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教授《新战略机遇》值得一读！储殷：中国有这几个“破局点”

人大重阳网综合报道：近日，“新战略机遇：迈向2035的中国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暨新书发布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哔哩哔哩网站知名时政博主王骁主持主题对话环节。数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储殷在会上表示，文科生大有作为的时代正在来临，因为文理科的技术鸿沟在AI时代被拉平，更具想象力的人将有机会把握这个时代的机遇。北京日报报道其相关观点，现将其发言实录整理发布如下：（全文约3900字，预计阅读时间10分钟）

王骁：非常感谢舒泰峰先生，您说中国进行了足够多的积累，并且有一个稳定的政策，这样我们就可以走向国家的复利。下面有请储殷老师谈一谈他眼中的新战略机遇有些什么？

储殷：首先要祝贺王文。我和他相识多年，从当年两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到如今都成了情绪稳定的中年人。这个问题我确实认真思考过，我对王文书中的观点非常认同，在此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中国这种巨大的工业化实体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当全球市场出现波动时，我们如何保证需求？我们作为一个供应全球的世界工厂，面对一个波动中的全球市场，如何保证我们不至于严重过剩？前几年我一直担心这个问题，记得有一次我和王文聊的时候，他用“悲观者正确，乐观者前行”作为结尾。这句话我印象很深。我个人感觉，现在能够看出几个明显的机遇和破局之道。

一是产业的再投资，AI时代来临会有大量的产业出现洗牌，而产业再投资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解决我们讲的投资不足和投资效益不足的问题。在高科技方面的产业再投资需要以强大的政府投资作为一个基本的带动，在这方面中国有很大的优势。

二是再城市化。严格意义上讲，虽然中国城市化从90年代末开始启动，但实际上主要是从2006年到2019年左右，15年的时间，所以有人觉得中国无城市可再建了。实际上我国城市仍存在大量待提升的空间。例如，城市发展不应仅局限于地表建设，地下管线等基础设施还有很大完善空间；同时，智慧城市、绿色城市、养老型城市、宜居城市、消费型城市等新型城市形态的建设需求也日益凸显。当前中国城市的布局仍带有明显的工业化特征，呈现放射状结构，而未来城市应向消费型布局转型，这意味着我们拥有巨大的再城市化空间，相关需求正逐步显现。

三是整个国民生活生存方式会出现巨大的变化。AI时代，会出现“basic income change”，即基本收入制度的变革。基本收入制度变革意味着，工业化尤其是初代工业化时期，普通人主要依靠劳动力和工具化价值换取生计的生存状态将发生重大改变，而这种改变必须以社会稳定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为基本保障，这正是我们的优势所在。虽然我们现在居民收入差异还很大，但如何解决这个差异，怎么调整它，中国政府有着巨大的优势。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方面。以上是从内部视角来看。

第二，外部，我认为西方秩序正在以我们想象不到的速度出现解体——或许用“垮塌”来形容过于绝对，我更倾向于认为它正以我们难以想象的速度出现解体迹象，而最终推动这一进程的将是美国人自己，而非任何外部挑战。美国人在没有输掉任何一场战争的情况下，失去自己世界中心的位置，根源在于其内部因全球化产生的矛盾，以及作为“世界帝国”所固有的分化冲突。美国自身或将摧毁由其主导的世界秩序。

当然，世界秩序的变革对中国也是一种挑战，因为我们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全球化下的世界秩序带来了巨大的和平红利与稳定红利，尤其是在中国以香港为支撑的国际化的资本市场呈现出越来越强竞争力的情况下。

二是国际上，环中国地带成为一个和平地带，这一点非常重要。当前，西方世界的边缘地带已出现明显的动荡与不稳，例如欧洲的东欧地区、中东的能源产区。在这些区域陷入动荡的背景下，环中国地区如今反而呈现出稳定和平的秩序，这将催生大量投资、人口迁入以及再基建需求。

所以，我对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机遇抱有非常乐观的态度。尽管当今世界的变化速度之快，连我们这一代人都难以完全理解——我个人即将退休，对世界的快速变化确实存在局限——但总体而言，我的乐观态度始终未变。

最后想回应一下金老师的观点，他常提及社会上流传着“文科无用论”，不过我最近在关注AI发展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AI领域表现出色的反而是文科生。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AI时代的到来会大幅降低工科的准入门槛。如今编写程序比以往容易得多，进行结构调整也比过去便捷不少。换句话说，计算机专业学生相较于我这类非专业人士的优势，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显著了。

所以，“有脑子的文科生”的时代正在来临，并非文科生无用，而是传统的以记忆为主的文科学习方式在AI面前正变得越来越失效。但其实文科生大有作为的时代正在来临，因为文理科的技术鸿沟在AI时代被拉平，更具想象力的人将有机会把握这个时代的机遇。

王骁：非常感谢储殷老师，您说了很多点，我总结下来，我感觉到您说的就是在“变”，城市的形态要变，中国人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要变，世界格局正在变，还有战争的形式或者未来我们看待学科的形式会变。

刚才储殷老师说的那一点，在AI时代不是文科无用论，我非常同意，我是一个典型的文科生，我没有写过一次代码，但是就在今天早上，我直接让AI帮我写了一个网页，让它帮我监控全球二十个大宗商品，就用二十分钟的时间我写了这个网页，现在AI在帮我做这样一个监控的动作。所以，未来的世界是谁的世界，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的是“变”。

储殷老师，现在我们一提到大国科技竞争，其实大国科技竞争目前就是中美科技竞争，中美科技竞争，虽然一方面我们说科技无国界，但其实中美之间的科技竞争是目前少数几个可以非常反映到“新冷战”态势的一个领域。您刚才提到中国下面一个战略机遇期涉及到很多变化，而这些变化的推动力其实就是科技的变化，不管是城市的变化，中国人现代化生活方式的变化，等等。这里面由于它涉及到大国的竞争，所以，科技就变成了一种需要去平衡和走钢丝的一种情况，又要注意安全，又要注意到要保持一个开放和张力的生态。但其实这两个事情存在一种悖论，所以，我们应该如何尝试构建一个安全同时又具备开放张力的科技创新的生态呢？

储殷：在高科技领域，当前多国之间的竞争已不再是单纯的产业政策问题，而是涉及国家安全层面的政策与立法议题。基于目前情况，我想谈几点较为关键的内容。

第一，要解决投融资问题，这是一个重大课题。目前，我国高科技产业，尤其是众多初创公司，面临着融资渠道的挑战。若我们对外资的安全性存在顾虑，那么如何借助香港资本市场与国内资本市场的改革，在初期为这些企业“输血”、在中期为其提供退出机会，就显得至关重要。因为一旦这一问题无法解决，产业发展的动力便会受到影响。

第二，人才培养问题。事实上，中国从不缺乏人才，但在高科技人才的孵化与培养方面，尤其是考虑到未来高科技发展将以大企业为核心驱动力，这与工业化时代以高校为主要孵化主体的模式存在显著差异。在工业化时代，知识具有规范化、标准化的特点，高校能够有效承担人才培养的核心角色；而在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下，人才培养机制一方面需要强化高校知识传授的创新性，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高校在前沿技术应用实践上难以与企业相媲美，因此需要通过一系列具体的创业支持措施来辅助人才孵化与培养。例如，我们是否允许学生休学或退学创业？尽管我们一直在呼吁并尝试推进相关举措，但这与当前强调实践的教育体制存在矛盾与不匹配之处，因此人才培养体系亟待重大调整。

第三，市场问题。高科技的外溢现象其实难以避免，毕竟这是一个全球市场，我们所能拥有的不过是一段有限的机会保护期。因此，我常强调高科技产业保持领先的核心意义——中国真正的优势在于应用端的庞大体量，中国市场的特殊性恰恰决定了我们在研发领域的领先地位。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充分保障市场的健康发育。

第四，分配制度改革至关重要，要让聪明的大脑获得最大的财富激励，这是核心关键。在任何科技创新过程中，当技术成果实现市场红利与估值红利时，分配体系必须随之调整。我们需要明确：这笔收益该由谁获取？如何分配？社会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对聪明大脑的额外激励与奖励？这一点尤为重要。

当然，在国家安全领域，身处高科技时代，希望大家始终将国家安全放在心上。因为在和平的表象之下，大国之间的博弈与竞争其实异常激烈。所以，每个人心里都应树立红线意识，这无论对个人还是企业而言，都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