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社会地方贫富差距：江西县城餐餐豆腐饭，河北乡镇顿顿杂粮饭…

怎么理解旧社会地方之间的发展差距？就用《茶馆》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一条狗也得托生在北京城里嘛！”

朱老总是四川仪陇县贫困佃农出身，一家十几口人靠租种地主家的16亩地为生。

他在回忆录里描述小时候家中伙食：“全家从来没有吃过白米饭，多半是吃豌豆饭、菜饭、红薯饭、杂粮饭，油盐很少。过年时宰一头猪，要留着吃一年，只在过年过节时才可以吃到。”

同样的记录，在朱老总在1944年亲自撰写的文章《回忆我的母亲》里，也有相关的描述：

“佃户家庭的生活自然是艰苦的，可是由于母亲的聪明能干，也勉强过得下去。我们用桐子榨油来点灯，吃的是豌豆饭、菜饭、红薯饭、杂粮饭，把菜籽榨出的油放在饭里做调料。地主富人家看也不看的饭食，母亲却能做得使一家人吃起来有滋味。

赶上丰年，才能缝上一些新衣服，衣服也是自己生产出来的。母亲亲手纺出线，请人织成布，染了颜色，我们叫它“家织布”，有铜钱那样厚。一套衣服老大穿过了，老二老三接着穿还穿不烂。

庚子年前后，四川连年旱灾，很多的农民饥饿、破产，不得不成群结队地去“吃大户”…在这样的年月里，我家也遭受更多的困难，仅仅吃些小菜叶、高粱，通年没吃过白米。”

朱家租种的土地约16亩地，一年要交差不多50担租粮，剩下的粮食将将够一家人吃。

注意是豌豆饭、菜饭、红薯饭等掺了杂粮的饭，勉强饿不死，但还是终年不得温饱。肉只有等到过年和重大节日才能吃到。

——这是清末时期四川佃农大家庭的伙食状况。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佃农租了地主家16亩土地耕种，在粮食丰年的年月，也只能勉强填饱一家十几口的的肚子。

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情况。

冯玉祥是底层贫苦军人家庭出身，父亲是淮军下级军官，每月12两银子的军饷，维持全家日用必需。又因为夫妻两人都吸食鸦片，导致家境长期拮据，常靠典当度日。

年幼的冯玉祥要跟着父亲的护兵去当铺当东西。长袍、马褂、坎肩、衩裤、褥子以及各种应用的什物，统统都在拿去当。

家里日常吃的米面，都是在一家杂粮店里赊取。赊来的小米不仅份量不够，还掺有大量沙子。

他们家的情况在当时肯定不算是底层。这里要说的是冯玉祥家的邻居们——康格庄贫苦的农民。

冯玉祥童年在保定府康格庄度过。在他的回忆录里，当时康格庄的底层农民吃得相当苦：

“康格庄以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为主，每家土地类多在十亩上下。吃饭的时候，没见过谁家特意做一碟炒菜，荤菜自然更不用提了。

大葱、萝卜、盐菜，是康格庄农民经常吃到的菜蔬。有些人家竟连咸菜也舍不得吃，只临时泡点盐水吃。只有等麦熟的时候，才有一两家吃麦子面的，平素吃的都是高粱、棒子、小米面等杂粮。”

冯玉祥父亲也跟儿子说，他是当了哨长之后，才买得起40文钱（合现在一大枚）的猪肉，炖小白菜吃饭，这算是顶好的饭食了。

村子里待客的席面也是相当简陋。有名的席面——“村里遇有喜庆丧祭的事，平常的交情是随130钱的礼（合现在三个半大铜元），交情深厚的，随250的礼（合现在六个半大铜元）。

客人吃的是“白菜豆腐泡席”，有白菜、粉皮、粉条、豆芽、豆腐泡等八碗菜。米饭是掺有很多细沙子的大米蒸的，吃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把牙齿震掉。

村子里所谓的荤席，也不过每碗里盖了两三片薄薄的猪肉而已。

闹义和团时，冯玉祥到城东中阳村赵万顺先生家里暂避。赵家一天两顿，每餐只喝两碗小米稀粥充饥。招待客人的食物，不过是加多几块红薯罢了。

——这是清末民初的河北底层自耕农/半自耕农的饮食状况。

家中有十亩上下的土地，不用像佃农一样向地主交地租。在没有发生饥荒和大规模战乱的情况下，向官府纳完粮之后，只能说是勉强饿不死。

吃的主食还是以杂粮为主，配菜则是当季蔬菜，或者腌菜。即使是婚丧嫁娶的酒席上，也难见到荤菜。

当时保定府用的津钱，50枚制钱才能买到半斤猪肉。

冯玉祥父亲坠马失业之后，没了差事。家庭的费用全靠冯玉祥兄弟来维持。

哥哥在骑兵队吃一份兵粮，每月关七两二钱银子。冯玉祥吃的是步兵种，每月关三两六钱。两个人合起来，除了马粮，不过七两二钱银子。

冯父虽然早已不吸大烟了，但靠七两二钱银子，一家三口人仍然过得相当拮据。荤食长时间出现断绝。连底层军官都开始断肉食了，那底层老百姓的情况肯定更糟糕。

朱老总和冯将军都是清末生人。一个写的是四川佃农家庭生活，一个写的是河北自耕农家庭生活。

两者笔下的清末农民，过得相当贫苦。不过到民国初年，冯玉祥带兵进入四川广元地区，看到了令他大为震惊的场景。

震惊于当地轿夫以及他苦力在小馆子中大吃粉肉；广元一带每个镇上，都有二三十家肉铺；有好些村镇，比北方的县城还要发达。

而在河北保定府，即使富有的人家，也只得在喜丧年节的日子才蒸米粉肉，而且只限于招待贵宾而已，普通人家还是吃不着的。

到了绵阳地区，当地老百姓踊跃封粮（指的是将粮食折算成钱来交纳）的情形，再次震撼到冯玉祥。

乡下来的老百姓主动向县衙封粮，每人一手握着一个钱包，另一手拿着粮票，争着向上面递交。而在保定府，封粮需要官府再三催促，但百姓还是佯而不睬。

部队来到顺庆县，山顶上都是很肥沃的水田，物产极其丰富。人烟之稠密，开办的学校很多，都办得都很有精神。

当地轿夫十个有九个抽大烟，餐餐米粉肉，酒和赌也沉溺得厉害。干的又是卖力的活，因此人人面黄肌瘦，看起来像痨病鬼一样。

这四川轿夫倒是和北平人力车夫有相似之处。两者干的都是卖力气的活，趁年轻才赚钱，日子过得相对体面。

吃喝嫖赌抽的情况，两者都有。而四川是鸦片的主要生产地，大烟替代了卷烟。

所以，才会有人说轿夫（人力车夫）吃的比小地主好。

但你要说四川家家宽裕，人人吃肉，倒也不是。冯玉祥在顺庆县就看到：“小街道太窄狭肮脏，房屋也破旧简陋，住的都是褴褛不堪的穷苦同胞。”

从冯玉祥的描述上得出结论，民初时期的四川底层吃的比清末时期的河北自耕农好一些。（其实两者相差了不久，也就是二十来年）

再举个豆腐的例子。来看看不同地区的农村贫富差距有多悬殊。

根据李德胜同志在1930年写的《寻乌调查》一书中记载：“不满三千人的寻乌城，却有豆腐店三十多家。寻乌城里吃饭十餐有九餐要吃豆腐。吃豆腐原因，一是价廉，二是方便。寻乌的农村中也是很喜欢吃豆腐的，不如寻乌城这样厉害，却也占了食品的一半。”

可以看到不满3000名市民的寻乌县城里，几乎实现了豆腐自由。

寻乌农村人没有像城里人吃的勤，豆腐也占了全部食物的50%。

究其原因，大概是寻乌县位于闽粤赣三省的交界，商业贸易发达，市民阶级较宽裕。

二是，豆腐价格相对便宜。两升半豆子可以做一桌豆腐。豆子两升半的价钱是五毛，豆腐一桌的价钱是六毛半。零卖价格是一毛买7块大豆腐干或者14块小豆腐干；三个铜壳买到1块大豆腐干或者2块豆腐干。

虽然，有占全县农村人口7%的最底层佃农的生活非常糟糕：“他们衫很烂，要讨来着。三餐饭两餐食杂粮（粟板呀，番薯片呀）。做米果卖，砍柴火卖，挑脚，就是他们添补生活的办法。”

“禾头根下毛饭吃”的情形在寻乌县很常见。说的是刚打下禾交过租就没有饭吃了。这种情形在寻乌竟然占了（佃农）的40%。

有人肯定反驳说，佃农种地交完租没有饭吃，还种什么地？这不是瞎扯淡吗？面对这样的质疑，书中给出答案：

比如佃农耕种20担谷田的，上交地主11担多的租粮，剩下8担多粮食自吃。

还要上交去年过年和今年青黄不接时，借了地主两三担谷子，加上加5分利，又要还去三担多至四担多。一共要还五六担粮食。

打禾了，又要买好东西招待地主。禾打过了，买上一点油盐，舂上一点米子，立秋刚到，一切都完。

走投无路的农民又得向地主借粮食。谷利是50%，即借一石还一石半（三箩），还谷时间是6个月或者3个月。

如果佃农是8月向地主借粮食，那么需要在10月还，两个月的利息是20%。即借谷一石，要还一石二斗。超过10月没还，继续加利。周而复始，陷入死循环。

这些以后可能再写一篇文章介绍，还是说回主题。

根据《中国农村调查》记载：“1949年以前，河南洛阳市下辖石罢村的村民们买豆腐是不用钱交易的，而是用豆子换。黄豆、黑豆、绿豆都可以用来换豆腐，通常是按一斤黄豆换一两斤豆腐的标准来换。

当地种豆的人家比较多，村民们都有豆子去换豆腐来改善生活。基本上隔两天就可以吃一顿豆腐，一周能吃个一两顿。”

虽然不能实现豆腐自由，但吃的还算勤。

而1949年前，河南开封市爪营寨卖豆腐的袁家，每次用8斤黄豆做一锅豆腐，一般需要2天才能卖完。

因为那个时候买豆腐的村民少，家里办红白喜事、有客人的时候才多买一点儿，一般情况下不买。

能让村民遇到红白喜事，有客来才买，说明豆腐不存在难吃的情况。村民平时不买豆腐，那大概率就是吃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