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天下事哪有捷径？

1930年9月，胡适从上海重返北平，借住在好友任鸿隽家中。10月8日，有一位白头老人来访，不巧赶上胡适外出，遂留下一大包文字与一张短条子。胡适回来一看，才知此人竟是他仰慕已久的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志士王照（小航）。三天后回访，初见若平生欢，畅谈良久，由是订交。

1931年5月31日夜，胡适为王照《小航文存》四卷本作序，其中多有同道之间声应气求之语。临近结尾，他引用了王照讲述的一段往事：

戊戌年，余与老康（有为）讲论，即言：“……我看止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一天的改变，再行一切新政。”老康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的及？”迄今三十二年矣，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

王照小康有为一岁，辈分相当，晚年忆旧，故称老康。戊戌变法之后三十二年，应指1930年。二人争论，可归结为渐进与激进之争，在戊戌年一再重现。张元济、康广仁等都曾像王照这样谆谆劝导康有为，无奈自负如后者，丝毫不为所动。变法失败，政策、手段过于激进正是一大原因，尽管不是最重要的原因。这里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王照回首往事，会感叹“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

戊戌年王照任礼部主事，应诏上书，因内中有“请皇上奉皇太后圣驾巡幸中外，以益光荣而定趋向也”等语——此乃王照头脑开明、前卫的表现——礼部尚书许应骙斥为“包藏祸心”，不肯代奏（主事只是六品官，没有直接上奏权，须请部门长官代奏），“臣等若贸然代奏，他日倘有意外，则王照之肉其足食乎”。奏折被搁置月余，王照找许应骙理论，反遭参劾。官司打到御案，光绪帝为之震怒，称王照立意如何，朕心自有权衡，毋庸许应骙鰓鰓过虑，不肯代奏，则属抗旨。于是借机立威，把礼部六位堂官（满汉两位尚书、四位侍郎）全部罢免。

王照一举成名，获赏三品顶戴，成为当朝红人。待到政变爆发，他也只能跑路，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一道流亡日本。然而他与康有为亦非同志，不久即决裂（后来他反思戊戌变法，一面批判守旧派“皆误国者也”，一面批判康有为等维新派“亦庸医杀人者也”）。两年后潜回中国，投身教育，创制并推广“官话合声字母”——这是中国第一套汉语拼音文字方案。

如果在王照身上只贴一枚标签，我的选择是教育家。

他自称“三十余年拙论不离普及教育”：戊戌年，他主张立学堂，开风气，以为新政之本；1912年，他在上海发表《救亡以教育为主脑论》，主张教育是政治的主脑，教育要旨在于使人人具备生活必须之知识；1930年，他作《实心救国不暇张大其词》，依旧主张根本之计在于普及教育；晚年批注《戊戌六月礼部代递奏稿》，自我批评道：“是时尚狃于育才之习语，不以增进民众知识为言，甚可笑也。擢用器使等语尤为浅陋，教育之重要，岂在备官材乎。”……且不论其水准与成就如何，单是这份坚守，长达三十来年，所谓“一息尚存，此心不死”，足以令人动容。

作为教育家的王照，对同道胡适推崇备至。1930年10月8日，他拜访胡适未果，留信云：“本年四月，因梁漱溟于其月刊中与先生相论，始悉今日国中真大澈悟者尚有先生。以今日之中国，非少数人所能挽救。然先生之资望，可以力敌万人，我国一线生机仅在此……”读王照文章可知，他一向不爱说客套话，这番话大体是肺腑之言。

翌年出版《小航文存》，请晚他一辈的胡适作序，更见推重。这背后，除了理念与志业的共鸣，想来还有一点，即二人在方法论上都是忠诚的渐进主义者，都注重点滴的努力与改进。

近世——确切说，甲午战争——以来，在瓜分豆剖、蚕食鲸吞的亡国灭种危机之下，仁人志士大都陷入一种“时间的焦虑”。

与康有为“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一言相应，李鸿章曾对“建议中国政府进行教育改革”、二十年可见教育种子钱带来百倍收益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说“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孙中山对提议“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着手，庶几逐渐更新才是”的严复扼腕叹息道“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这些人口径出奇一致，即强调时间之于国家危机的急迫性：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压根没有足够的时间，容许渐进论者聚沙成塔，滴水穿石，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此外，揣摩孙中山等心思，显然希望毕其功于一役，在自己这代人手上达成民主转型的功业。同盟会成立之后，内部曾爆发旗帜争执，孙中山力主青天白日旗，黄兴力主井字旗。双方相持不下，黄兴致信胡汉民表态云：“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反被胡汉民、汪精卫等吐槽“陈义颇高”。

由此推论，胡汉民们则主张成功自我辈，居功亦自我辈。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不可推诿到下一代，这是最起码的责任感，然而当一项使命，过于艰巨而沉重，绝非一代人所能完成，那么急于求成，反而误事。

回头再说王照。三十二年后回顾与康有为之争，他感叹“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这是因为，站在1930年的门槛抚今追昔，会发现李鸿章、康有为、孙中山等所念兹在兹的时间因素，对于中国转型，并未化作问题；真正的问题端在于国家选择的方向，在于一代人付出的努力。方向对了，努力够了，时间的压力必定被淡化；反之，越是追求速成，越可能速败、速朽。言必称缓不济急、时不我待云云，到头来把失败的责任推到时间头上，无疑是一种偏执、懦弱的做法。

至于成功与代际的关系，胡适有一名言：成功不必在我，努力必不唐捐。前半句与黄兴一脉相承，后半句则向上推进一步。我们必须意识到，相比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立国之难，更甚立人，周期当以数百年计。

像民主转型这样的大业，往往需要好几代人薪火相传、弦歌不辍的接力，一代打地基，二代砌墙，三代上梁……所以万万不可企望一代收功，正如万万不可企望斩首一国寡头便能天翻地覆，制定一部宪法便能焕然一新。

对此，傅国涌先生的两句话极具代表性：“真快，我们这一代的时间消磨得差不多了。”“大家都已尽力而为，虽有遗憾，但也坦然。”第一句表达了对时间的焦虑，第二句则用努力的解药化解了时间的焦虑。说到底，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但求尽力，至于谁人、几时收功，只能听诸天命。

也许一些人心有不甘，然而“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乃是人类永恒的悲剧。生有涯而知无涯，人力有限而人事无限，这一点，无论渐进主义还是激进主义都无法否认。它们——尤其追求速成的激进主义者——同样不能否认的是，如王照所云、胡适所引的一句格言：

天下事哪有捷径！

本文选自“大家谈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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