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的员额比例，到底有多少真正用在了办案一线？

一位读者留言：“我一年办300多件疑难杂案，有人一年办50件简易纠纷，却占着同一个员额指标。”数读法院：3748.6万件案件意味着什么？

全国人大代表单晓明曾在2026年两会提出：“在坚持员额制管理基础上，适当提高一线办案人员的员额比例。同时，可探索将各级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作为法定的法官、检察官，不计入39%员额比例，以充实基层办案力量。”

近日，最高法赴湖南法院调研，全国人大代表单晓明在座谈会上又提出一番建议：“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实现司法资源科学统筹，推动司法体制改革成果更好惠及一线、服务群众。”

我一直在想：提高员额比例就一定能解决案多人少的矛盾吗？39%的员额比例，究竟有多少真正用在了办案一线？

一、员额制的初心，与现实之间有了落差

2014年启动的员额制改革，是司法专业化、精英化的关键一步。将法官人数控制在政法专项编制的39%以内，目的很明确：把最优秀的司法人才集中到审判台前，让法官真正成为“办案的人”。

十年过去，这项制度在提升法官素质、落实司法责任制方面成效显著。但也出现了一个谁都不愿明说、谁都心知肚明的“暗伤”——员额指标被结构性占用了。法官累到想辞职，律师穷到想转行：那几千万件案子的“缺口”，到底藏在哪里？

在一些法院，院庭长等管理岗位占据了相当比例的员额。他们中的大多数确实曾经是业务骨干，但一旦走上管理岗位，行政事务便如潮水般涌来：会议、文件、考核、汇报、接待……留给办案的时间支离破碎。

为了完成“院庭长办案数量”的考核指标，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出现了：选最简单的案子、办最省力的系列案、让助理代笔写文书。

二、一组数据的背后，是两种“办案”

某基层法院的真实情况：全院28名员额法官，院庭长占11人。这11人中，有人全年“办理”了50件案子，几乎全是事实清晰、法律关系简单的物业纠纷系列案——模板套用，批量处理，开庭只是走过场。

而剩下的17名普通法官，承担了全院80%以上的疑难复杂案件：发回重审、再审、新类型纠纷、涉群体性争议……人均年结案超过300件，加班是常态，休假是奢望。

同样是“办案”，含金量天差地别。同样是“员额法官”，付出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从法官助理到员额法官：这条“长征路”要走多久？

三、调高员额比例，能解决问题吗？

有人提议：把39%的上限调高到45%甚至50%，人手不就够了吗？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如果不解决“谁在用员额、谁在真办案”的问题，即便增加指标，新增的名额也很可能继续流向管理岗位。普通法官的压力不会减轻，优秀法官的职业倦怠和流失风险反而加剧。

单晓明代表提出了一个值得探讨的思路：将各级法院院长、检察长作为法定法官单独配置，不计入39%的员额比例。这样既能保证领导依法履职，又不挤占一线员额名额。

但更关键的，是让每一位占着员额的法官——无论是否担任领导职务——真正办难案、实案，而不是凑数案。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同一间办公室，不同的课题

四、管理的真谛：让员额回归“一线岗位”

化解“案多人少”矛盾，不能只靠增加编制或提高比例，更要在精细化管理上下功夫。

一些地方的探索已经初见成效：要求院庭长必须承办再审、发回重审、新类型或涉群体性纠纷等“硬骨头”案件，简易程序不计入考核；每季度公示院庭长办理的案号、案由、是否亲笔撰写文书，接受监督；配备专职行政管理人员，让业务型领导真正回归审判台。

某中级法院推行这些措施后，当年院庭长主动要求分配疑难案件，普通法官的人均结案压力下降了近15%，审判质效不降反升。

管理不是卡脖子，而是疏通堵点；不是给谁穿小鞋，而是让每一分资源都用在刀刃上。法官与法官助理之间，也需要课题分离

五、每一个员额指标，都该对得起“法官”二字

一位基层法官曾在论坛上写下这样一段话：“我不怕案子多，我怕的是我在拼命，而有些人只负责躺赢。”

每一个员额指标，都是一份沉甸甸的社会信任。如果占着指标的人无法真正为公平正义出力，不仅是对制度的消解，也是对一线坚守者的辜负。

单晓明代表的建议之所以引发共鸣，正是因为她温和而精准地指出了一个长期被回避的问题：39%的员额，到底有多少用在了办案一线？

答案不在文件里，不在报表上，而在每一个加班的深夜、每一份亲笔书写的判决书中。

优化资源配置，从来不是数字游戏，而是良心工程。

愿每一名员额法官，都能无愧于“法官”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