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解雇成本降下来，企业研发五年翻一番，德国法国这回傻眼了

欧洲该如何重振其国防建设？一位企业家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方案：与其向传统军工企业投入更多资金，不如削减解雇保护。

支持扩军的经济学论点之一在于，增加国防资金也能推动国家的科技进步。一种广为流传的叙事是，美国的军事研究为互联网、硅谷和当今高科技经济奠定了基础，这种观点在欧洲尤为盛行。

科技企业家奥利弗·科斯特在柏林举行的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经济形势研讨会上直言：“这是一个迷思。”他认为，这种说法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或许成立，但在今天纯属无稽之谈。

科斯特指出，人工智能、云应用、微芯片或无人机等主导现代战争的科技均源自民用经济。对于欧洲强化自身国防力量的努力，他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仅仅增加国防开支，不足以打造出一个欧洲的科技经济体。”

他的解决方案是：取消收入前10%员工的解雇保护，以此实现技术上的国防自主。在柏林举行的这场研究会议上，经济学家们梳理了关于军工与经济增长的传统论辩，而科斯特的观点则提供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反面视角。增加国防开支究竟能否支撑经济增长？目前尚无定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近期测算，国防开支的财政乘数约为1%。其他研究则显示该比例在0.5%至1.5%之间。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莫里茨·舒拉里克强调：“最重要的是，这个数字并非零。”

该研究所的经济预测研究部主任斯特凡·科茨提醒，必须考量市场是否具备充足的闲置产能，以确保增加的国防开支能真正拉动经济。若产能受限，额外注入的数十亿军工资金将更多地推高采购价格，而非转化为实际产量的增长。

与会经济学家在一点上达成了普遍共识：政府必须在中期内通过一般预算和税收为国防开支融资，而非无节制地举债。

波兰国家经济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马特乌什·瓦莱夫斯基警告称，依赖债务融资是引爆新一轮欧洲危机的最短路径。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成员、纽伦堡理工大学教授韦罗妮卡·格林表示：“财政可持续性是国防开支具备可信度和威慑力的关键。”

相比上述常规讨论，旅居美国的欧洲企业家科斯特在柏林引发了更为热烈的关注。科斯特拥有丰富的政经界履历，曾供职于欧盟委员会和法国总理府，也曾效力于阿尔卡特朗讯公司。他不仅积累了科技创业的经验，目前还隶属于颠覆性创新经济研究基金会。

科斯特颠覆了军事研究反哺民用领域的传统叙事。他用数据佐证道：“美国的军事研究实际上依赖于民用科技市场。”

科斯特指出，美国科技产业在研发上的投资高达约4000亿美元。相比之下，由政府资助的军事研究仅占约5%，即200亿美元。民用科技市场不仅在研发投入上占据主导，其营收规模也远超军事需求。

因此，提升欧洲国防实力的关键在于做强欧洲的科技经济。为此，科斯特建议采取供给侧而非需求侧政策，主张提高市场灵活性，而非向那些人脉深厚的传统军工企业提供更多政府补贴。他建议取消对高学历、高薪酬科技工程师的解雇保护；这些人才本就供不应求，重新就业毫无阻碍。

高昂的解雇保护成本却成为了创新的绊脚石。成功的研发往往需要不断试错才能找到突破口。科斯特指出，由于解雇成本过高，这种“允许失败的灵活性”在大多数欧洲国家根本无法实现。他估算，德国平均每次解雇的成本相当于31个月的工资，法国为38个月，意大利为49个月，而西班牙更是高达63个月。

这位企业家列举的数据印证了其判断：一个国家的解雇保护成本越高，企业的研发支出就越低。丹麦便是一个极为典型的案例：为缓解大规模失业问题，该国于1995年大幅放宽了解雇保护政策。如今，丹麦的平均解雇成本仅为3.3个月工资，仅为德国的十分之一。

根据科斯特的分析，政策松绑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溢出效应：企业研发支出在五年内实现翻番。科斯特认为，德国、法国、意大利或西班牙等至今仍维持高昂解雇保护成本的欧洲国家，同样有望实现这一目标。

在柏林的经济学界，这场演讲引发了广泛关注，但也伴随着质疑声。波兰经济学家瓦莱夫斯基提醒，单一原因的解释在经济学中往往行不通。在基尔经济形势研讨会上，无人反驳这样一个核心共识：要推动欧洲军工产业的发展，除了增加政府订单，更需要一个具备高度灵活性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