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揭秘经济增长的源泉

别再被“刺激消费”刷屏了！听听北大张维迎教授怎么说：增长的源泉不在于账面数字，而在于人的想象力。从木船到铁船，从算盘到AI，人类文明的万分之一时间创造了99%的财富。视频不仅讲透了中国过去40年为何成功，更指出了未来创新的唯一出路。为什么说“产能过剩”其实是企业家想象力的贫困？看完这篇演讲，你会有完全不同的答案。

（点击下方观看视频）

（录制于2025年10月30 日）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张维迎，今天我想交流的题目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若以250万年为人类历史的尺度来衡量，真正的经济增长仅发生在过去250年间，占比仅为万分之一；若以智人出现以来的25万年计算，经济增长的时间也仅占千分之一。

衡量经济增长最传统的方式是用GDP这一指标，它基于市场价格对各类产品与服务进行加总。当然，进行历史比较时需要做一些处理。在我看来，或许可以采用一个更为合理的指标——时间的价值。

人类唯一有限且始终不变的资源便是时间，每天24小时，每周7天，每月31天，一年365天。无论富人还是穷人，城里人还是乡下人，我们的时间都是相同的。因此，真正能够衡量经济增长的，是我们时间的价值，或者说生产某种产品所花费的时间成本。

下面我简要介绍自己做的一项计算，以鸡蛋作为衡量指标。人类很早便开始食用鸡蛋，至今依然如此，富人吃，穷人也吃，而且我相信未来我们仍会继续食用鸡蛋，因此这是一个颇有意义的指标。1956年，中国城市职工按工资和鸡蛋价格计算，需要工作214分钟（三个半小时多）才能购买一公斤鸡蛋；到1978年，则需要超过六个半小时、近七个小时。用猪肉、布匹等其他指标衡量，结果大致相近。

1978年购买一公斤鸡蛋需要工作407分钟；到了2000年，这一时间缩短为144分钟，不足两个半小时。尤其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2005年降到69分钟，仅一个多小时；2010年进一步减到33分钟，约半小时；2015年为20分钟；2019年则仅需15分钟。

这意味着，买一公斤鸡蛋所需要的工作时间，从1978年需407分钟到2019年仅需15分钟，劳动者的时间价值显著提升。尽管以其他商品衡量可能略有差异，但基于所采用的数据，基本结论一致：真正的经济增长始于1978年之后。

我还可以再提供一个指标，以桑塔纳轿车为例。改革开放前，中国没有私人轿车。2000年，中国城市人口中每百户家庭仅有0.5辆车；如今，这一数字已达到60辆，堪称巨大的进步。2001年前后，购买一辆桑塔纳轿车需要工作12年；2010年缩短至两年半；根据2023年的数据，现在仅需8个月。这就是经济增长——我们的时间变得更加值钱，单位时间创造的价值大幅提升。

为何人类仅在过去两百多年、中国仅在过去四十多年里取得了如此显著的经济增长？究其根本，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在于人类创造力的发挥，在于人的积极性的释放。这种创造力和积极性，我将其概括为企业家精神。

计划经济本质上是对企业家精神的全面否定，而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对企业家精神的释放。这一进程从农村起步，逐步扩展到城市。如今，中国的企业家队伍已十分庞大，为过去四十年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我构建了一个简洁的模型，称之为“斯密-熊彼特增长模型”。相较而言，新古典模型和凯恩斯主义模型在理解经济方面往往具有误导性。斯密-熊彼特模型强调：首先，按照斯密的理论，市场规模至关重要。市场规模越大，分工越细，新产业不断涌现，创新随之而来。分工与创新密切相关，而创新又使得每个人的时间价值提升，我们变得更加富裕，富裕之后又形成新的市场，如此循环往复，这一点至关重要。

西方国家，包括英国，之所以在工业革命时期实现增长，与当时的全球化进程，即国际贸易的发展密切相关。中国亦是如此，最快速的增长发生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1978年以来，中国市场逐步放开，先是国内市场，继而拓展至国际市场。这也意味着，一旦国际市场出现问题，经济增长将面临较大制约，尤其是许多产业已融入全球价值链之中。因此，斯密式增长有时也被称为贸易市场驱动的增长。

那么，这些市场从何而来？新产品、新产业如何出现？创新如何产生？经济增长后，财富如何转化为新的市场？其核心在于企业家精神。

市场并非像经济学所描述的那样，只有一条消费者需求曲线，企业只是据此进行生产；实际上，市场是由企业家创造的。熊彼特早已指出，并非因为消费者需要火车，斯蒂文森父子才发明了火车；也不是因为妇女喜爱丝绒袜子，杜邦公司才生产了丝绒袜子。今天我们同样可以说，并非因为消费者需要人工智能，生产者才开发了AI。恰恰相反，是火车的出现创造了火车的市场，是丝绒袜子的出现创造了丝绒袜子的市场，是手机的出现创造了手机的市场，是人工智能的出现创造了人工智能的市场。

当今大部分产业都出现在过去两百多年间，每一个产业都可以找到其开创者。火车由英国企业家斯蒂文森父子创造；汽车由德国的卡尔·本茨、戴姆勒、迈巴赫等人开创；软件产业由比尔·盖茨开创；智能手机产业则是由乔布斯开创。因此，所有产业都不是给定的、外生的，而是内生的，创造这些产业靠的是企业家精神。

当我们变得富裕之后，如何将财富转化为新的市场，同样依靠企业家。当前中国所谓的“产能过剩”，其实意味着企业家尚未在新增财富的基础上创造出相应的产品。过去我们每天吃一斤粮食，如今人均收入增长了十倍，如果仍然按照每人每天十斤粮食来组织生产，粮食必然过剩。事实上，每一种产品都是如此，收入的变化必然伴随着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本身就是一个结构性问题。经济学常犯的一个错误是将结构与总量割裂开来，试图通过刺激消费来拉动增长，仿佛投资可以轻易转化为消费，而实际上投资品与消费品有着本质区别。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企业家。

这里有一个故事，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人类使用铁的历史已有三千多年，但在三百年前，铁在世界各地仍是稀缺资源，中国直到五十年前依然如此。这一局面是如何改变的？英国企业家亚伯拉罕·达比发明了焦炭炼铁法，替代了传统的木炭炼铁，铁的产量随之大幅增长。到18世纪80年代，铁出现了过剩。铁原本用于制造锅、碗、瓢、盆、门锁以及武器，面对过剩，按照今天的思路，无非是刺激需求：鼓励每家每户多买几把锁、几口锅，没钱就给予补贴、降低利率。然而，英国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企业家精神。

英国有一位著名的企业家约翰·威尔金森，他是一名铁匠，也是加农炮的制造商。瓦特蒸汽机的气缸在二十多年间全部由他制造，没有他，瓦特的蒸汽机便难以成功。面对铁过剩，他说：不必担心，我们可以用铁来制造椅子，此前从未有过铁椅子。他还提出用铁建造一座桥。过去桥梁多用木材或砖石，而他主张用铁。

1779年，人类第一座铁桥在英国建成。之后，他又提出用铁造船。所有人都认为他疯了，铁扔进水里就会沉下去，只有木材才能造船。这是当时的知识局限——比水重的物体无法浮于水面。当他提出用铁造船时，人们讥讽他，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铁疯子”。然而，企业家正是在嘲讽中坚持前行。1787年，人类第一艘铁船诞生。又过了数十年，1843年，第一艘能够横跨大洋的铁船在英国建成，往返于英美之间。2023年，我走访英国工业革命之路时，亲眼见到了那座铁桥和那艘铁船，在Bristol的一个船坞博物馆。而1840年鸦片战争时，英国派来的船只还是木船。

这个例子说明，企业家依靠想象力改变世界。企业家所做的，并非像经济学通常假设的那样——在给定资源条件下进行分配。如果仅仅是分配资源，那么企业家可能目光短浅、只图蝇头小利，而由政府高瞻远瞩地分配岂不更好？企业家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创造了原本不存在的事物。威尔金森看到了铁桥、铁船，而此前从未有人见过。人类所有伟大的创造，最初都不存在，但有些人凭借想象力“看见”了它们。莱特兄弟发明飞机之前，几乎所有专家都认为飞机不可能实现，因为比空气重的物体无法漂浮在空中。当时能漂浮的只有比空气轻的气球或依靠氢气或氦气的飞船。然而，莱特兄弟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可能性，最终发明了飞机。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企业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才是经济增长最根本的源泉。

理解这一点，需要回答一个基本的世界观问题：我们的世界究竟是什么？对此存在三种不同的理解。第一种认为世界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一旦我们认识了世界，就可以完美地预测未来，如同古典力学可以精准预测太阳系的运行。按照这种观念，不确定性源于知识的不足，只要知识增加，不确定性就会减少。天气预报便是一个例子：五十年前，天气预报很不准确；如今，准确率可以达到90%甚至95%，原因在于我们掌握了新的知识、大数据和强大的计算能力。

然而，这是真实的世界吗？是我们人类所面对的世界吗？并非如此。如果知识越多，不确定性越低，那么今天的人们比一百年前、两百年前的祖先面临的不确定性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显然是增加了。同样，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是否比教育程度较低的人面临更少的不确定性？也并非如此。我们反而感到，知识越多、数据越多，不确定性反而越大。这说明我们需要改变对世界的看法。我们的世界不仅是不确定的，更重要的是，它是未定的（Indeterminacy）。未来并非完全由过去决定，世界并非客观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的意志可以改变世界。

前面所举的例子，无不说明世界因人的意志而改变。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与人的意志密切相关——相信市场，相信人的自由。改革开放改变了历史。因此，不能认为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的意志对历史至关重要。

我们生活在怎样的世界，取决于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所做的不同，世界便会不同。这不仅取决于我们自己的行动，也取决于他人的行动，甚至取决于我们今天、明天、后天的行动。这才是真正的不确定性。而我们将如何行动，又取决于我们的想法，这便回到了想象力的问题。对于企业家而言，最重要的正是想象力。科学家、艺术家亦是如此。具有创造力的人，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说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也与这一问题相关。美国西北大学、特拉维夫大学教授乔尔·莫基尔强调，如何让企业家精神得以涌现，关键在于文化——即观念的变革。如果我们相信世界是可以改变的，相信我们能够有所作为，这种文化本身就会激发人的创造力，推动经济增长。另外两位得主则强调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这固然重要，但我认为他们仍将其归结为技术问题，而实际上这是人的问题。熊彼特所说的创新就是企业家精神，但他并未像我所强调的那样，深入探讨世界的未定性。正因未来是未定的，人的意志才能发挥作用。真正影响历史的是关键的少数，多数人是追随者。那些关键的少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思考未来应该是什么样子，而不仅仅是被动地适应未来。

当我们说世界充满不确定性时，通常关注的是如何应对——明天下雨就打伞，不下雨就不打。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世界成为什么样子，我们相信哪些世界是可能的。企业家所做的正是这样的事。几乎每一位企业家都以想象力创造世界。

以计算机为例。1945年第一台现代数字计算机问世后，到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微型计算机，体积如同冰箱，只有大企业才买得起。但有两位年轻人想到，计算机应该放在每个人的桌面上。于是个人电脑（PC）诞生了。

苹果公司的乔布斯和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都富有想象力。盖茨意识到，如果每个人的桌面上都有一台计算机，对软件的需求将极为庞大，软件产业由此兴起。如果没有足够大的市场，软件产业不可能独立存在。乔布斯在去世前又有了新的构想：20世纪70年代人们考虑的是如何把计算机放在桌上，到了21世纪，他思考的是如何把计算机装进口袋。我们今天使用的智能手机，其实就是装进口袋的计算机。移动互联网随之兴起，我们的生活因此更加便捷。这便是想象力。今天的人工智能（AI）同样是想象力的产物。因此，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是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发挥。

那么，在什么机制下，想象力与创造力才能得以发挥？首先是产权制度，尤其是私有财产制度，这是企业家精神的基础。知识产权保护同样重要。英国之所以最早实现工业革命，与其最早确立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密不可分。1623年，英国废除了过去的垄断制度，使创新发明能够获得专利保护。在洛克等思想家的影响下，英国在理论和法律上确立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

其次是文化。如莫基尔教授所强调的，正是人们对科学的认知，以及相信能够改变世界的信念。培根、牛顿等人被称为“文化企业家”，他们改变了人们的观念。

此外，普通人如何看待富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四十多年前（1983年）我便开始撰文强调，需要破除妒忌心。人类与生俱来具有妒忌心，如果妒忌心过强，社会便难以发展。许多落后国家之所以停滞不前，正是因为稍有差异便会遭到破坏，人们不是在比谁更富有，而是在比谁更贫困。英国在17、18世纪打破了这一格局，普通人可以通过努力变得富有，甚至获得爵位，而不再被排斥在机会之外。

回顾中国过去四十年的改革，产权制度发生了显著变化，从完全的“一大二公”走向允许个体经济存在，私有财产保护也被纳入法律。同时，平均主义的观念也在逐步破除。需要指出的是，人类普遍存在妒忌心，但往往不愿承认。这种心理影响着许多制度安排，有时被冠以“平等”“正义”之名，实则反映的是妒忌。过去几十年，我们在观念上取得了不少进步。80年代，奖金比别人多一点就会引发矛盾。我当时撰写的许多文章都在讨论，要让企业家精神发挥出来，必须实现观念变革，没有观念的现代化，不破除零和博弈和平均主义思维，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企业家。

回顾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前三十年虽有波动，但平均增速接近10%。2009年之后，增速有所放缓。原因在于企业家活动可分为两类：套利与创新。套利是在已有技术条件下寻找盈利机会；创新则是无中生有，创造出全新的东西。

过去三十年，套利型增长比较容易，因为许多技术已在西方存在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我们尚未利用。我曾撰文回顾自己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小时候，我的鞋子是我母亲手工做的，衣服是我母亲手工纺纱、织布做的，直到上大学后才穿上机器织布的衣服，这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小时候我们照明用煤油灯，只有在县城才见过电灯，我们村直到1994年才通电，而爱迪生1882年已在纽约珍珠街建成照明系统，这是第二次工业革命。

我小时候运输主要靠肩扛、背驮，以及驴、牛，直到上大学后才接触到汽车，这也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内燃机）。小时候当会计用算盘，写字用土盘，上大学后才接触到计算机，这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国的快速增长相对容易理解，因为它属于套利型增长。套利好比别人已经修好了路，你只需走路，只要不睡着、不掉进坑里，就可以走得很快。

创新则不同。创新是在没有路的地方开路，一边修一边走，遇到的不是泥土而是岩石，需要开凿，遇到河流需要架桥，因此行进速度缓慢。中国自2008、2009年之后，单纯依靠套利已难以继续驱动增长，创新变得至关重要。

中国正面临一场重大转型，企业家也需要从套利型增长转向创新型增长。创新与套利截然不同：创新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周期漫长；套利周期较短，金融市场上的套利甚至可在分秒之间完成。套利一开始就能盈利，而创新则需要长期亏损，可能持续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一开始就盈利的事情，愿意做的人不少；但一开始就亏损的事情，愿意做的人就少多了。只有具备长远预期，确信十年、二十年后成功仍能获得丰厚回报，企业家才愿意投入。这就要求机制随之调整，适合套利的机制未必适合创新。法治需要加强，文化观念也需要进一步转变。

遗憾的是，当前学术界在讨论经济增长时，仍然沿用错误的框架，认为增长源泉在于消费和投资，于是专注于如何刺激消费、刺激投资。我认为这种思路并不可取。

真正重要的是让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迸发出来、持续发挥。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所做的，正是观念变革和机制调整——这是一阶问题（First Order Issue）。而降低利率、财政补贴、刺激消费等，至多是二阶问题（Second Order Issue）。真正需要解决的是前者，而不是在后者上兜圈子。然而，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在关注二阶问题，这无法解决我们面临的根本问题。

尽管如此，我对整体经济乃至人类未来仍然相当乐观。这份乐观源于人类的创造力。我们的时间与过去一样，每天仍是24小时——无论是二十万年前的智人、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还是五千年前中华文明的开端，概莫能外。在这24小时里，我们能取得怎样的成就，取决于我们的想象力、创造力，以及企业家精神能否有效发挥。每个人的想象力都是有限的，但众多人的思考汇聚在一起，只要有一个人想到了，他所创造的东西便能使所有人受益。这个人是谁？我们无法预知。我们无法事先判断谁具有企业家精神，只能通过市场来检验。任何人都可以创业、办企业，自己掂量是否具备这种能力。有时判断失误，自以为有，最终可能没有；有时则因胆量不足而未能尝试。因此，社会需要的是更加开放，让更多人敢于尝试。

只要做到这一点，我相信人类的创造力将足以解决我们今天面临的所有问题，包括环境问题、平等问题等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精神，正如熊彼特所言，是不能遗传的。祖父有企业家精神，子孙未必有。因此，在市场经济中，不必担心任何人能够垄断，或像过去的贵族一样世代延续。如今美国最富有的400人中，超过70%属于白手起家的企业家，仅有不到10%是依靠继承家族产业而维持地位。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富豪排行榜上的多数人，原本都出身底层。这正体现了社会的开放性，让企业家精神得以发挥。只要企业家精神得以发挥，每个人都有机会。相反，如果制度只允许一部分人办企业而排斥其他人，那将是极其糟糕的。

至于环境问题、技术问题，我认为都不是根本问题。资源本身也不是固定的，而是被创造出来的。有什么样的技术，就有什么样的资源。1859年之前，石油并不是资源，因为当时缺乏从石油中提炼煤油的技术。裂解技术出现后，石油才成为资源。提炼一吨石油，大约能得到半吨煤油，剩下的汽油、柴油、重油当时被视为废料。直到1886年汽车问世，人们发现汽油是最好的燃料，汽油才变成宝贝。此后，从石油中又开发出无数产品。地下究竟有多少石油，我们不得而知，这取决于我们的认知和技术。

总而言之，过去两百多年的人类历史证明，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在于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如果我们围绕企业家精神进行思考和实践，让普通百姓身上所蕴藏的企业家精神得以释放，我对未来充满信心。

文章来源：新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