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本月，OpenAI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的住宅，在短短两天内遭遇了燃烧瓶袭击和枪击事件。虽然两起事件的具体动机仍在调查中，但奥尔特曼本人在首次遇袭后的回应中指向一种可能：人们对人工智能的焦虑情绪是深层原因。
两起突发事件，连同近年来美国多地爆发的反AI游行，共同揭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深层次问题：当技术以令人眩晕的速度向前飞驰时，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冲击。
奥尔特曼的遭遇其实有迹可循。它仿佛一面镜子，映照出技术精英与普通大众之间若隐若现的裂痕。
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在2025年发布的调查报告，大约一半的美国受访者对AI发展感到“更担忧”，仅约10%感到“更兴奋”。
这种担忧并非全然源于对未知的非理性排斥，而是有着冰冷的社会现实基础——根据美联储发布的《2024年美国家庭经济状况报告》，超过三分之一的成年人难以应对达到400美元的突发开支（指用现金或等价物）。
在一个系统性保障承压的社会里，对于AI，普通人的感受从好奇、憧憬，逐渐过渡到焦虑和恐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值得指出的是，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报告显示，类似情绪变化在多个国家存在。
奥尔特曼在遇袭后的反思中承认，“成为掌控AGI的唯一主宰”这种执念具有“魔戒”般的力量，能让人做出疯狂之举。这句话点中了问题的核心。
如果技术的发展最终只是让少数人掌握前所未有的权力和财富，而多数人沦为被算法支配、被机器替代的边缘群体，那么社会契约的根基将被动摇。极度的贫富分化和机会不均，可能会以各种形式进行反噬——包括暴力行为。
从这个角度看，针对奥尔特曼的袭击，无论其直接原因为何，都像是这种深层社会矛盾释放出的一个危险信号。
针对奥尔特曼的袭击事件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广泛讨论，很多讨论指向一个核心结论：一切技术演进的终极标尺，必须回归到能否真正为人类增进普遍福祉。
这并非要求技术停滞，而是要求技术发展必须与公共政策、社会伦理同步演进，最终达到惠及众生、减少贫富差距的目标。
奥尔特曼本人也承认，人们的恐惧和焦虑“是有道理的”，并呼吁制定新政策帮助度过艰难的经济转型期，强调AI必须民主化，权力不能过于集中，不能只让几个AI实验室作出对未来最重要的决定。
在这方面，中美两国的路径对比提供了鲜明的参照。
美国部分科技巨头鼓吹去监管化发展，强调技术效率优先，而特朗普政府一直倾向于轻监管。
相比之下，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务实举措，包括强制要求AI生成内容添加明确标识，出台《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办法（试行）》等，把“以人为本”和“技术向善”作为发展人工智能的根本原则。
这种审慎的态度，正是认识到技术发展的尽头不应是效率或利润，而应是人的福祉。
回顾工业革命以来的历程，每当技术力量挣脱必要的约束而“野蛮生长”，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生产效率的提升，更有环境的破坏，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裂痕。
面对AI这一可能重塑人类文明基础的力量，我们不能重蹈覆辙。奥尔特曼呼吁的“让技术广泛惠及大众，不让任何人独占‘魔戒’”，不应只是遭遇危险后的顿悟，而应成为所有技术创新者、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的警钟。
警钟上镌刻的道理是：无论技术如何发展，都必须以增进全人类的文明福祉为使命，避免任其成为少数人压榨多数人的工具，从而加剧不平等。
（作者系第一财经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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