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的巨贪，两次落网都是被红颜所害，背后的故事令人唏嘘

1995年12月28日，深圳体育馆。六千名副处级以上干部坐在台下，一动不动。台上站着一个男人，手被反绑，低着头。

就在宣判结束的几分钟后，他被押出会场，押上囚车，押赴刑场。枪响之前，他没有回头。

这个男人，叫王建业。他曾是深圳最有权力的处长之一，也是当时全国受贿数额最高的罪犯。而让他两次自投罗网的，是同一个女人。

1986年2月，王建业从吉林调到深圳。那是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没几年的深圳，到处是工地，到处是机会，也到处是漏洞。王建业落脚的地方，叫深圳市计划局财贸处。听起来普通，实则不然。

王建业1987年升副处长，1990年坐上处长的位子，全面接管深圳市外汇额度分配和进口物资审批。这个权力的含金量，用当时一句话形容最准——"每天约他吃饭的公关队伍排成长龙，绕着楼道都转不完。"

企业要进口钢材，找他。公司要换外汇，找他。想拿免税指标，还是找他。他的一个章，值多少钱？没有上限。

这是一种制度性的危险。审批权集中在一个人手里，没有制衡，没有监督，只有排队送礼的人。王建业在这个位置上，一坐就是好几年。腐化，是迟早的事。

但让这场腐败真正加速的，不是那些送钱的企业主，而是一个叫史燕青的女人。

1991年底，两人关系越过了边界。

王建业当时有妻有子，但没挡住。史燕青正式成了他的情妇。王建业随后的第一个动作，是推荐她承包一家物资公司的业务部。

这个安排，是整个犯罪链条的起点。

史燕青有了合法的公司身份，王建业有了审批大权，两个人一内一外，开始系统性地把国家资源变成私人财富。

具体怎么操作？分三条线。

第一条线是受贿。王建业利用审批职务，给各家企业批指标、批外汇，收钱。从1992年8月到1993年6月，十个月，受贿超一千万。平均每个月进账百万元以上。那一年，广东省国有单位职工人均全年工资不到五千五百元。他一个月收的钱，顶普通工人干一百八十年。

第三条线是联手贪污。1993年5月，最大的一笔来了。史燕青以蛇口石化公司名义，谎称"朋友手里有300万美元外汇额度，其中150万以牌价供公司使用，另外150万需要按市场调剂价购买，差价要付给中间人"，骗取公司同意，再由王建业经手批了30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

这笔交易套出的差价和手续费，合计人民币452万元。钱通过史燕青弟弟的账户提出来，转成美元，打进王建业在香港华侨商业银行的私人账户。

赃款出境，账户在香港，人留深圳——这是一套成熟的洗钱路径。

两个人没有停手。他们还在张罗后路。

1992年6月，王建业和史燕青化名"李亚平"和"余芬"，在广东惠东伪造户口，办了结婚手续。以这对假夫妻的名义，两人申请到了赴泰国探亲的护照。同年10月，在一个做保税业务的商人协助下，两人又在境外办了洪都拉斯护照。一套中国假护照，一套洪都拉斯护照，再加上香港的离岸账户——后路已经铺好，随时可以跑。

只是，跑路的计划，终究没有赶上举报信的速度。

1993年6月，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收到一张纸条。纸条上没有署名，没有日期，内容只有短短几十个字：蛇口石化公司史燕青，勾结计划局的人，利用审批外汇额度从中受贿。

就这一句话，捅开了整个案子。检察院没有轻视这张纸条。专案组先悄悄摸排，越查越深，越查越惊。很快，调查方向锁定史燕青。检察人员决定直接上门搜查。

就在这时，门口响起了脚步声。

原来，搜查进门的时候，史燕青正在给弟弟打电话。通话突然中断，弟弟怎么回拨都没人接，以为出了事，赶紧向"姐夫"王建业求救。王建业接到消息，立刻找了亲信开车赶过来。亲信上楼打探，告诉他很可能是检察院的人，劝他别上去。王建业没听。他上去了。

门开的瞬间，史燕青冲着他大喊，示意他是走错门了的陌生人。专案人员没有被这番表演糊弄——来的人，正是护照上的那张脸。当场控制。这是王建业第一次落网。

然后，是审讯。王建业一句话不说，只是不停地抽烟。史燕青倒是开了口，说了一些关于命运和死亡的话，情绪激动，态度强硬。两人对峙了将近两天，没有实质性突破。

就在专案人员疲惫短暂休息的间隙——王建业跑了。

1993年7月4日清晨，他从云南省西双版纳边境偷渡出去，进入缅甸，再转道泰国。人跑了，案子还在跑。

王建业在泰国的日子，没有消停。他一直在打听国内案件的进展，想着史燕青的情况，想着能不能想办法捞她出来。他在国外，心还挂在深圳。

这个挂念，成了他的致命伤。

中方掌握了他的行踪信息，通报泰国警方。1993年9月20日，王建业在泰国被捕。9月30日，他被押解回国。这是第二次落网，还是因为史燕青。

只不过这一次，史燕青已经在检察机关配合交代，把关键信息都说了出去。事后有报道指出，史燕青落网后为求自保，供出了王建业的相关情况，间接促成了泰方对他的抓捕。

王建业的朋友曾经提醒过他，对史燕青别太认真。王建业的回答是：感情的事，旁观者不清。

他说对了一半。感情的事，外人确实看不透。但有一件事，外人看得清清楚楚——这个男人，为一个女人，把自己送进了死路，两次。

1994年6月29日，深圳市检察院正式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从举报信到起诉，隔了整整一年。这一年里，专案组梳理了海量账目、证人证词、银行流水，把每一笔钱的来源和去向，都追了个清楚。

1995年1月5日，深圳市中院公开审理此案。庭审现场，王建业的辩护思路令人意外——他声称收钱的是"李亚平"，不是他本人。他说，"李亚平"是另一个人，那些受贿和账户跟他无关。

这个辩护，有点荒唐，但也有点悲凉。那个"李亚平"，是他自己给自己取的假名，是他亲手伪造户口、办了护照、用来娶史燕青的名字。

他用一个自己造出来的影子，试图把自己从罪行里切割出去。法院没有接受这套逻辑。书证、账单、行贿人的陈述、王建业亲笔写给行贿人的银行账号纸条——证据链完整，指向明确。

1995年4月7日，一审判决：王建业，受贿罪、贪污罪、重婚罪、偷越国境罪，数罪并罚，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史燕青，投机倒把罪、贪污罪、重婚罪，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两人均不服，提出上诉。王建业的辩护方还提出一个新论点：声称被引渡回国前，中方曾承诺只判有期徒刑，不会判死刑。这个主张，被法院审查后逐一驳回，没有任何证据支撑。

1995年7月31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1995)粤高法刑经终字第50号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复核。

1995年12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核准对王建业的死刑判决。三级司法机关，三道程序，结论一致。1995年12月28日上午，深圳体育馆。这一天举行的，是宣判执行大会。全市副处级以上干部六千余人参加，坐满了场馆。这场大会，本身就是一种警示——让每一个手握权力的人，亲眼看见这件事的结局。

台上，法院宣读最终认定：王建业在任期间，利用审批外汇额度和进口物资指标的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贿赂美元及人民币合计949万余元；伙同史燕青共同贪污452万元，本人分得150万元，赃款全部汇入其香港私人账户。

宣判结束，王建业被押离会场。据当时在场人员的描述，整个宣判过程中，史燕青一直注视着他——他站左边，她扭头向左；他站右边，她目光跟着转。王建业始终没有回应。

押出会场，押上囚车，押赴刑场。枪响。史燕青的死缓，后来经过数次减刑。2009年10月23日，她刑满释放，距离那个下午，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四年。案件留下的东西，比判决书更长久。

学界对此案的关注，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量刑标准：王建业案是此后学界讨论职务犯罪死刑适用时，最常被援引的案例之一。受贿近千万元、主观恶性极深、潜逃拒不认罪——这些情节的叠加，构成了当时法律框架下"情节特别严重"的完整图谱。

二是制度反思：一个处级干部，何以在短短两年内完成如此规模的权钱交换？根源在于审批权过度集中、缺乏实质性监督。这个问题，不会因为一声枪响而自动消失。

王建业案发生的1993年，距离深圳经济特区设立不过十三年。那是一个制度在追赶欲望的年代，规则还没跑赢机会，监督还没追上权力。王建业站在这个缝隙里，先是吃进去，后是跑出去，最后被拉回来，死在了这里。

他创造了一个纪录，也终结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