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丨田文林、刘思旸：美以伊战事危及海湾发展愿景

田文林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刘思旸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科研助理

（这张3月25日在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拍摄的照片显示，位于费尔瓦尼耶省的科威特国际机场一油库遭袭后冒起浓烟。新华社发）

2月28日至今，美以伊战事持续在中东延烧，海湾国家也被卷入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事，经济及安全遭到严重破坏。一方面，海湾国家高度依赖全球能源市场，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导致能源出口全面中断；另一方面，海湾国家长期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的战略模式，这在此次冲突中暴露出明显脆弱性。海湾国家既无法主导局势走向，又承受了冲突外溢的后果，安全焦虑因此与日俱增。

“和平绿洲”成动荡地带

近年来，海湾国家在中东地区发展相对稳定。然而，此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让海湾国家成为安全风险外溢的主要承受者。

一是美国部署在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遭受系统性打击，牵连海湾国家民用设施。公开信息显示，美国在中东至少设有19处军事设施，其中8处为永久性基地。这些军事设施是美国维系军力、巩固地区霸权的重要支点。在打击过程中，阿联酋、科威特、巴林等多个海湾国家的海水淡化厂、机场、住宅区等民用设施受牵连。若美以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对抗进一步升级，海湾国家面临的安全风险将进一步扩大。

二是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对海湾国家油气出口构成重大威胁。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承载了全球约五分之一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此次美以伊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国际能源运输遭受巨大影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近日发布的报告称，中东地区冲突升级可能会给阿拉伯国家造成1200亿至1940亿美元的损失。高盛此前还预计，如果冲突持续到4月底，今年沙特和阿联酋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能会收缩3%至5%。

在当前背景下，海湾国家正处于高度不稳定的安全环境之中。无论是直接面临的军事打击还是海上航运安全问题，都可能使其面临极大的安全威胁，成为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重要受害者。

经济发展备受冲击

长期以来，海湾国家的财政收入和经济增长高度依赖能源出口。此次冲突爆发后，地区动荡对海湾国家经济部门的冲击迅速显现。

从短期来看，海湾国家的旅游业和航空业遭致命打击。一方面，海湾国家旅游业收入出现“断崖式下滑”。据世界旅游理事会公布的数据，海湾国家旅游业日均损失超过6亿美元，战事前20天旅游业收入损失超过120亿美元。与此同时，F1、MotoGP等国际商业与体育项目暂停，酒店预订取消率一度高达80%，国际游客大量转向欧洲和亚洲等更为安全的旅游目的地。另一方面，航空业也受到直接冲击。海湾国家是全球重要航空中转枢纽，迪拜、多哈、阿布扎比三大枢纽长期承担着全球约15%的航空货运运力，以及大量亚欧非洲际中转客运业务。其连接欧亚的重要功能在此次冲突中被严重削弱。随着美以伊战事升级，已有超过5.2万个往返中东的航班被取消，还有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该区域短期停飞、削减运力。

跨国资本对海湾国家的投资信心也极大动摇。跨国投资对地缘政治风险极为敏感，在近期战事升级、海湾国家频遭打击的背景下，国际投资纷纷外流避险。目前，全球资本市场出现大规模外资流出与风险资产抛售，多个国家的既定投资计划出现推迟或无法落实的情况。对正在努力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海湾国家而言，这种资本流动变化不仅将影响短期资本流入，更可能动摇其经济转型路径。

从中期来看，海湾国家的发展模式遭空前挑战。对高度依赖能源出口的海湾国家而言，能源是支撑财政收入与国家稳定的核心。沙特、科威特等国家的能源收入约占政府财政收入的60%至80%，并支撑着大规模公共支出与社会福利体系。这些国家通过高水平公共支出和福利体系来维持社会稳定，形成了典型的“福利换稳定”发展模式。然而，当前海湾国家能源出口严重受阻，导致财政收入不确定性迅速上升，“福利换稳定”模式维系难度增大。在当前冲突背景下，如果能源出口持续受阻，海湾国家或将面临财政收缩与社会支出之间的矛盾，国内社会稳定面临挑战。

从长期来看，此次冲突可能进一步削弱海湾国家在全球能源体系中的地位。当前，能源供应不稳定性上升、油价上涨，主要能源进口国的风险意识提高，普遍开始加速推动能源多元化进程。一方面，各国开始通过分散进口来源降低单一依赖风险，例如印尼2025年从中东进口约55亿美元油气，如今已明确将部分采购转向替代供应方；另一方面，推动能源结构多元化，减少对油气进口的依赖。欧洲国家正在重新评估能源安全战略，提出要扩大可再生能源、核能及多元化供应来源。

事实上，近年来全球能源转型趋势已经在加速推进，中东地区冲突所带来的能源供应不确定性将进一步强化这一趋势。根据联合国统计数据，2024年全球92%以上新增电力装机来自可再生能源，绿色能源投资高达2万亿美元，比化石能源投资多出约8000亿美元。2025年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首次超过煤电。也就是说，全球能源的增量几乎已经完全转向非化石能源。这意味着，即使全球总体能源需求仍在增长，各国对传统油气的依赖却在相对迅速下降。随着交通领域电气化进程的加快，全球对石油的需求更将持续萎缩。这种转型一旦完成，新能源将对传统油气形成长期替代。未来，即便地区局势趋于缓和，海湾国家恢复油气供应，其在全球能源市场中的份额与议价能力也会下降。当前冲突的影响并不仅限于短期经济波动，更可能在较长时间尺度上改变海湾国家的发展环境与战略空间。

此次冲突不仅在安全层面上挑战地区稳定，还可能对海湾国家的经济转型和发展战略产生深远影响。它不仅冲击了海湾国家当前的经济收入，而且加速了一个对其极为不利的长期趋势——全球能源体系正在逐步降低对中东的依赖。

海湾国家面临新的战略抉择

海湾国家当前的被动处境并非偶然，而是其在美国盟友体系中的结构性位置所决定的。表面上看，海湾国家和以色列同属美国盟友，但这一体系更像是一座等级鲜明的“金字塔”：顶端的以色列享有美国高度优先的战略支持，而位于中间层的海湾国家，其安全保障则更多依赖与美国之间的利益交换。

这种结构性差异决定了风险与资源在冲突中的分配方式。当地区冲突升级，美国的战略资源与政策重心往往首先向以色列集中。而对海湾国家而言，地缘风险不断加剧，但来自美国的保护却并未相应增加。海湾国家一方面无法脱离对美国安全保障的依赖，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独自面对冲突外溢带来的导弹、无人机与能源通道风险。在这场对抗中，他们既不是规则的制定者，也没有能力规避风险，最终只得陷入一种“对外难以左右局势，对内艰难维持平衡”的困境。

海湾国家并不希望与伊朗全面对抗。近年来，一些海湾国家开始尝试缓和与伊朗的关系，降低地区冲突风险。2023年，沙特与伊朗在北京共同发布联合声明并恢复外交关系之后，地区紧张局势一度有所缓和。但此次美以伊战事爆发后，由于海湾国家高度依赖美国的安保体系，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冲突之中，还承受了战事外溢带来的安全与经济损失。这进一步说明，在现有安全结构下，海湾国家难以真正实现“风险隔离”。

由此看来，海湾国家与美国结盟存在一个结构性问题：在美国主导的安全体系中，海湾国家往往需要承受与其影响力不相匹配的风险。海湾国家长期依赖“安全换稳定”的策略，在常态时期能够维持平衡，但在大国直接对抗的情境下，他们便陷入不掌握决定权，却要承受风险的窘境。

总之，海湾国家的发展希望本不应受战火冲击。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严重缺乏合法性和正当性，海湾国家在此次冲突中的遭遇，不仅是战事外溢的结果，更是其在既有安全体系中所处位置的必然体现。在经历此次冲击后，这些国家可能会重新审视既有的安全依赖模式。如何在依赖外部安全保障与提升自身战略自主性之间寻求新的平衡，已成为海湾国家无法回避的问题。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微信编辑：张菁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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