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人体试验有多残忍？日本战犯供述：很多军医被当场吓疯

济南新华院的深夜，一个日本兵推开门看见头颅还在抽搐,医学成了杀人的精密尺子,人体被标上编号放进福尔马林

在1940年代的一个晚上，济南新华院放射科实验室里，上等兵远山哲夫不小心推开门，看到桌上放着一具刚被砍下的八路军战士头颅，头顶剃出八字形切口，一根注射针插进脑髓，脸上肌肉还在微微抽动，这不是行刑现场，而是实验台，远山没有跑开，反而拿出相机拍了几张照片，他在日记里写这是学习机会，这四个字让人心里发凉，当一个人把活人当作教材，不是他疯了，是他所在的系统已经把专业和人性分开了。

新华院的卫生班，名字听着是救人，实际上却专门抽血，他们挑选身体强壮的战俘，每周抽取800到1200毫升血液，直接输送给前线的日军伤员，整个过程里没有使用麻醉，战俘全程清醒，看着自己脸色一点点变白，心跳逐渐减慢直到停止，一位幸存者后来回忆，一批一百多人送进去，几个月后只活下来十八个，而且全都瘫了，没过几天也都死去，这些人并不是直接被杀死，而是被当作血袋用完了就丢弃，试想一个人在你面前慢慢失血而死，而你只计算他还能提供多少毫升血，这已经不能算作医生，只能算是流水线上的操作工。

日军对八路军战士使用过一种叫"关节废除术"的办法，他们故意打碎战士的右臂骨头，用石膏固定好几个月，让关节长死变形，这样战士就拿不起枪了，但还能干活，可以搬石头挖煤，档案记录显示，光这一项就有两百多人的右臂彻底废掉，这不是胡乱行事，而是精心算计，不用费一颗子弹，就能让战士没法打仗，还能继续使唤他们，我在查资料时发现，这类操作通常由军医和卫生兵配合完成，有固定流程和记录，就像修理机器一样对待人。

有些抗日分子身份比较敏感，公开处决容易带来麻烦，日军就想出别的办法，他们借着防疫和营养治疗的名义给这些人打针，针管里装的不是治病药水，而是斑疹伤寒或者霍乱病菌，这些人回家没几天就突然死去，官方报告上写的却是病故，中央档案馆里存着几份原始记录，提到像这样因为医疗手段造成的死亡至少有几百例，表面上说是为了卫生，实际上就是杀人灭口，更可怕的是当时几乎没有人怀疑这件事，因为整个过程看起来太正规了。

远山那天看到的头颅，不是单独一个例子，新华院标本室里泡着很多断掉的手脚、内脏和头颅，标签上明明白白写着“八路军战士—第X号实验体”，这些“成果”后来还拿到日军内部让人看，甚至运回日本医学院当成教学工具，人不再有名字，只剩下编号，也不再表达痛苦，只变成“数据”，我找到一张旧照片，几个穿白大褂的人围着一个玻璃罐，罐子里泡着半颗头，旁边有人在写笔记，那一刻他们看的不是尸体，是“标本”。

松本曾经担任卫生兵，他处理过不少抽血和固定术的操作，有一次他和同事聊天时提到，反正那些人活不了多久，不如多利用几次，这句话没有被写进正式报告，是战后审讯中一位翻译私下记录下来的，我没有资格去评判他的行为，但我在想，一个人怎么能把多次使用这种说法，讲得好像在讨论工具的寿命一样，当制度把人变成可以替换的零件时，连施加伤害的人自己都会忘记对方也是人。

现在有些地方用健康检查的名义收集DNA数据，集中管理起来，这种做法让人想起过去那种为了集体利益就能忽略个人意愿的思路，虽然今天不会往人脑里打针，也不会把头颅泡进瓶子，但随着技术越来越强大，权力运作越来越顺畅，我们得认真想想这种操作是否真的必要。

远山的相机后来被人收走，底片没能留下，有人凭记忆画出那晚他拍下的画面，头颅睁着眼睛，针管还插在上面，桌上摊开一张写满数据的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