机发报，手指在电键上按了几下，做出发报的样子，然后把密码稿放回熊维邦桌上，下班走了。
接下来四天，熊维邦一直在家陪新媳妇，没回电台上班。那封“十万火急”的追击令就在桌上搁着。曾庆良照常值班，该干啥干啥，一点不露声色。
这四天里，李先念带着部队日夜赶路，顺着祁连山往西越走越远。
四天后，马步芳收到消息，说他手下的刘呈德在玉门青头山跟西路军接上火了。他一边让调往都兰的骑兵团撤回来，一边追问电务处：给马彪的电报发出四天了，怎么没见回信？

电务处主任赵焕耀找电台台长张之俊查这事。张之俊问熊维邦，熊维邦这才慌了神，赶紧回机房翻——那封电报密码稿还在自己桌上，压根没动过。
熊维邦火急火燎找来曾庆良：“这电报你怎么到现在还没发？”
曾庆良早想好了说辞：“主任，机子里头杂音太大，我发了几回都发不出去。”他还主动加了一句：“要不，我现在再试试？”
熊维邦脸都气绿了。张之俊说：“八成是曾庆良他们故意扣下的。”赵焕耀说：“老兄，你这胆子也太大了！”
可几个人心里都清楚，这事要真追究起来，曾庆良活不了不说，他们几个也得跟着倒霉。最后他们跟马步芳汇报，说这几天天气不好信号差，电报没发出去。马步芳不懂电台的事，居然信了，没再往下查。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共合作抗日。国民党决定把马步芳部队里的西路军俘虏送往南京，曾庆良等六人也在名单里。
他们先被押到兰州，关进“临时感化总队”受训。一个多月后又被押往西安。走到平凉东边四十里的同贤镇时，在当地老乡帮忙和红军援西军接应下，曾庆良他们跑了出来，最后回到延安。
回到组织后，曾庆良还是干老本行。抗战那几年，他先后当过军委三局无线电科副科长、八路军留守兵团通信科科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通信科副科长。

解放战争时期，他又担任晋绥野战军司令部通信科科长、西北军区通信学校校长。建国后，他任西南军区通信处处长。
1955年，曾庆良被授予大校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56年起，他先后任军事通信工程学院副院长、雷达工程学院院长。1961年，他晋升为少将。1988年，又得了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6年1月2日，曾庆良在北京去世，享年7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