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主任吕成龙论官窑瓷器|真知堂转载

真知堂按：原文题目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研究宋代官窑瓷器》，有删节。作者吕成龙先生，原故宫博物院陶瓷科科长，现为古器物部主任。1999年故宫博物院首届陶瓷中级培训班教师，长我十岁。

宋代官窑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由朝廷设立的专门烧造宫廷用瓷的御窑之一，自明代晚期以来备受文人推崇，并被列在宋代“五大名窑(汝、官、哥、定、钧)”范畴。然而，长期以来，由于相关历史文献对它的记载语焉不详，造成后人对文献的理解不同，加之考古发掘的局限性，致使在宋代官窑瓷器研究中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诸如何为北宋官窑、北宋朝廷是否在都城汴京设置过官窑、北宋官窑是否就是汝窑、河南汝州张公巷窑是否是北宋官窑、南宋修内司官窑的称谓是否准确、南宋官窑是否只有杭州郊坛下官窑一处、何为文献上所说的内窑、老虎洞窑是修内司官窑还是文献上所说的续窑等。

　　在古器物部陶瓷组工作人员的配合下，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下属的古陶瓷检测研究实验室利用X射线荧光能谱仪、激光拉曼光谱仪、光学显微镜、分光光度仪等仪器，对院藏40件原定为宋代官窑烧造的瓷器、6件原定为明代景德镇窑烧造的仿宋代官窑瓷器、12件原定为清代景德镇窑烧造的仿代宋官窑瓷器以及向浙江省博物馆、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及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兄弟单位借来的20件通过对杭州郊坛下官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所获得的瓷片标本、80件通过对杭州老虎洞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所获得的瓷片标本和26件2O世纪90年代位于南宋皇城的杭州卷烟厂综合楼扩建工地出土的瓷片标本进行了无损检测分析研究。取得了以下成果。

　　1．故宫博物院收藏的5件原定为宋代官窑烧造的青瓷中，有一件青釉葵口洗和一件青釉四方委角水丞应属于明代景德镇窑烧造的仿宋代官窑青瓷，另外3件尚需进一步研究。

　　2．故宫博物院收藏的1件原定为明代景德镇窑烧造的仿宋代官窑温器和一件原定为清代雍正景德镇窑烧造的仿宋代官窑三足樽，经进行科学检测和重新目鉴后认为系南宋杭州官窑产品。

　　3．对故宫博物院所藏宋代官窑瓷器釉的的元素组成、玻璃相结构进行分析后发现，院藏宋代官窑瓷器大体可分为两大类。

　　4．所测院藏宋代官窑瓷器．多数与杭州郊坛下官窑遗址、老虎洞官窑遗址以及20世纪90年代位于南宋皇城的杭州卷烟厂综合楼扩建工地出土瓷片相近。但部分官窑瓷器与杭州窑址和南宋皇城遗址出土瓷片标本还有一定的差异，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5．杭州卷烟厂出土瓷片与杭州郊坛下官窑遗址出土瓷片标本差异较大，但与杭州老虎洞窑遗址出土部分瓷片标本比较接近。

　　6．杭州卷烟厂出土的瓷片有可能是属于另一座尚未发现的南宋官窑的产品，但也不能排除卷烟厂出土瓷片是老虎洞窑址或者郊坛下窑址某一特定时期生产的可能性。

　　7．目前，尚不能有效区别郊坛下窑和老虎洞窑的差异，也就无法判断传世官窑产品中哪些属于郊坛下窑，哪些属于老虎洞(宋代地层)窑。

　　8．受烧成技术、胎釉配方等因素的影响，古陶瓷釉中的气泡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和稳定性，保留有烧成时的原始信息。大体上瓷釉中气泡平均直径值越大，气泡密度越小；反之，釉中气泡平均直径值越小，气泡密度越大。宋代官窑瓷器和明、清景德镇仿宋代官窑(釉)瓷器的釉中气泡大小及密度没有明显区别，而且釉面均有斑点、鬃眼、缩釉等现象。

　　9．将宋代官窑瓷器釉的开片和明、清景德镇仿宋代官窑(釉)瓷器釉的开片进行对比后发现，宋代官窑瓷器釉的开片纹路普遍短而密，而明、清景德镇仿宋代官窑(釉)瓷器釉的开片纹路稀而长。明、清景德镇仿宋代官窑(釉)瓷器的开片纹路较宋代官窑瓷器釉的开片纹路直，弯曲度小。

　　此次将传统研究方法与科学技术手段相结合对院藏宋代官窑瓷器进行综合研究后，最终确定故宫博物院现收藏有37件宋代官窑瓷器，对其中33件宋代官窑瓷器釉中所含元素进行分析研究的结果表明，院藏宋代官窑瓷器釉的元素组成比较复杂，体现出釉料配方的多样性。通过对其釉的元素组成、玻璃相结构进行分析后发现，院藏宋代官窑瓷器大致可分成两类。

　　第一类为低钾、高钙类。其釉中氧化钾含量为3．09—4．9 7％、氧化钙含量为8．1 7—1 1．76％，氧化铷含量为143—295 ppm 、氧化锶含量为346—648ppm。釉烧温度范围约为1100—1200~C。胎色灰黑，釉色粉青，釉层肥腴，美若青玉，釉面开片较大。如展出的宋代官窑弦纹瓶、圆洗、盏托、方花盆、葵口洗等，属于宋代官窑瓷器中釉色最美的一类。

　　第二类为高钾、低钙类， 其釉中氧化钾含量为4．2 4—5．7 6％ 、氧化钙含量为4．61—9．06％，氧化铷含量为133一l89ppm、氧化锶含量为197—310ppm。釉烧温度范围约为1200—1270℃。釉色青灰略带米黄，釉面开片较小。如展出的四方委角花盆、葵口洗、葵口盘等。

　　应当指出，宋代官窑瓷器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很复杂，只有将传世宋代官窑瓷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和考古发掘资料等结合起来开展综合研究，才能逐步解决这些问题，忽视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