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与右翼斗争充满危险，但我不会认输”

“这段历史我必须背负，不能从这段历史中逃避。正因为如此，我才像这样与大家一起，同日本政府歪曲历史、篡改历史的行为作斗争。”

森正孝，是日本知名的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及细菌战问题研究专家。他曾任中学历史教师、静冈大学和平学讲师，自1980年起系统调查日军在华细菌战罪行，走访中国受害者以及日本老兵，留下大量第一手证据。森正孝长期批评日本政府篡改历史教科书，将“侵略”改为“侵入”，删除南京大屠杀等暴行记录，并帮助中国受害者在日本起诉政府。

近年来，日本历史教育右倾化加剧。2026年3月24日，一名陆上自卫队队员持刀强行翻墙闯入中国驻日大使馆，威胁杀害外交人员。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发生针对中国大使馆的恶性事件，暴露出右翼历史修正主义的恶果。

近日，侵华日军暴行独立调查学者李晓方在日本东京与森正孝展开对话，由上海大学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副秘书长牛梦沉担任对话翻译。对话稿由观察者网整理刊发。

【对话/李晓方 译/牛梦沉 整理/观察者网 郑乐欢】

李晓方：森正孝先生您好，能否先请您谈谈日本战后的历史教育问题？这种被美化的历史教育，让当时的您形成了怎样的历史认知？

森正孝：我生于1941年，所以亲身经历了战争和战败，战败那年我才4岁。我所受的历史教育，全都是说日本打了败仗、日本受到了战争灾害，比如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或者空袭这些——我当时以为这就是战争的全部……当然，关于日本近代史的历史教育，现在也还是那样，几乎没有变化。

我第一次意识到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是在1972年，也就是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候，而我当时是一名历史教师。

那时在日本，也有人——虽然非常少，比如一些记者和一些研究者——说必须认真看待日本过去对中国做了什么。虽然很少，但有一些记者写的书，或者非常有良心的历史学家写的书，提到了日本过去对中国进行过“南京大屠杀”和“三光政策”。到了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关于731部队究竟做了什么，才终于被弄清楚。通过接触这些书和这些文字，我自己的历史认识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带防毒面具的日军抗日战争纪念网

也就是说，广岛、长崎是1945年8月的事。在那之前，日本对亚洲进行了长期的侵略战争。比如，从近的时间点说，1931年9月18日是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战争。从更长的跨度看，1895年的甲午战争那时起，日本就一直在对中国进行侵略战争。我从那时开始意识到这一点。

然后到了1980年，我觉得我必须把历史事实告诉我所教的年轻人，所以我拍了一部电影，片名是《侵略——未被讲述的历史》。从那时起，我开始正式调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事实，并开展活动让日本的年轻人了解这些。

李晓方：您进行细菌战调查的契机是什么？是什么原因让您走上了这条路？

森正孝：上世纪80年代左右，森村诚一先生的《恶魔的饱食》在日本出版，成了畅销书。几乎在同一时期，我开始对731部队成员进行采访。

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事实：《恶魔的饱食》这本书中缺少了一些东西。首先，森村诚一先生主要写的是在哈尔滨的731部队设施内进行的活体实验、人体解剖。但是，书中却很少提到为什么要进行人体解剖和活体实验？

上世纪80年代，森村诚一写出长篇报告文学《恶魔的饱食》，揭露了侵华日军731部队为制造细菌、瓦斯等违禁武器对3000名左右的俘虏进行人体实验的惨无人道的行为。该作品1981年发表后在日本国内外引发巨大社会反响。

后来我逐渐明白，731部队不是为了别的，他们进行活体解剖和人体实验，就是为了细菌战。我后来去了哈尔滨，听了很多学者的话，也听了原731部队队员的回忆，觉得果然还是必须去细菌战的现场，否则无法了解实际情况。

李晓方：您当时大概调查了多少受害者？

森正孝：1991年，那是我第一次去中国浙江省的细菌战受害地区进行调查，我去了义乌、衢州、丽水、宁波等地。准确的受害者数字不好说，但我估计有跟数百名受害者见过面、进行了采访。之后我也去了常德，对过去的日本兵、731部队队员进行了调查，从他们那里听取情况。

采访调查的情况各种各样，也面临着很多困难。

首先，因为我是要拍电影的，得让受害者在我的镜头前讲述，但这对他们来说需要很大的勇气。因此，我不能突然就把镜头对准他们，而是需要慢慢和他们打交道。

其次，因为我是日本人——在受害者的眼中，我也是那些给饱受痛苦的他们撒下细菌的日本人之一。所以一开始，比如我进入某个村庄时，他们对我说“回去”“没什么好说的”。有的人会直接用“日本鬼子”称呼我。有的时候，我想去跟他们握手，他们也是不愿意的，他们会说“你的手是脏的”。

所以在采访受害者的过程，比去听那些日本兵说话，要难得多，我的内心也更加痛苦。

我理解他们的愤怒，我很清楚他们为什么对我抱有强烈的愤怒。但是，我说我想要把那些事实留在历史中，我想要传达给下一代——我这样反复地告诉他们。

当时，浙江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我去采访之前，他们会先去村里，说“接下来有个叫森正孝的日本人要来，这个日本人是可以信任的，请跟他讲”，这样反复劝说村民开口——这是我后来听说的。

森正孝在家接受采访图源：新华社

就这样在他们的反复劝说下，那些村民后来开始开口说话了。所以直到现在，我也非常感激浙江省对外友好协会的人。

我去了很多中国的村子，接触了无数受害者。无论是哪个村子，最后大家都信任了我，对我说“你要好好活着”，还给了我相关资料，真的把我当作了自己人。就像今天，大家不也这样来看我了吗？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艰难，我才得到了大家的信任，这一点我非常想传达出来。

但是，正如我刚才所说，无论我是多么有良心的日本人，我仍然属于加害者的一方——我父亲那一代、祖父那一代，是对中国进行侵略战争、对中国做出那些行为的人，而我正是他们的子孙。

即使现在，我仍然认为，这段历史我必须背负，不能从这段历史中逃避。正因为如此，我才像这样，与大家一起，同日本政府歪曲历史、篡改历史的行为作斗争。我就是抱着这样的决心。

李晓方：面对右翼分子的恐吓、甚至面临被解职的代价，您都一直坚持这条道路，为何您没有放弃？

森正孝：从80年代到90年代，再到2000年代初，我几乎每天都会接到那种恐吓电话、恐吓信，甚至还有人寄来刀片。

如果因为害怕而逃跑，那就完了。与右翼斗争的路充满危险与挑战，不过没有关系，我不会认输的。对此，我的家人也认同我，和我一起与右翼斗争。

李晓方：您曾无偿捐赠史料、普及历史教育，您为何格外重视对日本青少年的引导？这对改变日本社会历史观有何意义？

森正孝：不为别的，因为承担国家未来的是青少年。如果下一代没有正确的历史认识，就无法真正与中国或其他亚洲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建立与亚洲国家的友好、信赖关系，其基础就是历史。

我认为，如果没有坚定的历史认识，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日中友好。所以，为了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能够构建真正的日中友好，首先要拥有正确的历史认识——为此，我始终投身于对下一代的教育，目的就是要让他们牢牢地拥有正确的历史观。

并且我坚持：日本要对在亚洲、在中国犯下的战争责任认真承担，为此我一直在努力。战争责任，无论是80多岁的人，还是20多岁的年轻人，只要是日本人，就不会改变。这是日中友好的基本、基础、最基本的东西——正确的历史认识。

中国人民把过去被日本怎样对待过的历史，作为记录、作为记忆好好地保留着。而日本方面，既没有记忆，也没有记录。这样的话，日本和中国彼此之间根本不可能产生信任关系。

还是要把历史的史实好好地保留下来，只有这样，两国才能建立起真正的友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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