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无闻先生古文字创作的文化阐释丨以三类古文字集联书法创作为例

作者丨邱世鸿 张冰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西泠印社社员/江苏省艺术基金管理中心评审部主任）

古文字集联创作，远非简单的字形拼合与书写表现，而是一项融合文字学、文学、书法、历史与美学的综合性文化实践。它既是学者素养与文人情怀的体现，也是“通人之艺”与“通人之学”的象征。徐无闻先生作为当代学者型书法家的杰出代表，其在甲骨文、小篆及中山王篆等古文字集联创作上的成就，不仅展现了深厚的学术功底与艺术造诣，更映射出中华传统文化中“艺道一体”“文墨相生”的生命精神。本文旨在通过其三类古文字集联创作，阐释其作品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与审美价值，探讨其如何于方寸联语之间，贯通学术与艺术，融合古典与创新，并最终指向一种醇雅高致的人格修养与生命境界。

一、古文字集联：作为“通人之艺”的学者实践

集联创作，尤其是以古文字为载体的集联，对作者提出了极高要求。它要求创作者不仅深谙文字源流、形体演变，具备扎实的文字学功底，还须拥有深厚的文学修养，能够熟练运用诗词格律、驾驭文言对仗，更须将这一切通过书法艺术完美呈现。因此，历史上的集联大家，如罗振玉、容庚、俞樾等，多为学养渊博的通儒，其集联作品堪称其“通人之学”的自然流露。徐无闻先生正是这一传统的优秀继承者与光大者。

徐无闻 马王堆西汉帛书《老子》乙本选抄 19cm×59cm 1989

徐先生早年求学于四川大学中文系，后长期在西南大学从事唐宋文学与书法教育的教学与研究。这种双重学术背景，为其集联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深受其师易均室、方介堪等前辈的影响，很早就认识到集联并非简单的文字游戏，而是锤炼文思、训练语感、融合古今的综合性学术与艺术修行。他将集字视为“练习文采、对仗、韵律的最佳手段”，并乐此不疲。这种自觉的创作观念，使其集联实践从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学术指向与文化追求。

徐无闻 杜甫《饮中八仙歌》37cm×136cm 1992

其古文字学养极为深厚。他曾参与国家重大文化工程《汉语大字典》的编纂，任编委并担任字形组组长，并主编《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甲金篆隶大字典》《甲骨书法选》等多部工具书。更为人称道的是，他曾七度手抄并校勘《说文解字》，对字源、字理、字形可谓烂熟于心。这种近乎严苛的学术训练，塑造了其对待古文字创作的根本态度：敬畏历史，恪守规范。他反复强调：“书法家写的篆隶形体，应该有可靠的根据。”在《殷墟甲骨书法选》序中，他明确主张：“集联时，应以有公认释读的字为限，不宜以同音字随意通假，更不宜用偏旁去拼凑出‘新’甲骨文。”这种对文字准确性的执着，正是学者型书家的核心特质，也是其集联创作文化品格的基石。他曾因误书“兴”“与”二字而深感愧疚，此事成为其终生强调“书法家只有把字写正确、写好的义务”的直接动因。正是这种严谨的学术精神，使其集联作品在艺术美感之外，更具备了一份可信的文化重量。

二、三类古文字集联的审美创造与文化表现

徐无闻先生的古文字集联创作，集中于甲骨文、小篆与中山王篆三种书体。这三类创作并非简单的书体转换，而是基于其深厚的学术研究，结合个人审美情趣，进行的富有层次与深度的艺术探索，每一类都蕴含着独特的文化表现。

（一）甲骨文集联

甲骨文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成熟汉字体系，其字形天真朴拙，笔意劲挺直率，具有强烈的象形性与空间构成感。徐先生的甲骨文集联，在准确把握其字形特征的基础上，进行了创造性的艺术升华。他并非机械摹写契刻效果，而是融入小篆的笔法，使线条在挺拔爽利中增添了婉转流畅的韵致，实现了“刀笔味”与“书写性”的巧妙结合。

徐无闻 李格非（附边款） 尺寸不详 1987

例如其甲骨文《夫妇宾朋八言联》，字形选择严谨有据，章法布局错落有致。甲骨文本身的简古质直，与联句所表达的伦理亲情、友朋之乐相得益彰，形成一种古朴而温馨的意境。更妙的是，他常以飘逸遒媚的小行书落款，与甲骨文大字形成鲜明对比。一古一今，一拙一妍，一静一动，在对比与映衬中，不仅展现了书体的丰富性，更营造出一种跨越时空的审美对话，显得别具情趣，韵味悠长。这类创作，彰显了他在尊重古文字原貌的前提下，融入个人理解与时代审美，进行“与古为新”艺术转化的能力。

（二）小篆集联

小篆是徐无闻先生用力最勤、创作数量最丰的领域。他深研秦代李斯、唐代李阳冰之法，笔法精纯，线条圆劲婉通，结构匀称典雅。其小篆集联，代表了其书法艺术中“醇雅”风格的最高成就。“醇”指学问、性情之纯正深厚，“雅”指格调、趣味之高尚脱俗。他认为，小篆虽规范严整，但书写时不可沦为呆板的工艺描画，而应灌注书者的性情与学养。

徐无闻 渴不饮盗泉水 热不息恶木阴（附边款）尺寸不详 1989

他的小篆集联作品，如《旧学新知七言联》（集朱熹句），正是其“醇雅”书风的完美诠释。用笔稳健从容，线条凝练而富有内力，结构在匀整中微见变化，整体气息沉稳、邃密、深沉，毫无浮躁之气。这种气质，绝非单纯技巧所能达成，而是其长期沉浸于经典、涵养学问的自然流露。他认为，书法之美与人格修养、文学积淀密不可分。他推崇古代文学家兼书法家的传统，曾言：“古代专以书法名世的人，若无一定的文学修养，也断难成为大家。”因此，其小篆集联的文学内容多精心锤炼，对仗工稳，寓意深远。如“画来野水荒山外，书出秦金汉石中”，不仅平仄协调，对仗严谨，更将绘画、书法艺术的源泉归于自然与古典，表达出其崇古、师古而不泥古的艺术观。这类作品，将书法的形式美、文学的意境美与学者的深沉气质完美融合，实现了内容与形式、艺格与人格的高度统一。

徐无闻 行云流水（附边款） 尺寸不详 1984

（三）中山王篆集联

徐无闻先生对书法史最具原创性的贡献之一，在于他对中山王篆的发现、研究与艺术推广。1977年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青铜器出土后，其铭文字体修长秀丽、精美绝伦，但学界多仅从考古、历史角度关注。徐先生以其艺术家的敏锐，率先认识到其独立的书法审美价值，并将其从笼统的“金文”或“大篆”中剥离出来，确立为一种独特的篆书体势。他概括其风格为“精劲奇丽”——精于用笔与结构，劲挺而富有张力，造型奇崛生动，整体风貌清新亮丽。

徐无闻 右军庾信七言联 119cm×24.5cm×2 1982

他将临摹研究中山王篆分为几个阶段：从最初依据模糊的印刷品摸索，到对获赠拓片细心揣摩，再到亲赴故宫博物院目验原器，感受其神采。经过长期心追手摹，他娴熟掌握了其笔法特征（如起收笔的露锋与修饰、线条的粗细变化、结构的错落与排叠），并成功将其引入书法创作，尤其是集联创作。中山王篆集联成为其晚年艺术成就的突出标志。

代表作如《勤旧学辟新知七言联》，其联语“勤旧学不懈夙夜，辟新知时有见闻”融合《诗经》“夙夜匪懈”与朱熹诗意，勉励为学当勤奋不懈、开拓新知。以中山王篆书之，字形颀长秀美，线条细劲挺拔，笔锋使转灵动，在极其工整精严的格局中，蕴含着飞扬的动感与瑰丽的想象。他将这种过渡体篆书的“装饰性”成功转化为“书写性”，实现了从金石铭文到案头翰墨的关键转换。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大量创作和理论倡导，使中山王篆与大篆、小篆鼎足而三，为当代篆书创作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路径，丰富了篆书艺术的语言宝库。其《临〈战国中山王▇器〉》至今仍是后学范本，而其集联创作，更是将这一古老字体的艺术生命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徐无闻 贤者逸人八言联 126cm×28cm×2 1985

三、集联中的多重文化内涵与人文精神

徐无闻先生的集联创作，其文化价值远不止于书法形式之美。它更是一个综合性的文化文本，承载着丰富的文学内涵、历史记忆、哲学思考与伦理寄托，是其综合修养的集中体现。

（一）文学修养的诗意灌注与意境营造

徐先生本身是一位造诣颇深的诗人和古典文学研究者。他认为“书法篆刻就某方面说与作诗相通”，都讲究神韵、意境和品格。这种诗性思维深深渗透于其集联创作。其集联来源广泛，或直接集自唐诗宋词、《诗品》，或化用古人诗句，或自撰新词，无不经过精心的文学锤炼。

例如其小篆《明月流水八言联》，集司空图《诗品》句而成。《诗品》中“流水今日，明月前身”一句，蕴含佛理与哲理，喻指今日之纯净源自本性之皎洁，意境空灵幽远。徐先生以此入联，配以典雅的小篆，使得抽象的哲学感悟转化为可视可感的艺术形象，令人回味无穷。又如《青松红叶七言联》，其联语“青松阅世风霜古，红叶满山烟月香”，前句化用张继诗，后句融合古人画意，将自然风物与历史沧桑、幽静月色交织在一起，营造出深邃苍茫而又不失温馨的审美境界。这些联句，平仄谐和，对仗工稳，辞藻优美，充分展现了其作为“诗人书家”的深厚文学功力。他强调“字外功夫”，认为文学素养是书家摆脱“匠气”、提升作品精神高度的关键，其集联正是这一理念的最佳实践。

徐无闻 自书诗稿 33cm×66cm 1992

（二）历史典故的化用与“借古开今”的智慧

用典是中国传统诗文的重要手法，能使作品含蓄凝练、意蕴丰厚。徐先生学识渊博，精通文史，其集联常巧妙化用典故，借古人之事之言，抒今人之怀之思，达到“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的效果。

如其《古乐新声七言联》，联语云“古乐复传姜白石，新声竞听柳屯田”。姜夔（白石道人）是南宋精通音律的词曲大家，柳永（屯田员外郎）是北宋开创慢词风气的市民词人。此联以“古乐”与“新声”对举，借两位音乐文学史上的代表人物，表达了艺术发展需要承传经典（复传）与拥抱时代（竞听）的辩证思想，寓意深远。若不熟悉姜、柳二人的艺术贡献，则难以领会此联的巧妙与深度。再如其名联《赏竹看山六言联》，其联语“赏竹能同与可，看山有会渊明”，分别用宋代画竹大师文同（字与可）和东晋隐逸诗人陶渊明之典，表达了寄情林泉、慕效先贤的高雅情怀。这类用典，并非简单堆砌，而是如“水中着盐，饮水乃知盐味”，自然融入联意，既显学问，更增雅趣，体现了作者“与古为新”的文化智慧。

徐无闻 临《战国中山王▇器》四条屏之三 尺寸不详 1991

（三）伦理教化与人格砥砺的生命关怀

徐无闻先生身为人师，其集联创作常带有明确的教化意义和勉励色彩。他善于将传统的伦理观念、修身智慧，转化为简洁优美、易于记诵的联语，赋予书法艺术以“成教化，助人伦”的社会功能。

这类作品在其集联中占有相当大比重，且多为其自撰或改撰。如《居家作事七言联》，其联语“居家世传勤为宝，作事常思利及人”化用传统家训，将“勤”定为传家之宝，将“利人”作为行事准则，语言朴实无华，却蕴含深刻的儒家义利观与处世哲学，是为门生晚辈书写的典范格言。又如《为学修身七言联》《充海阔养先忧七言联》等，均致力于勉励后学修身进德、立志向学。这些联句，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融入了其人生体悟与教育理想，饱含温情与期望。它们悬挂于书房厅堂，不仅装饰环境，更能时时警醒、陶冶性情，实现了艺术审美与生命修养的有机结合。这正如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艺道一体”，艺术最终指向人格的完善与精神的提升。

徐无闻 山水性情八言联 136cm×27cm×2 1990

四、徐无闻古文字创作的文化意义与当代启示

徐无闻先生逝世已30余载，但其艺术与学术影响却与日俱增。其古文字集联创作，作为其“通人之艺”的缩影，具有超越时代的多重文化意义。

首先，他树立了“学者型书法家”的当代典范。在他的艺术实践中，学术研究（文字学、文学、史学）与艺术创作（书法、篆刻）不是分离的，而是相互滋养、彼此成就的统一体。严谨的学术为其艺术提供了深度与底气，而艺术的敏感与创造力又为其学术注入了灵性与活力。他打破了“尊德性”与“道问学”、“道”与“艺”的隔阂，恢复了传统文人艺术中“文质彬彬”的理想状态。

徐无闻 赏竹看山六言联 尺寸不详 1993

其次，他探索并实践了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有效路径。无论是将甲骨文、中山王篆等古老字体成功引入现代书法创作，还是将古典诗文、伦理智慧融入当代人的审美与生活，他都做到了“与古为新”。他不是泥古不化的保守者，而是以深厚的学养为根基，进行甄别、提炼、转化与创新的文化传承者。其对中山王篆的发掘与推广，尤为典型地展示了如何从考古发现中汲取艺术营养，开创新的艺术风格。

最后，其艺术教育理念影响深远。他将书法硕士点设立于中文系，强调文化修养是书法教育的根底，主张“以学养艺”。这一理念塑造了“西师流派”重学养、重品格、重综合修养的独特气质，培养了一批兼具学术视野与艺术创造力的后继人才，为当代书法教育提供了宝贵经验。

徐无闻 节临《鲜于璜碑》 68cm×66cm 1982

结语

徐无闻先生的古文字集联创作，是其学识、才情、审美与人格的结晶。透过甲骨文之劲挺、小篆之醇雅、中山王篆之奇丽，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三种书体的艺术展现，更是一位文化大家如何以笔墨为舟楫，徜徉于浩瀚的文明之海，打捞经典的碎片，编织成既有古典神韵又具个人体温的文化锦缎。他的实践雄辩地证明，古文字书法绝非博物馆里的标本，也非炫技的工具，而是一种鲜活的文化行为，一种连接历史与当下、学术与心灵、个体修养与社会关怀的生命实践。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浪潮席卷的今天，徐无闻先生所代表的“通人之艺”精神及其作品中蕴含的深厚文化品格，对如何坚守文化主体性、如何在继承中创新、如何使高雅艺术滋养当代人心灵，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其联曰：“为文有益于天下，做事无愧乎子孙。”这正是其一生艺术与文化追求的写照，其作品与精神，必将如“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在时间的流逝中越发彰显其不朽的价值。

徐无闻简介

徐无闻（1931-1993年），原名徐永年，四川成都人，当代著名学者、书法家、篆刻家。生前为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西泠印社社员，曾担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汉语大字典》编委、四川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重庆印社名誉社长等职。在书法、篆刻、文字学、诗词等多领域造诣深厚，尤以开创“西师流派”闻名。其艺术融合金石、文学与考古，提出“中山王篆为大小篆间新体”等重要观点，倡导“艺道一体”，影响深远。长期致力于艺术教育与创作，培养众多人才，推动巴蜀文化发展，被誉为巴蜀文化艺术界的领军人物。著作有《东坡选集》《甲金篆隶大字典》等，学术与艺术成就在全国具有广泛影响。

本文转自《书画世界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