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第一支红军的遗憾：敌师长诡计诈降，军长政委误入鸿门宴牺牲

1983年4月5日，河北阜平县烈士陵园，一个年过五旬的老人跪在一处烈士墓前哭诉：

“亲爱的爸爸，这是生平第一次这么叫你。虽然你不能回应我，但在我心灵深处，仿佛已经听到了你对我的呼唤——延祯，你才来了。”

“爸爸我是没有见过你的。”

这名五旬老人名叫万延祯，而他的父亲就是原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四军军长赫光。

图|赫光

不过，为了能名正言顺的跪倒在父亲墓前，万延祯在过去长达三十年时间里，始终在致力于证明一个身份，即革命烈士赫光就是他的父亲万锡绂。

因为革命战争年代的艰险，一般革命者为了不连累家庭，一般都是用的化名，他们牺牲以后，往往因为名字的缘故，导致他们身边的亲属不能够及时地找到他们。

类似万延祯这样的情况，已经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赫光其人在革命历史上是有特殊意义的，他不仅是华北第一个人民政权的创建者，还是华北第一支被列入正式编制的红二十四军的创建者以及军长。

红二十四军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人决心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由此也开启了十年土地革命战争。

从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开始，我党的革命根据地多数都是在南方，而北方建立的革命根据地，根据相关资料，应该是1931年5月成立的渭北革命根据地，这块根据地一直坚持到1933年才失败。

如果要从建立人民政权说，那么北方就要晚太多，一直到1934年，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北方才算是建立了一个相对稳固的人民政权。

事实上，就在渭北革命根据地成立后两个月后，山西的一支国民党军在我党的带领下宣告起义，并于当月转战至河北阜平县，还成立了阜平县苏维埃革命政府。

阜平县苏维埃政府是华北第一个人民政权，也是我国北方第一个人民政权。

尽管仅仅只维持了半个月不到。

当然，同时成立的还有红二十四军。

红二十四军的军长赫光原名万锡绂，他是甘肃固原杨郎镇万家堡子村(今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头营镇杨郎村)，1902年出生，8岁时到私塾学习，16岁考入平凉陇东公立中学堂。

1922年，陇东军阀张兆申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征召青年学生参军，赫光也积极参与，并成为张部一名军官，后被派往北洋军阀吴佩孚创办的洛阳讲武堂学习军事知识。

根据资料记载，赫光在讲武堂学习期间，就接触到了革命思想，并开始广泛阅读《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党宣言》等经典作品以及《新青年》等经典著作，并对共产主义事业产生了向往。

1924年，赫光从洛阳讲武堂毕业，被分配到吴佩孚部任机枪连连长，后升任迫击炮营营长。同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部被张作霖一举击溃，本就对旧军阀混战不满的赫光也趁此机会脱离了部队。

赫光的父亲膝下只有两个儿子，二儿子在地震中去世，便希望让他留在身边。赫光也确实应父亲要求，在家里呆了一段时间，并且娶妻生子。

1925年11月，赫光的妻子李秀芬生下了孩子万延祯。

不过那时的赫光已经离开了家里。

赫光之所以要离开家里，主要是出于革命思想熏陶以及对时局的愤慨。

甘肃固原1920年曾发生过大地震，震级高达8.5，震中烈度12度，震源深度17公里。地震共造成28.82万人死亡，约30万人受伤，毁城四座，数十座县城遭受破坏。

当时的北洋政府虽然也尽可能的救灾，但由于国力积贫积弱，救灾的力度很有限，致使当地民众在地震后数年，依然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也因为日子过得艰难，不少人都上山当了土匪，四处打家劫舍。

赫光愤慨之余，拿出家里的枪，帮助当地农民贩运煤炭度日，但他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于是他最终违背了父亲的意思，再度离家。

1925年农历五月初七，赫光再度离家，在开封时，他参加了当地党组织领导的革命工作，并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

也是从这个时候，为了不牵连家里，赫光不再使用原名万锡绂。

赫光其人

赫光是洛阳讲武堂毕业，又参加过直奉战争，当时我党中缺乏比较有经验的军事干部，因而中共豫陕特委专门指派赫光从事兵运工作。

1926年冬，在中共豫陕特委指示下，赫光、苗广义、刘明德、蒲子华等同志，通过关系打进驻防在安徽省阜阳城区的国民革命军等四十七军高桂滋部，秘密开展兵运工作，参加军内地下党的领导工作。赫光任军部少校参谋。

半年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为安全起见，当时打入高桂滋部的、已经暴露身份的共产党人全部撤出。

赫光因为身份未暴露原因，加之聪明机灵，被指定为留队同志的负责人之一。

不久之后，赫光与皖北特委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在特委书记魏野畴的帮助和指导下，在高桂滋部的党员数量逐渐增多，党组织的工作也慢慢得到了恢复。

图|高桂滋

1928年，高桂滋部参加第二次北伐，赫光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征得皖北特委同意后，决定在大军北上的金乡县羊山集举行兵变。

可惜的是，因为事先准备不够充分，此次兵变以失败告终，还损失了不少革命力量。后来党组织总结经验教训后认为：

“要想兵变成功，必须要有共产党员取得部队的实际指挥权。”

赫光采纳了党组织的建议，争取脱离了军部，来到基层部队当了一名营长。

1930年中原大战后，蒋介石将高桂滋部缩编为一个师，并将该师调往山西平定驻防，因高部缩编，各级将领也都相应降职，赫光改任连长。

至1931年，高桂滋部的共产党员已经发展到了五十多人，这其中主要骨干都集中在一团，不少的党员干部还担任了高部下级军官，掌握了一定的兵权。

不仅如此，由于高部士兵本身都是出身贫苦的家庭，在我党潜移默化的教育下，思想觉悟已经有了相当的提高，加上平时受高部军官肆意盘剥，不仅领不到军饷，就连日常吃得都是发霉的的荞面，因而全师怨声载道。

基于此，赫光也认为兵变时机已经来临。

1931年5月，中共山西特委召开会议，会上军地党的负责人都发表了看法，一致认为在高桂滋部进行兵变的时机已经成熟。

（1930年10月成立山西省委，同年12月改组特委，归顺直省委、北方局领导）

具体的计划是，以赫光所在的一团为主，带动二、三团一起，把高桂滋一个师全都拉到五台山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

不过，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无论是山西特委还是赫光，对形势估计都过于乐观了一些。

赫光本人只是高部一个连长，在高部的影响力有限，其余五十多名党员分布也并不均匀，一团最多，二、三团都很少，即便是赫光振臂一呼，能够影响一团一大部分，二、三团也很难群起响应。

可关键问题在于，部队起义以后拉去五台山地区，这个想法也不太切合实际。

阎锡山虽然在中原大战失利后下野，但仍然操纵山西军政大局，晋绥军整体被张学良收编，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还很强大。

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下，优先做的更应该是以保全实力为主。

不过从时间上来算，山西特委做出这个决定也符合实际，当时中央正受王明左倾错误影响，政治上拒绝与中间势力合作，组织上推行宗派主义，后来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后，就连毛主席也要受影响。

当时直属山西特委领导的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就是在当年（1931年）10月遭到国民党军铁壁合围，最终导致失败，不得已撤离晋西根据地，跳转外线发展，后来又转移到了陕北，之后成为红二十六军的骨干。

后来事态的发展也足以验证上述分析。

1931年6月，就在起义紧锣密鼓筹划中时，高桂滋似乎突然回过味儿来，下令逮捕了一团二营八连的共产党员排长刘玉珊。

赫光认为情况紧急，就与在高部的共产党员、副营长刘明德到太原向特委汇报情况。

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的刘天章告诉赫光，上海的党组织出了叛徒，泄露了他们在山西的情况，为今之计，只有提前举行兵变，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并报请中共中央批准。

为了起义顺利，中共山西省委派了共青团山西省委书记娄凝帮助赫光准备起义前各种事项，并指派省委军委书记谷雄一到平定，协助赫光领导起义。

同年7月3日，赫光、谷雄一召集起义骨干开会，众人一致认为，起义时机已经成熟，并选定第二天午夜12时为起义日子。

这一天是周六，许多军官晚上都回家休息，高部三个团长跟随高桂滋赴北京给高父祝寿。

不料一名党员干部酒后失言，造成起义计划泄露，赫光临时决定，起义提前半个小时举行。

图|赵瑞《1931年7月4日平定起义》

1931年7月4日夜11时30分，平定起义正式爆发，赫光率领参加起义的7个连总计兵力1100余人出发。

本来起义部队还要攻占师部，因起义计划泄露，敌人提前有所准备，导致未能成功。

天亮以后，起义部队集结于盂县清城村外大道上，省委军委书记谷雄一当场宣布，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赫光为军长，窦宗融为副军长，谷雄一为政治委员，刘明德为参谋长，刘子祥为政治部主任，下辖两个纵队。

起义部队按照计划向五台山地区转移，沿途遭到敌人围追堵截，损失惨重，赫光、谷雄一为保存革命力量，决定不去五台山，而是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河北阜平县建立根据地，然后再向五台山发展。

1931年7月24日，红二十四军进驻阜平县，两天后成立了中华苏维埃阜平县政府。部队这时已经发展到了两三千人。

成为遗憾

阜平县成立了华北第一个人民政权，极大的震撼了反动统治者。

应该指出的是，红二十四军进驻阜平县之际，恰好是驻扎河北的石友三密谋倒奉（张学良）的阶段，也算是抓住了有利时机。

石友三是中原大战后投靠了张学良，但在控制平汉路后，为了谋求成为华北王，他与汪精卫的广州政府勾结，不料张学良的反应极快，加上在南京的蒋介石配合，石友三部转瞬即溃，带着残兵败卒投靠了韩复渠。

张、石大战期间，石友三部下沈克在唐县投降了张学良。

张学良驱虎吞狼，答应沈克收编他的部队，却要沈克出兵，帮他消灭红二十四军、拿下阜平。

沈克心里很清楚，即便是能拿下阜平，也是伤亡惨重，这也正中张学良的计，思来想去，沈克想了个诈降的主意。

沈克派了两个人化装到了阜平，脖子上系了绿巾，声称自己遭到了各路军阀逼迫，走投无路想要投奔红军。

当时，我军受王明“左”倾错误影响，对沈克诈降一事失了警惕之心。

赫光、谷雄一召集众人开会期间，虽然有少部分人提出应警惕，但绝大多数人认为，石友三既然已经兵败，沈克又无处可去，应该予以接纳。

会议决定，要沈克将部队拉到城西、城东进行收编。

1931年8月9日，谷雄一、窦宗融等人带了一批物资以及银元赶赴阜平城东的王快镇接应。

不料谷、窦两人刚抵达王快镇，就被沈克秘密扣押，沈克见诡计得逞，又派出赵海清率部来到县城，诡称：

“奉谷政委指令，接受改编。”

赫光没有第一时间，沈克见赫光不上当，又于次日派人来通知：

“给养困难，军心涣散，请赫军长尽快接见，以稳定人心。”

赫光见此也不再犹豫。

1931年8月11日，赫光带领的主任刘子祥和六个战士，带着白面、肉、银元等物资来到法华村。

当天晚上，赫光一进入会议现场，就看见满是荷枪实弹的士兵，完全没有丝毫军心涣散的模样，立刻意识到自己上了当。

见赫光进入会场，沈克也按照计划，伏兵四出。

赫光拔枪打倒几个人，带着人就往外突围，但最终还是寡不敌众，倒在血泊之中，跟随赫光去法华村的只有一人得以幸存。

赫光牺牲时年仅29岁。

赫光被害次日，谷雄一等人被押解到北平陆海空军司令部行营军法处，面对敌人屠刀，谷雄一毫无惧色，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

谷雄一被害于北平西直门外，时年26岁。

红二十四军的领导层一下子被害，致使全军处于低迷，不久即撤出阜平，一路在山西转战，直至撤过黄河抵达陕北，全军仅剩仅剩六七百人。

在国民党军残酷打击下，红二十四军这面旗帜终究还是倒了下来，剩余力量在不久后编入陕北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