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勃：“像惊雷一样唤醒大地，让万物生长、勃勃生机”

齐鲁网·闪电新闻4月13日讯为持续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创新实践，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王咏梅、研究生姚力楠前往重庆了解“南下”新闻干部雷勃的人生经历和其参与创办《重庆日报》的光辉历程。期间，团队参观了重庆日报报社及相关旧址，并就雷勃参加西南服务团与创办《重庆日报》的经历采访了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蔡斐教授和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何志明教授。

雷勃，1922年生人，原名秦駉，江苏盱眙人。1940年春，雷勃开始从事党的新闻工作，194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用雷勃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从一九四〇年春参加革命工作以来，基本上算是终生从事新闻工作。”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历任《淮南日报》、华中《新华日报》、山东《大众日报》、济南《新民主报》、上海《解放日报》编辑、记者、时事新闻编辑室主编、编委等。建国后，历任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编委、编辑副主任，《重庆日报》编辑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党委书记。1982年任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83年10月任市委宣传部顾问。1988年5月被确定为高级编辑。1988年12月离职休养后，仍心系新闻事业。曾任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顾问，重庆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名誉主席，重庆市新闻学会会长、名誉会长，重庆市老新闻工作者协会名誉主席，中共重庆市委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重庆）团史研究会名誉会长。

雷勃

改名“雷勃”誓要唤醒大地

雷勃自小语文成绩较好，小学时曾在当地报纸上发表过儿童习作。抗日战争开始后，年仅15岁的雷勃就和同乡的一些青年一起办油印的《抗日战讯》，他在其中担任抄录当时南京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的任务。后来这份小报由于日寇侵占南京而终刊。

1940年初，新四军五支队（罗炳辉任司令员），从国民党顽固派统治下解放了原属安徽省、现属江苏省的盱眙县城。当时不满18岁的雷勃，怀着满腔的抗日激情，投身到革命熔炉之中。1940年5月，刘少奇到盱眙县城视察，指示盱眙县委要办张报纸；6月，中共盱眙县委机关报《新盱报》创办；7月初，雷勃调到《新盱报》工作，最开始报社只有三个人，雷勃既是编辑，又是记者，既搞内勤，又搞外勤。也就是在这里，“雷勃”成了他的新名字。鉴于先前的国民党县党部书记杨梦九于1934年3月1日也办过一份同名报纸《新盱报》，彼时的雷勃曾说：“我们现在的《新盱报》和原来的《新盱报》截然不同，作为宣传抗日的《新盱报》，发出的是党的声音，是革命之声、正义之声，就是要像惊雷一样唤醒大地，让万物生长、勃勃生机。而申屠侯匡扶正义，推翻‘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拥立周室中兴。我们也正是要推翻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三座大山’，用正义之声呼唤人民、打击敌人！”自此，雷勃开始了他投身新闻事业、执笔唤醒大地的报人生涯。

在《淮南日报》坚持工作

1941年5月，日伪集中近万兵力对淮南根据地实行大“扫荡”，路东省委决定所属各县的县报停刊，集中力量办好省委机关报。1941年7月，《新盱报》停刊后，雷勃和同事被调到中共淮南津浦路东区党委机关报《新路东》（《淮南日报》前身）工作，先后担任缮写、校对、总校对、编辑、记者、主编、编委等职。

《新路东》报第564期（1944年3月18日出版）

1943年2月，华中局决定成立淮南苏皖边区党委，同时成立淮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1944年4月1日，为了更好承担中共淮南区委机关报的职责，《新路东》报正式更名为《淮南日报》。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8月28日，《淮南日报》被迫停刊。《淮南日报》在五年多时间内共出版1092期，在敌伪频繁“扫荡”、反共顽固派不断骚扰的情况下，基本上没有间断过出版。雷勃为《淮南日报》做了很多的贡献，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是一九四一年夏由盱眙县报调到《新路东》报工作的，一直在报社工作五年多。办油印报时，做过刻写钢板工作，办铅印报时作过总校对、编辑、主编等工作。一九四六年七、八月北撒途中出版工作，是我一人主编的。”

1948年7月，江淮一地委决定恢复出版《淮南日报》。图为1949年5月1日出版的《淮南日报》（摄/谢超群）

《淮南日报》停刊后，雷勃被调到中共华中分局，分配到华中新华日报社，继续作时事编辑。在战火纷飞的艰难条件下，由恽逸群、包之静同志领导，在苏北沭阳地区连续坚持四个月，按期出版《新华日报》（华中版）。

深入调查报道支前工作

1946年底，我军实行战略转移，由苏北撤退到山东，《新华日报》与山东《大众日报》合并。雷勃也到了《大众日报》工作，并在1947年上半年，担任战地记者，负责华东前线的采访，曾徒步跋涉了整个鲁中南地区，行军一万余里，特别是对孟良崮战役的“支前”工作进行了深入的报道。五月下旬，雷勃写了一篇《山东五十万有组织的人民支援前线》的报道，由华东前线总分社用电报拍发到新华总社，于5月26日在总社播出，5月28日在《大众日报》刊出。接着，雷勃分别收到了新华总社和《大众日报》社对这则报道予以鼓励的来电来函，并认为报道及时，反映了人民战争的特点。

北京市老新闻工作者协会编撰的《一次难忘的采访 88位资深记者亲历记》一书中收录了雷勃的文章《孟良崮战役的“支前”采访》。在这篇文章里，雷勃详细回忆了当时在前线采访并写作《山东五十万有组织的人民支援前线》的经历。他这样写道：“这则报道虽然只有几百字，却是我一个多月深入采访、积累素材的结果。在孟良岗战役前和战役中，支前任务很重；在战役结束后，民夫支前，特别是转运伤员，押送俘虏等，任务更重。我的采访对象主要在基层，几乎跑遍了几十个民工支前团、营、连组织。在采访中，耳闻目睹了很多感人的事迹，不少民夫在支前战斗中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参加过为牺牲的烈士们举行的追悼会，追悼会上没有哭泣，而把仇恨集中在国民党反动派身上，决心更好地支援前线，消灭敌人。”

《山东五十万有组织的人民支援前线》原文

实事求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是《大众日报》的优良传统，在雷勃的这次采访中也得到充分体现。据他回忆：“在采访这则报道中，提到了山东50万有组织的人民直接支援前线，这个‘50万’人的数字，我是经过比较精确的统计的，绝不是估计的数字。这‘50万’只是指的以孟良崮战役为中心前后一个月的华东野战军的夏季攻势中直接支前的人数，并不包括山东其它各战场和后方的支前人数。毛泽东同志一再教导我们，打仗毙伤多少敌人，缴获多少武器，这些统计数字一定要准确，不准虚报。”为了获得支援孟良崮战役民伕的准确人数，雷勃除了从上级有关部门查询数字以外，还专门到诸城、藏马、胶南、高密等多个县做了调查统计，用实际数据说明了在当时除了老弱妇以外，几乎所有青壮年都前去支援了前线，由此可见在解放战争中山东人民作出的巨大贡献。此外，雷勃在采访中得到的所有材料几乎都是第一手材料，有的是亲眼目睹，有的是直接听当事人口述，有些数字直接查阅统计报表，如此保证了新闻报道的真实性。

《大众日报》这种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不仅体现在雷勃对孟良崮战役的报道中，也贯穿他的整个新闻生涯，成为其毕生新闻事业的鲜明底色。

1947年7月，雷勃调任《渤海日报》时事新闻主编。1948年8月济南解放后，又任济南《新民主报》时事新闻主编。

1949年4月初，雷勃等一众原在《新民主报》的编采人员跟随恽逸群南下，在解放后的上海创办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上海《解放日报》成立后，雷勃任编辑部组长。

率新闻大队南下到重庆

1949年6月上海解放后，中央决策命令刘邓大军入川解放重庆，解放西南。第二、第三野战军一路南下浙江、福建，向大西南进军。为了支援二野进军西南，华东局和三野决定从上海、南京等地抽调和招收一万多名党政军干部、工人、学生，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随刘邓大军到西南去。“西南服务团为了接管整个西南地区的新闻机构，在出发之初就组建了新闻大队，队员主要来自于老区的新闻干部和江浙一带报名参加的青年学生。”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何志明教授介绍道。

何志明教授接受采访（摄/林小木）

当时在《解放日报》工作的雷勃听了陈毅关于支援二野解放大西南的动员报告后，主动向领导请求到西南去。最终，上海市军管会文教接管委员会从新闻出版战线抽调了近百人（其中解放日报社抽调人数最多，约40人），由雷勃带队并担任该队的党支部书记。不久，这支队伍与其他两支来自北平原《解放报》和南京《新华日报》的新闻队伍在南京集合，参加了西南服务团为期三个月的集训。雷勃在文章中记录道：“在南京集训期间，我们学习了有关接管城市及新区城乡工作等方面的政策，初步了解了有关西南地区的情况。当我们在南京热烈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第二天，1949年10月2日凌晨，我们这支成千上万人的队伍，跟随举世闻名的刘邓大军，浩浩荡荡从南京火车站向大西南进发了。”

何志明教授说：“这支新闻大队的工作人员到了西南之后，做了两件事，一是接管报纸，包括国民党的报纸以及商业性的民间报纸；二是接管国民党时期的电台。同时他们刚到达西南后也面临着土匪叛乱、方言不通、人员不足等困难。当时雷勃在上海《解放日报》工作，二野前委决定，由他来领导整个西南服务团新闻大队的工作。到了西南之后，他又担任了重庆《新华日报》（西南版）的编委。”

重庆解放后创刊的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报头为毛泽东手书

重组重庆《新华日报》

在回忆文章中，雷勃详细记述了重建重庆《新华日报》的过程：“我们一行于11月20日到达湘西泸溪城，又与常芝青率领的原晋绥日报的同志会合。我与常芝青，邵子南同志一道，去向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廖井丹、西南局秘书长刘仰峤同志汇报，听取关于到重庆如何出版报纸的意见。中央已确定仍用《新华日报》作为西南局的机关报报名。当我们到四川彭水时，得知重庆已于11月30日解放。我们加快速度即于12月4日抵达重庆南岸海棠溪。常芝青派我先进城与军管会联系。当晚，我至范庄（军管会驻地）向张霖之同志汇报。他非常重视，立即派我作军代表，接管伪《中央日报》和《和平日报》，希望我们迅速出报。12月5日一早，我将队伍接进城，进驻黄家垭口伪《中央日报》社。组织上安排我办报，我就辞去军代表职务。在连续几天的紧张筹备之后，经西南局批准，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重庆《新华日报》于1949年12月10日创刊了。重庆和西南人民高兴地说:‘《新华日报》又回来了！’《新华日报》由廖井丹兼任社长，常芝青任副社长兼总编辑，由常芝青、李蔚然、雷勃，张惊秋、陈理源五人组成编委会，李蔚然任编辑主任，雷勃、张友任副主任。12月中、下旬，步行的后梯队陆续赶到重庆。我们这支一百多人的新闻出版队伍，从上海到重庆，历时半年，行程亡千里，胜利到达大西南。”

重庆《新华日报》营业部旧址（摄/姚力楠）

重庆《新华日报》总馆旧址

“因为在当时重庆的《新华日报》是西南局的机关报，所以说雷勃他对于整个西南地区新闻工作其实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在到达西南之后的40天内就恢复了《新华日报》的出版。这对于当时的西南局，甚至是成立初期新中国党的新闻事业建设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贡献。”何教授补充道。

促《大公报》转型《重庆日报》

1950年10月，雷勃由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调到重庆《大公报》任编辑主任（重庆大公报是分馆，总馆设在上海。分馆不设总编辑，由编辑主任统管全部编采工作）。彼时，《大公报》由于在经营管理方面有一套经验，在解放初期困难的条件下，做到收支基本平衡，稍有节余，没有要求政府补助。但重庆分馆既没有上海总馆的经费支持、人员调派和业务指导，在重庆地方上也仅与西南新闻出版局联系，工作一年后，雷勃感到这份私营报纸在当时的条件下继续办下去的困难很大，于是他前去上海与《大公报》总馆商议办法。总馆总编辑王芸生同意将重庆《大公报》交给中共重庆市委去办。

重庆《大公报》旧址（摄/韩毅）

回到重庆后，西南局也同意了重庆市委接办《大公报》。1951年12月12日，重庆《大公报》改为公私合营，仍用《大公报》名称继续出版，等待时机转为市委机关报。不久，重庆市委决定，报名定为《重庆日报》，雷勃到西南局请邓小平题写了报名刊头。一切准备就绪后，1952年8月4日，重庆《大公报》终刊；1952年8月5日，《重庆日报》正式创刊。

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蔡斐教授长期致力于研究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新闻史。关于《大公报》转型为《重庆日报》的那段历史，蔡教授讲述道：“在《重庆日报》创办之前，重庆当时已经有一份非常有影响力的党报——西南区的《新华日报》。这份报纸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过程当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当时的重庆仍然缺少属于自己的机关报。重庆街面上的报纸其实有很多，包括《大公报》、《新民报》，但是这些报纸普遍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效益不是很好，发行量急剧下降。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当局萌生出了将民营的这些报纸改造为我们市委机关报的想法。”

蔡斐教授接受采访（摄/林小木）

蔡教授详细介绍道：“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重庆《大公报》遇到了业务和经营上的双重困境，导致报社内部思想混乱，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我们初步统计有二三十人离开报社。1950 年10月，南下干部雷勃调任到《大公报》，对整个报社进行了考察和改造。一个历史性的契机是在1951年的10月，雷勃前往上海《大公报》总馆进行工作汇报和业务交流的时候。他当时途经武汉，得知武汉的《长江日报》是由中共武汉市委在当时私营的《大刚报》的基础上合营创办，这使他得到了启发，萌生出将《大公报》联动转型为重庆市委机关报的想法。回来之后他把这个想法汇报给重庆市委领导及西南局的领导，得到了很大的支持，《重庆日报》的创办工作也由此启动。”

《重庆日报》创刊号（摄/姚力楠）

1952年8月5日，《重庆日报》正式创刊发行。在《重庆日报》的创刊号上，邓小平题写了“发展生产，交流城乡，是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的题词。

毕生精力献给党的新闻事业

雷勃在重庆日报社工作了三十余年，历任该报编委、编辑主任、副总编辑等职。1982年任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重庆日报》总编辑。1983年冬，雷勃由《重庆日报》总编辑岗位退到了二线，后担任市委宣传部顾问和市新闻工作者协会、新闻学会的领导工作，开展新闻学术研究活动，培训新闻干部，真正做到了“将毕生的精力贡献给党的新闻事业”。

2002年5月《重庆日报》创刊时的部分记者、编辑合影（前排左三为雷勃）

《重庆日报》前任总编辑王镛曾在《祝贺雷勃同志从事新闻工作五十年》一文中提到：“雷勃同志不尚空谈，有实干苦干的精神和作风，既坐得住，又深得下去，一心扑在报纸上。在《重庆日报》担任领导工作期间，‘文革’前的十五年长期值夜班，审阅清样，撰写言论，但同时又经常深入农村采访和指导报道。”

在十年浩劫中，雷勃一度被迫离开新闻岗位。1982年春，雷勃重新回到报社，主持《重庆日报》的工作，并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新闻敏感和专业的新闻水准。1983年2月，时值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决定要在重庆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并对重庆市实行计划单列。为了搞好这一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宣传，雷勃不仅积极组织报道，还亲自动手写作稿件。在市委常委会上获悉重庆进行经济体改试点的消息后，他立即就在会上撰写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改革工作的一项重要决策——批准在我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新闻稿，并于第二天在《重庆日报》上发表。

1983年4月9日，王镛（左二）、雷勃（左三）与美国《华尔街日报》驻伦敦记者克郎霍尔兹合影

雷勃始终关注和重视重庆新闻事业的发展，参加或协助了多家报纸的创办，对重庆市的新闻事业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雷勃重回报社主持工作后不久，重庆即将划为计划单列市，扩大农村管辖范围，经过市委批准，雷勃于1983年初主持创办了《重庆日报》农村版，后改为《重庆农村报》，受到重庆市辖区一千多万农民的欢迎。时隔两年有余，在雷勃的积极筹备下，《重庆晚报》（日刊）也于1985年5月1日创刊，一度成为深受山城人民喜爱的报纸。

此外，在担任《重庆日报》和重庆市记协领导工作期间，雷勃还十分重视培养新闻人才，为培训干部做了大量的工作。

2000年11月8日，第一个记者节，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邢元敏、常务副部长刘庆渝和报社领导慰问重报老总编辑雷勃同志。

在《回忆敌后和解放战争时期办报的艰难岁月》一文中，雷勃写道：“我从1940年春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将近半个世纪来，在党的培育下，从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青年，逐渐成长为一个新闻专业干部。在办报生涯中，从办油印报、石印铅印报到胶印报。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以后3个历史时期。参加工作过的报纸有13家，参加创办和主持创办过的报纸有6家，备尝了办报生活的欢乐和艰辛。”纵观雷勃的一生，从淮南到山城，他将新闻工作者的足迹印刻在大半个中国的土地上。“雷勃”——这个名字的含义，似是代表了他对新闻事业的毕生追求：像惊雷一样唤醒大地，让万物生长、勃勃生机。这或许是对一位老报人恰如其分的总结——以笔为号，回应烽火时代的召唤；以报为业，见证并参与一片土地的新生。采写：姚力楠、王咏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