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心守文脉 巧手护瑰宝

为加强文物技能人才培养激励，选择先进、树立典型，国家文物局联合中华全国总工会共同开展了2025年度“全国文物大工匠”宣传选树项目。经各省推荐、专家评审、社会公示等，首批10名宣传选树对象入选。本期聚焦其中几位的专业领域，讲述他们扎根文物保护一线的经历，还原考古发掘、文物修复、古建筑修缮、石窟保护等工作的真实场景，呈现他们攻克文物保护难题、坚守技艺传承的初心，进一步展现文物技能人才的专业性与价值。

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张珮琛：

修复三星堆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的“[i]人”

本报记者 刘海红

张珮琛工作照。 受访者供图

工作台前的匠人指尖轻触青铜残片，三十余载光阴凝于毫厘之间。

作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青铜器修复及复制技艺（上海青铜器修复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张珮琛不久前获入选首批“全国文物大工匠”。对此，他坦言很意外，常年埋首工作台，荣誉于他而言是提醒——“这30多年没有白干，未来要做得更好。”

陕西宝鸡石鼓山西周贵族墓、上海青龙镇遗址、四川三星堆祭祀区等考古现场都曾留下他的身影，上千件文物经他之手重获新生。其中，上海博物馆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共同开展的“三星堆出土青铜文物保护修复项目”令他印象深刻——很多器物病害类型交织叠加，对修复工作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带领团队驻守考古现场数月，立志要把文物修复好。

提起印象最深刻的文物，张珮琛讲述了三星堆8号坑出土的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的修复故事。“它出土时整体发生了明显变形，头像颈部存在多条贯穿性裂隙，结构极其脆弱，外表被泥土、象牙碎屑与铜锈混合包裹，面罩两侧耳部被挤压折叠成很小一团。”张珮琛说，多种材质相互渗透、硬化，变成了一个整体。与此同时，他在清理时还发现面罩眼部与耳部有黑色与红色彩绘，“多种棘手问题叠加，一旦处理不当，文物中蕴含的某些信息就会消失。我们须在保护彩绘的前提下，从一个高度复合、极其坚硬的结构中把不同材质分离出来。”他说，这对操作的精细度和判断力要求极高，每一步都必须在显微镜下的反复比对中进行。

整形阶段同样充满挑战。三星堆出土的金器多为含银合金，硬度提高的同时也增加了脆度。在面罩耳部展开的过程中，要结合材料特性，选择不同硬度、不同形态的工具，逐步释放应力，避免产生新的断裂，整个过程几乎是“毫米级”推进。

对张珮琛来说，修复文物的每一步都是探索，都可能有新发现。“清理中，我们意外发现器物内部有金饰片、铜构件、象牙制品等多种遗存，为还原古蜀人祭祀场景提供了关键线索。”他说。

“我们工作的地方就是3000年前三星堆文明真实发生的现场。有一天工作结束，我走出修复工作室，看到夕阳映照着遗址，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们与古蜀人其实共享着同一片土地、同一段光影。”于鸭子河畔，张珮琛感觉到与古蜀人之间的共鸣。

回望职业生涯，张珮琛将“慢”字作为关键词——从学徒到独当一面，再到带领团队，文物修复没有捷径可走，唯有日复一日的积累，方能叩开这门技术活的大门。他称自己属于“i人”，擅长投入需要反复推敲的工作。在他看来，匠心就是反复把一件事做好，并永远对“更好”保持渴望。

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技术服务中心馆员付有旭：

在石窟里诠释“择一事终一生”

本报实习记者 李秀彤

付有旭修复壁画工作照。 受访者供图

近日，2025年度“全国文物大工匠”名单公布，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技术服务中心馆员付有旭成功入选。从18岁学徒到壁画修复“大工匠”，30多年来，他扎根一线，用一双手、一颗匠心，修复超2000平方米濒危壁画，在石窟里诠释“择一事终一生”的坚守。

1988年，不到18岁的付有旭进入敦煌研究院，拜李云鹤先生为师，从最基础的“和泥巴”学起，开启4年学徒生涯。2003年布达拉宫坛城殿的修复工作堪称硬仗，狭小的开放空间里，壁画地仗层脆弱易碎，他与同事先细致勘测、备料，再以棉纸护画、针头注水软化、支顶架微调，在小心翼翼的默契配合中，让空鼓壁画重归原位。

莫高窟的工作日常，是对身心与技艺的双重淬炼。洞窟内夏日仅十余摄氏度，窟外却达30摄氏度，付有旭常年裹着棉衣、戴着护膝在洞窟内工作。修复严重酥碱壁画时，贴棉纸、换地仗、填泥、注胶、支顶等步骤环环相扣，需要一气呵成，稍有差池便会损伤文物。而彩塑修复更需极致精准，从加固到虚拟定位再到复位粘接，他经常不分昼夜连续作战。

面对酥碱等文保界难题，付有旭与团队科研人员反复试验发现，环境湿度超60%时，壁画盐分反复潮解，导致其疏松脱落。为了将水分水盐吸附出来，他们历经数次实验，选用细羊毛毡、宣纸等不同材料，最终发现X60吸附纸的吸水性极好，可以利用起来。通过不断更换脱盐板吸出盐分，再严控环境湿度低于60%，最终摸索出了成熟的酥碱修复工艺。

获评“全国文物大工匠”，付有旭坦言这是对整个文保行业的认可。“我投身文物保护工作30多年，对此深有感触。这些年国家对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工作愈发重视，还对文物修复人员有政策倾斜，使得这一行业得到稳定发展。”付有旭说，“对喜欢历史的年轻人而言，文物保护工作是很有前途、很有价值的工作，希望能有更多人参与进来，一起做好文物保护。”

大足石刻研究院研究馆员陈卉丽：

“要敬畏文物，用内心和它对话”

本报记者 刘源隆

陈卉丽工作照。 受访者供图

在大足石刻宝顶山，800多岁的千手观音造像伸展出近千只手臂，如孔雀开屏般震撼人心。少有人知道，这壮观的“千手”中，有一只看似与整体浑然一体的手臂，其实是“可拆卸”的——它背后，藏着大足石刻研究院研究馆员陈卉丽和团队8年的执念。

2008年，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启动。这是国家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陈卉丽担任石质修复组组长。8年里，她几乎每天早上7点多上山，晚上10点回家，在脚手架上度过了近3000个日夜。

最难修复的，是主尊像那只残缺的右手。按照造像对称原则，这只手应与左侧对应。可陈卉丽团队发现，若完全对称，手镯接口与手心方向会偏离25度。修，可能违背真实性原则；不修，又影响整体艺术效果。她带着团队中的两名同事跑了河北、山东20多处石窟，查阅大量文献，都没找到相关依据。

“找不到依据，就不能随意修。”她说。最终，她们提出一个大胆方案：按左侧形态补配一只手，但采用可拆卸式结构，用套管连接。“如果今后找到依据，可以轻松取下重新修复。”这一创新得到专家们的认可。

2015年，千手观音修复完成。陈卉丽却对那只手始终感到“有点遗憾”。在2017年获得重庆市委、市政府颁发的“富民兴渝贡献奖”时，主持人问她还有什么心愿，她说：“如果有人能提供依据，我想把这只手修得更准确。”

这种较真，贯穿了她30余年的职业生涯。

1995年，纺织工程专业的陈卉丽半路出家进入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现在的大足石刻研究院）。那时修复工具匮乏，她就自制；没有科技设备，她就琢磨出“望闻问切”四诊法——凭经验判断文物病害，极大提高了文物病害诊断效率。

如今，大足石刻研究院建起了1600平方米的“文物医院”，拥有价值2000万元的检测设备。陈卉丽也从一名扎根脚手架的修复工匠，变成了站在年轻人身后、手把手传艺的老师。

她常对年轻人说：“文物和人的生命一样，只有一次。你要敬畏它，要用内心和它对话。”她讲起一个细节：修复前仔细端详一尊造像，会觉得它“愁眉苦脸”，好像哪儿都不舒服；修复完成后，再和它对视，那微笑仿佛在说“谢谢你，我现在舒服了”。她说，这是她和造像之间真实的默契。

面对入选首届“全国文物大工匠”的荣誉，陈卉丽说，支撑她一路走来的是六个字：敬畏、坚守、传承。“敬畏历史，视文物如生命。匠心坚守，在寂寞中磨砺技艺。守正创新，让传统技艺与时俱进。”她解释道。

如今，陈卉丽把更多精力投入人才培养。“需要有更多练得好功夫、耐得住寂寞的年轻人加入到文物保护队伍中来，才能让文物的生命得到更好的延续。”她说。

山西博物院陶瓷文物修复师续凯：

“文物修复是为历史补齐碎片”

本报记者 朱 萌

续凯修复陶瓷工作照。 受访者供图

古陶瓷修复是个精细活，一件碎作百片的瓷器，哪怕每一片拼接仅差0.1毫米，最终也难以严丝合缝。对于山西博物院陶瓷文物修复师续凯来说，从业27载，一块块历经沧桑、穿越时光而来，摆在修复台上的陶瓷残片是最常见到的“工作伙伴”。

1999年，年仅21岁的续凯跟着师父踏上陶瓷文物修复之路。大学专攻美术的他，凭着扎实的功底，与陶瓷残片的初期“较量”并不算难——只要肯下功夫、耐住性子打磨补全，一件残损陶瓷便能很快恢复原形。续凯回忆道：“那时年纪轻，心气也盛，每次拿到一件新的残损瓷器，心里满是激动，一门心思就想把它修补得天衣无缝。”

这份“炫技”的急切，直到他在修复一只碎成十几片的清乾隆霁蓝釉玉壶春瓶时，被彻底打破。当他小心翼翼地拼接残片，触到其中一块残片上的黑色灼痕时，整个人瞬间愣住了——那道灼痕无法祛除，并不是破损的瑕疵，透过它甚至可以窥得百年前的温度与故事。那一刻，他忽然明白，文物修复的意义并非修复本身，而在于拾起历史的碎片，让文物承载的历史与故事得以完整延续。从那时起，续凯开始与每一件等待他修复的文物“对话”，拿到眼前反复揣摩，不急于将其修复成完整模样。

虽然不会直面观众进行讲解，但在续凯看来，文物修复师也要通过修复成果，把文物所蕴藏的故事“讲”给观众。在山西博物院的展厅中，陈列着一个商代绳纹附加堆纹陶鬲，修复过程中，文物修复师需要用石膏将其肌理、纹理还原。续凯介绍：“器物上绳纹粗细、深浅都不同，修复时需要慢慢来，体会当时工匠如何处理这处纹理，观察它的使用痕迹、火烧痕迹，将这些细节通过修复体现出来，让观众能更直观看懂这件文物。”

27年来，续凯和团队在残片间拼接历史，共同修复了近万件文物，让文物真正活在当下、传向未来。

文物保护修复从“幕后”走到“台前”

段 勇

文物是人类文明的载体和历史文化的物证，文物保护修复是使文物延年益寿、保存其本体信息和价值的手段，是文化遗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相对于考古、展览、教育、传播等“台前”工作，文物保护修复属于“幕后”保障，既有着一层神秘面纱，又容易被社会公众忽略。国家文物局联合中华全国总工会共同开展的“全国文物大工匠”宣传选树项目，让幕后工作者中的一些代表走到了“台前”，使社会公众进一步认识到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专业性与重要性，对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支持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这次选树的“全国文物大工匠”，既有考古环节的，也有文物保护修复环节的，还有数字化处理环节的，贯穿了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利用的全生命周期，这在纵向上体现了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从文物类别来看，既有从事陶瓷、丝绸等可移动文物保护的，也有从事古建、石窟等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还有从事园林等文化景观保护的，而他们的工作技能本身又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在横向上也体现了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这种系统性和整体性恰恰体现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当代特色和认识水平。

这些特点，不仅完全契合当今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导向，也很好地回应了社会公众对于文化遗产的全方位关注，有利于社会公众自觉参与和支持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同时还对教育界、学术界提出了加快构建文化遗产学科的使命任务，以更好地用学术理论研究成果来进一步引领、指导丰富的实践，形成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和互补。

（作者系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国际博物馆协会研究与交流中心管理委员会副主席）

2026年4月13日《中国文化报》

第8版刊发特别报道

《匠心守文脉 巧手护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