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接男闺蜜电话披衣就走，我没拦，三天后她回家见离婚协议愣住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客厅里的灯只开了角落那盏落地灯，暖黄色的光把整个空间罩得昏昏沉沉。我坐在沙发上，手里捏着遥控器，电视开着，画面在闪，但我的眼睛根本没往那上面看。茶几上搁着半杯凉透了的茶，茶叶沉在杯底，像一小撮沉默的褐色淤泥。

手机是在九点四十三分响起来的。

我听见那个专属铃声的时候，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了遥控器。那个铃声我太熟悉了——她给方远设的，说是怕漏接他电话，万一有什么事。我当时没说什么，心想能有什么事非得大晚上找你。但我没说。结婚这些年，我学会了一件事，有些话说出来就是吵架，不说到最后也就是自己心里堵一会儿，堵着堵着就习惯了。

苏晚从卧室出来的时候披着一件开衫，头发还是湿的，刚洗完澡没多久，发尾的水珠顺着脖子往下淌，她也没擦。手机贴在耳朵上，声音压得很低，但我还是听见了——“你别急，慢慢说，在哪呢？”

她的声音变了，变得很柔，那种柔跟我平时听到的不一样。平时她跟我说话，要么是干脆利落的商量语气，要么是不耐烦的敷衍腔调，很少会用这种像哄小孩一样的声线。我见过她对谁都这样，唯独对我不是。我有时候想，大概是因为我们太熟了，熟到她觉得不需要对我使用任何社交技巧，就像一个人不会对自己的左手客气一样。

她挂了电话就开始找东西。先是翻包，把钱包钥匙翻出来，又觉得不对，全倒出来重新装。然后去玄关换鞋，动作很急，一只脚踩进鞋里没踩到底就那么趿拉着，弯着腰去够另一只鞋。

“方远出事了？”我问。

这句话问得很平静，平静到连我自己都有点意外。我想起以前她半夜要出门，我总要问个清楚，去哪，跟谁，几点回来，问多了她就烦，说我不信任她。后来我就不怎么问了，不是信任了，是懒得问了。问出来的答案永远是一样的——“就出去一下，你别多想。”可我从来不多想，我只是想知道一个确切的时间，好决定要不要给她留灯。

“嗯，他喝多了，在酒吧那边，说心里难受。”她终于把鞋穿好了，直起身来捋了一把还在滴水的头发，“我去看看，一会儿就回来。”

“你头发还湿着呢，外面冷。”

“没事，不碍事。”

她去拉门把手的时候，我又想说点什么。比如问问她能不能让方远自己打车回去，或者让他找个代驾过来，或者至少等头发干了再走。但所有这些话都堵在喉咙里，最后变成了一声很轻的叹息，轻到大概只有我自己听见了。

门关上了。

走廊里的感应灯亮了又灭，她高跟鞋的声音从清晰到模糊，最后彻底消失在电梯的方向。

我坐在沙发上，盯着那扇关上的门看了很久。玄关的鞋柜上还摆着她的拖鞋，粉色的，毛茸茸的那种，鞋头朝着门的方向，像在等主人回来。鞋柜最上面那层放着我早上出门前随手丢在那里的车钥匙，旁边是她上周在超市买的一袋还没拆封的瓜子，再旁边是一张褪色的超市小票，上面的字迹已经模糊了。

我把电视关了，客厅一下子安静下来，安静得能听见冰箱压缩机运转的声音，嗡嗡的，像一个老人在叹气。我把茶几上那杯凉透的茶端起来喝了一口，苦涩的味道从舌尖蔓延到喉咙，我不由得皱了一下眉头，但还是咽了下去。

这个家，突然变得很大。

我们的卧室在主卧，十二平米，带一个飘窗。飘窗上堆着她的东西——几本翻了一半的书，一个掉了漆的香薰蜡烛台，一条她织了一半就丢在那里的围巾，毛线球滚到地上，被床头柜的腿绊住了。我走过去把那团毛线捡起来，蓝色的，她说要给我织一条围巾，去年冬天就开始织了，织到现在还是那个长度。我把它放回飘窗上，顺手理了理那些乱七八糟的线。

床头柜上摆着我们的结婚照。照片里的苏晚穿着一身白纱，笑得眉眼弯弯，我穿着西装站在她旁边，表情有点僵，但嘴角是往上扬的。那是四年前的事了。那时候的我们多年轻啊，年轻到以为结婚就是故事的终点，以为只要领了那张证，往后的日子就会自动变得幸福美满。

我把相框拿起来看了看，玻璃面上落了一层薄灰。我用自己的衣袖把它擦干净了，又放回原处。

然后我去了书房。

书房其实就是一个次卧改的，靠墙放了一张书桌，对面是一整面墙的书架，书架上三分之二是我的书，剩下的塞着她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大学时候的毕业照，一沓她去看画展拿的宣传册，几个装裱好的拼图，还有一只她喜欢的陶瓷猫。

我打开电脑，在桌面新建了一个Word文档，光标在空白的页面上闪了几下。我想了很久，打了三个字：离婚协议。

然后我又删掉了。

不是因为不想离，是因为不知道该从何说起。我坐在书桌前，椅背靠得很后面，仰着头看天花板上的那盏日光灯。灯管有点老化了，启动的时候会闪几下，发出细微的电流声，像一只垂死的飞虫在挣扎。

我们结婚四年，认识六年，没有孩子。不是不想要，是苏晚说她还没准备好。我说行，那就再等等。等了一年又一年，等到现在，她到底在等什么，我也不知道了。也许她在等的不是准备好，而是在等某个人。

方远是她的大学同学，据说是那种可以无话不谈的“男闺蜜”。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的时候觉得新鲜，后来就不觉得新鲜了，只觉得烦。因为方远出现的频率太高了，高到不像是一个普通朋友该有的频率。他会在我们看电影的时候打电话来，会在我出差的时候来家里吃饭，会在苏晚生理期的时候送红糖姜茶上门。这些事情一件一件堆起来，像砌墙一样，砌在我和苏晚之间，不知不觉就把我们隔开了。

我跟苏晚说过，我说我不太舒服你跟他走那么近。苏晚说你想多了，他就是个好朋友，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要有什么早有了。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觉得，有些东西应该是夫妻之间的私事，不需要让外人参与。苏晚说你是不是不信任我？我说不是不信任你，是不信任他。苏晚笑了，笑得很无奈，她说他又不是坏人，你有什么好不信任的。

每一次都是这样，我说一句，她顶十句，最后我变成那个小心眼、不讲道理、控制欲强的人。后来我就不说了。我把那些不舒服的感觉咽下去，咽到胃里，让胃酸把它们消化掉。消化不掉的就变成一团堵在心口的东西，不疼，但总觉得喘不上气。

现在是晚上十点。我看了看手机，没有消息。我不知道她到了没有，不知道方远到底怎么了，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以前我会等，会一遍一遍地看时间，会给她发消息问她到了没、什么时候回来、要不要我去接。她要么不回，要么回一个“嗯”或者“马上”，但这个“马上”通常意味着两个小时。

今天我不想等了。

我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关了灯，躺在床上。被子是凉的，床单上还有她洗发水的味道，一种很淡的栀子花香。我闭上眼睛，脑子里翻来覆去的都是她接电话时那个表情——眉头微微皱了一下，不是担心，是心疼，那种心疼是装不出来的，就像一个人看到自己最在意的东西受了委屈，会不自觉地想要冲过去护住它。

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

枕头有点湿。我不知道是眼泪还是头发上没干的水。可能是眼泪，也可能不是。我分不清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旁边的位置是空的，被子整整齐齐的，像是根本没被人动过。我伸手摸了摸那半边床，凉的。不是那种人起床以后慢慢变凉的凉，而是一整晚都没有人躺过的凉。

我坐起来，在床边坐了一会儿。窗帘没拉严实，一线阳光从缝隙里挤进来，落在木地板上，灰尘在光柱里飞舞。我听见外面马路上的车流声，远远近近的，像一条河在流淌。

我拿起手机，没有未读消息，没有未接来电。

我想给她发条消息，打了几个字又删了。最后什么都没发，把手机放回床头柜上，起身去洗漱。

刷牙的时候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眼睛有点肿，眼袋很重，下巴上冒了几颗痘，嘴唇干得起皮。我看起来就像一个三十一岁的普通男人，不算老，但也不年轻了，脸上开始有了岁月的痕迹，那种痕迹不是皱纹，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疲惫感，像一块被反复揉搓的面团，失去了最初的弹性。

公司请了假。我跟主管说我家里有事，主管说行，你什么时候处理好什么时候来。我挂了电话，站在阳台上抽了根烟。我不怎么抽烟的，以前一天也就两三根，后来苏晚说难闻，让我别在家里抽，我就戒了大半。但今天想抽，特别想。

烟雾在晨光里散开，我透过那层薄薄的烟雾看对面的楼。对面六楼那家的老太太正在阳台上浇花，弯着腰，动作很慢，一盆一盆地浇。她每天早上都浇花，不管晴天雨天，雷打不动。我在这里住了三年了，从来没跟她说过话，但我每天都能看到她。有时候我想，也许我比她的家人更了解她的生活习惯，知道她每天早上六点四十起来浇花，知道她每周三会换洗床单，知道她养了六盆花但叫不出名字。

你看，我们每天都活在别人的生活旁边，却对自己的生活无能为力。

我回到书房，重新打开那个文档。

这一次我没有删掉，我认认真真地打了四个字：离婚协议。

然后我开始想，协议该怎么写。我们没有房子，这套房子是租的，一个月四千八，押二付三，合同还有四个月到期。我们有一辆车，是我买的，写的是我的名字，首付六万，月供三千，还有一年半的贷款。我们有一张共同的银行卡，每个月两个人各往里存两千块，用来交房租和日常开销，卡里的余额我不太清楚，大概也就一两万。剩下的就是各自的钱，她的她自己花，我的我自己存，我们从来没有为钱的事红过脸，因为我们都还过得去，不富裕，但也不缺。

说起来可笑，我们连吵架的理由都很贫乏。没有钱的问题，没有婆媳问题，没有孩子教育的问题，我们之间唯一的矛盾就是方远。但就是这个唯一的矛盾，像一把钝刀，一下一下地割，割了这么多年，终于把最后一根连着我们的线也割断了。

我写了一个很简单的协议。车子归我，存款对半分，各自名下的债务各自承担，没有孩子所以没有抚养权的问题，没有房产所以没有分割的问题。写完之后我看了一遍，觉得这不像一份离婚协议，更像是一份财产清单，冷冰冰的，像两个合租的室友在分家。

我把协议打印出来，一式两份，签了名，压在客厅的茶几上。

然后我去超市买了一箱方便面，一袋速冻水饺，一包火腿肠，还有一袋苏晚爱吃的草莓味酸奶。买酸奶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没有放回去。她爱喝这个牌子的酸奶，每次去超市都要买，买回来放冰箱里，两天就喝完了。也许她回来的时候已经不想喝这个酸奶了，也许她根本不会回来，但我还是买了，放在购物篮最上面，小心翼翼的不让其他东西压到它。

回到家，我把酸奶放进冰箱，煮了一袋水饺吃了。水饺煮破了三个，皮和馅分开漂在汤里，看起来像一锅灾难。我还是把它们都吃了，连汤都喝了。吃完以后把碗洗了，厨房收拾干净，然后坐回沙发上，打开电视，随便找了个频道放着。

我不知道该干什么。手机安安静静地躺在茶几上，像一个听话的哑巴。我翻了翻朋友圈，看到苏晚昨天半夜发了一条，只有四个字：人间值得。配了一张图，是酒吧的吧台，昏黄的灯光下一杯鸡尾酒，旁边是两只手，一只明显是苏晚的，另一只，戴着个银戒指，那是方远的手。

我把那张图放大了看。方远的那只手搭在杯沿上，苏晚的手就在旁边，两只手之间大概隔着三四厘米的距离。这个距离很微妙，说近不近，说远不远，像是刻意保持着，又像是随时可以靠拢。

我退出朋友圈，把手机扣在沙发上。

到了晚上，苏晚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我给她发了条微信，就两个字：还好？

发完以后我盯着屏幕看了十分钟，消息显示已读，但没有回复。

我又等了半个小时，还是没有回复。

我没有再发。我把手机调成震动放在枕头底下，关灯睡觉。这一夜我醒了很多次，每次醒来都摸一下手机，每次屏幕都是空的。凌晨三点多的时候我彻底醒了，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窗外有猫在叫，声音很凄厉，像婴儿在哭。我躺在床上听那只猫叫了很久，猫不叫了以后，世界安静得让人心慌。

我起来倒了杯水，路过客厅的时候看了一眼茶几上的离婚协议，白纸黑字在黑暗中看不太清，但我知道它就在那里，像一个等在那里的答案。

第二天依然没有任何消息。

我去上班了。在地铁上我想，如果今天她还不联系我，我也不联系她了。不是赌气，是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能说什么？你在哪？你什么时候回来？方远怎么样了？这些问题我都能猜到答案，而她的答案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办公室里的日子一如既往的乏味。我坐在工位上处理了一堆表格，回复了几封邮件，开了两个会，其中一个会开了两个小时，什么实质性的东西都没讨论出来，大家就是坐在一起互相扯皮。我看着那些人在那里争来争去，忽然觉得很好笑，好笑到想哭。我们每天在办公室里花八个小时做这些毫无意义的事情，回到家花更多的时间经营一段毫无意义的婚姻，我们到底在干什么？

下班的时候同事老刘喊我去喝酒，我说不去了，家里有事。老刘拍拍我的肩膀，说兄弟你别太累了，有什么事跟哥说。我笑了笑，说没事，就是有点累。

我确实很累。不是身体累，是心累。那种累就像溺水，你拼命地游，拼命地游，但怎么也游不到岸，水面上看不到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你只能不停地踩水，不让自己的头沉下去。踩了四年，终于踩不动了。

回到家，家里还是那个样子。玄关的拖鞋还是那双拖鞋，冰箱里的酸奶还是那排酸奶，沙发上的靠垫还是那个靠垫，什么都没有变。但我觉得整个房子好像缩小了一点，像一个漏气的气球，慢慢地在收缩。

我又煮了一袋方便面，加了一个鸡蛋，两根火腿肠。吃完以后我坐在书桌前，想把那份离婚协议再看一遍。但我不想看，因为我觉得写得不够好，不够周全，不够像一份正式的、严肃的、不可撤回的法律文件。它太潦草了，太随意了，就像一个孩子在纸上胡乱画了几笔。

但我又不想改。因为不管怎么写，不管用什么样的措辞，不管加多少条条款款，它表达的都是同一个意思：我不想跟你过了。

这个意思简单到不需要任何修饰。

第三天。

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听见客厅里有动静。

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从床上坐起来，心跳得很快，快到我能听见自己的脉搏在太阳穴上突突地跳。我穿上拖鞋走到卧室门口，拉开门的瞬间，我看见了苏晚。

她站在客厅中央，身上还穿着那天晚上出门时的那件开衫，头发乱糟糟的，脸上的妆花了大半，眼睛下面一片青黑。她手里拿着那份离婚协议，从她站的位置和看的角度来看，她应该已经看了有一会儿了。

茶几上多了一个袋子，是某个商场的购物袋，粉色的，上面印着一个大大的logo。她把购物袋放在茶几旁边，袋子口敞开着，里面好像塞了几件衣服。

她听见门响，抬起头来看我。

那个表情，我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不是愤怒，不是伤心，不是崩溃，是困惑。像一个学生在考场上看到了一道完全没有复习过的题目，眉头紧锁，嘴唇微张，整个人愣在那里，脑子里大概在拼命地搜索一个合理的解释。

“这是什么？”她的声音有点哑，像好几天没喝水了。

“离婚协议。”我说。

“我知道这是离婚协议，”她的声音提高了半度，“我是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她盯着我看了几秒钟，然后把协议翻到最后一页，看到了我的签名。她的脸色变了，那种困惑慢慢被另一种情绪取代，但我说不上来那是什么情绪，也许是难以置信，也许是被背叛的感觉，也许两者都有。

“你要跟我离婚？”她的声音忽然轻了下去，轻到像在自言自语。

“对。”

“为什么？”

我没有立刻回答。我靠在门框上，看着她。她站在客厅中央，阳光从阳台照进来，落在她身上，把她照得很亮，亮到我能看见她脸颊上那些细小的绒毛。她还是好看的，甚至比四年前更好看了，岁月在她身上没有留下太多痕迹，反而让她多了一些成熟的风韵。

但好看归好看，好看不能当饭吃，好看也不能维持一段婚姻。

“方远怎么样了？”我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反问了另一个问题。

她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我会问这个。“他……好多了，那天晚上他喝了很多酒，一个人在酒吧，我怕他出事，就在那边陪了他一会儿。”

“一会儿？”我重复了一下这个词。

她没说话。

“你去了三天。”我说。

她的嘴唇动了一下，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都没说。

“三天，”我又说了一遍这个数字，像是在确认什么，“七十二个小时，四千三百二十分钟。你在那边陪了他一会儿？”

她把离婚协议放在茶几上，坐下来，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她的手指在抖，抖得很轻微，但我看得见。那双手我牵了六年，闭上眼都能描摹出它的样子——修长，骨节分明，指甲修得很整齐，从来不涂指甲油，说是涂了不舒服。此刻那双手在发抖，像一个犯了错的孩子在等待惩罚。

“我跟方远什么都没有，”她说，“他喝多了，我送他回的家，他吐了一地，我帮他收拾了一下，后来太晚了，我就在他家沙发上凑合了一晚。”

“一晚？”

“第二天他说心情还是很差，想出去走走，我就陪他去了周边的一个古镇，开车去的，当天晚上赶不回来，就又住了一晚。”

“第三天呢？”

“第三天我们中午就回来了，我去了趟商场，给你买了件大衣。”她指了指茶几上的那个购物袋，“你之前说想要一件灰色的羊绒大衣，我看到了，就给你买了。”

我看着那个购物袋，粉色的，大大的logo，很精致，很漂亮，大概花了不少钱。

“所以你出去了三天，没有给我打一个电话，没有发一条消息，回来的时候带了一件大衣，然后你希望我做什么？”我的声音很平，平到没有一丝波澜，“希望我看到大衣就忘了这三天，希望我拆开包装就原谅一切，希望我穿上它就觉得一切都没发生过？”

苏晚的眼眶红了。“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

“我知道，”我说，“但这不是重点。”

“那重点是什么？”她的声音开始发颤。

“重点是，那天晚上你接到他的电话，头发都没干就走了。你走的时候没有任何犹豫，甚至没有回头看我一眼。你走了三天，三天里你没有想过要联系我，没有想过我会不会担心，没有想过我一个人在家会怎么想。你的世界里只有方远，方远喝多了，方远心情不好，方远想去古镇，方远方远方远，全都是方远。”

我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波动，像湖面被风吹皱了，但我很快就把它压了下去。

“我在你心里排第几？”我问，“或者说，我还有位置吗？”

苏晚的眼泪掉下来了。她没有擦，就让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那份离婚协议上，把“财产分割”那几个字洇湿了一片。

“我爱的是你，”她说，“我跟方远真的只是朋友。”

“我知道你爱的是我，”我说，“但你没有那么爱我了，或者说，你爱我的方式已经不是我想要的了。”

我走到她面前，蹲下来，跟她平视。她的眼睛里有血丝，眼角有泪痕，鼻尖红红的，看起来可怜极了。我伸手帮她把黏在脸上的头发拨到耳后，这个动作我做了一千遍一万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觉得沉重。

“苏晚，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老实回答我。”

她点头。

“如果今天换过来，是我有一个红颜知己，大半夜的一个电话我就走了，一走就是三天，不联系你，不告诉你我在哪，你回来以后看到一份离婚协议，你会怎么想？”

她不说话了。

“你会怎么想？”我又问了一遍。

“我会……”她张了张嘴，声音很小，“我会觉得你不爱我了。”

“对，”我说，“所以不是我不爱你了，是你先让我觉得，你不爱我了。”

她哭出了声，是那种压抑的、克制的、不愿意让别人听见的哭声。她用手捂住嘴，肩膀一耸一耸的，眼泪从指缝里溢出来，滴在我的手背上，凉的。

我站起来，走到阳台上，把门关上了。我不想看她哭，不是因为我狠心，是因为我看不了。我太了解自己了，如果我再多看一会儿，我就会心软，就会走过去抱住她，就会说算了没事的，就会把那份离婚协议撕掉丢进垃圾桶，然后日子照过，方远照来，一切都不会改变，一切都不会好起来。

阳台上的风吹在脸上，凉飕飕的。我点了根烟，手有点抖，打火机打了三次才打着。对面六楼的老太太又在浇花了，今天浇的是第三盆，一盆叶子发黄的绿萝。

我靠在栏杆上抽烟，看着楼下的小区花园。几个小孩在滑滑梯，一个老人在遛狗，一个年轻妈妈推着婴儿车慢慢走过。这些人的生活看起来都好正常，好平静，好像没有人正在经历一场婚姻的崩塌。

抽完烟，我回到客厅。

苏晚已经没在哭了，她坐在沙发上，腿蜷起来，整个人缩成小小的一团。茶几上的离婚协议被眼泪浸湿的那一块已经干了，纸张皱巴巴的，像一张老人的脸。

“我不会签的，”她说，声音沙哑，“我不离婚。”

“你会的，”我说，“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不是明天，就是某一天。等你冷静下来想清楚了，你会签的。”

“为什么你这么确定？”

“因为你也累了，”我说，“你不是不知道我们之间有问题，你只是一直在逃避。方远就是你的避难所，每次我们之间出了什么问题，你就往他那里跑。你不跟我吵，不跟我闹，不跟我坐下来好好谈，你就跑。跑一次两次可以，跑多了呢？你总不能跑一辈子。”

她抬起头看我，眼睛红红的，像一只受伤的小动物。

“我不是一个好丈夫，”我说，“我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我不够浪漫，不会哄你开心，你说的很多事情我都没放在心上。我总以为日子还长，总以为以后可以慢慢来，总以为你会一直在。但我也不是没有努力过，我努力过很多次，只是我的努力在你眼里可能不算什么。”

我在她旁边坐下来，保持着大概一个拳头的距离。这个距离不远不近，像两条平行线，永远不会相交。

“方远这个人，我不讨厌他，”我说，“但他确实是我们之间的一根刺。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是因为你对待他的方式让我觉得，你更在意他。你会在意他的情绪，在意他的感受，在意他过得好不好。你为他的事情着急上火，为他的心情辗转反侧，但你从来没有这样对过我。”

“我有……”她想辩解，但声音很弱。

“你没有，”我打断了她，“你记得我的生日，是因为我妈每次都会提前提醒你。你记得我们的纪念日，是因为手机里的APP会给你推送。你对我好，但你的好是任务式的，是你觉得作为妻子应该做所以才做的，不是你发自内心地想要去做。”

“你知道我什么时候觉得最难受吗？”我看着她的眼睛说，“不是你去见他的时候，是你回来以后对我特别好的时候。因为我知道你为什么对我好，你心虚了，你觉得对不起我，所以你想用对我好来弥补。但那种好太假了，假到我宁可你不要对我好，你就正常地、像平常那样对我就行了。但你做不到，因为你心里有愧。”

苏晚没有说话了。她把脸埋在膝盖里，肩膀微微颤抖，但没有发出声音。她大概是在哭，也可能只是在发抖，客厅里有点冷，她穿得不多。

我把沙发上那条毯子拿过来，盖在她身上。那条毯子是苏晚去年冬天在宜家买的，灰色的，很软，她说放在沙发上冬天看电视的时候可以盖着。但她几乎没有盖过，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在盖。

“协议我放在这里，”我说，“你什么时候想签了，随时可以签。车子我不要了，给你。存款你看着分，多少都行。剩下的东西你随便拿，你想带走什么就带走什么。”

我站起来，去卧室收拾了几件换洗衣服，装进一个双肩包里。她听见动静，抬起头来看我。

“你要去哪？”她的声音很急，带着一种恐慌。

“我去酒店住两天，”我说，“你在这里好好想想。”

“你别走，”她站起来，毯子从身上滑下去，“这房子是我们一起租的，你不应该走。”

“那你要我留下来干什么？”我转过身看着她，“留下来看你哭？留下来听你说对不起？留下来跟你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继续过日子？然后呢？下个月方远再出事，你再出去三天，我再等你三天，你再买件大衣回来道歉，周而复始，没完没了？”

她咬着嘴唇，嘴唇上全是齿痕，有些已经结痂了，有些还是新的。

“我不是不给你机会，”我说，“我给了你四年机会。四年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方远的事，你自己数得过来吗？每次你都说我想多了，每次你都说你们只是朋友，每次你都觉得是我小心眼。但我小心眼在哪里？我拦过你吗？我说过不让你去见他吗？我从来没有。我只是让你注意分寸，让你考虑一下我的感受，这个要求过分吗？”

她没有回答。

“算了，”我背上包，“不说了，说了也没用。”

我走到玄关换鞋。她跟过来，站在我身后，离我很近，近到我能感觉到她的体温。她的呼吸落在我后颈上，温热的，带着一点淡淡的酸奶味。

“大衣你带上吧，”她说，声音小得像蚊子叫，“天冷了，你穿得太少了。”

我没有回头。

我弯下腰系鞋带，系得很慢，很仔细，像在完成一个仪式。系完以后我直起身，拿起玄关鞋柜上的车钥匙，拉开门。

“我走了，”我说，“你好好照顾自己。”

走廊里的感应灯亮了，惨白的光，把整个楼道照得像医院。

我走进电梯，按了一楼。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我看见苏晚站在家门口，光着脚，穿着一件薄薄的开衫，头发还是乱糟糟的，脸上全是泪痕。她的嘴张了张，好像想说什么，但电梯门已经合上了。

电梯往下走，一层，两层，三层。

我靠在电梯壁上，仰着头看电梯顶上的灯。那盏灯很亮，亮得刺眼，我眯起眼睛，感觉到眼眶里有什么东西在打转。

我没有让它掉下来。

电梯到了一楼，门开了。我走出去，穿过大堂，推开玻璃门，外面的冷风扑面而来，我打了个哆嗦。十一月的风已经很冷了，带着一种干燥的、尖锐的寒意，像无数根细小的针扎在皮肤上。

我走到车旁边，拉开车门坐进去。车里很冷，比外面还冷，像一个冰窖。我把钥匙插进去，发动了车，空调开到最大，热风呼呼地吹，吹得我眼睛发干。

我没有立刻开走。

我坐在车里，透过挡风玻璃看小区的门口。门口有个保安岗亭，保安大叔坐在里面看手机，屏幕的光把他的脸照得蓝莹莹的。外面马路上偶尔有车经过，车灯扫过挡风玻璃，留下一道道光痕。

我从口袋里摸出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没有消息。

我把手机放在副驾驶座上，挂挡，松手刹，踩油门。

车子缓缓驶出小区，汇入车流。我开得很慢，慢到后面的车一直在按喇叭。我没有理会，我开着窗，让冷风灌进来，风大得像要把人的皮肤撕裂。

后视镜里，小区的轮廓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后变成了一个黑点，消失在了夜色里。

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

我只知道，我不想再回去了。

《全文完》

注：本文内容源自网络，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人物、事件关联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