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边往事 | 支边历程 • 改善兵团职工文化结构

原创 陈安

1965年9月的一天，我的小学同学张征祥给我送来了新疆兵团的录取通知 书。我家和张征祥家是近邻，父母又是同事，都住在同济医学院的家属区。听说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来汉招收支青的事情以后，我们就相约一起去兵团。

我的邻居里面有一个老干部，认识兵团招生组人员，他经常给我们介绍新 疆兵团的情况，我们这才知道兵团为了改善内部人员的文化结构，拟定了一个从内地招收城市知识青年的长远规划。经中央和中央军委同意，兵团自60年代初期起，陆续从上海等地招收了好几批知识青年到新疆，参加开发建设。从1964年起开始在武汉招生。

兵团招生组的同志特别希望能够招到一批文化素质较高的应届高中毕业生。 正好，我们在高中阶段，接受过“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思想教育，也听过1964年参加兵团建设的武汉支青来校作的报告，还观看了《军垦战歌》等影片， 所以我们已经有了“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思想准备。实验中学让我们学到了终身受益的文化知识，也培养出了我们敢于走向社会的勇气，所以，我义无反顾地报名支边，我将用我的奋斗证明自己无愧于母校。

当时，我已经收到武汉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到底是去读师范还是去兵团? 我还和我二哥商量过应该如何作出选择。二哥说，这取决于你自己的志向，打算今后要做什么?你想当老师就去师范；你想尽早走向社会，就到兵团。不要过多考虑地方和条件。要记住：别人可以生存的地方，你也可以生存。只有到更大的天地，才有更大的机会。他给我买了一本精装的笔 记本，很认真地为我写题词： “鹰有时会飞得很低，但它永远向往着天空。”

陈安保存的母校赠送的纪念册

我把二哥送我的笔记本认真收藏起来，放在一起的还有一本高尔基的“我的大学”。我向二哥保证，我会努力工作和勤奋学习， 一定会成为有工作能力，有理论知识，身强力壮和无所畏惧的新一代。

同学送别

我收到兵团《录取通知书》以后，实验中学高三(3)班的同学和老师，相继来到我家，为我送行。实验中学还为1965年支边的每个毕业生发了纪念册。

我在实验中学加入共青团，先后担任过生活委员、班长和民兵排长，与老师和同学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许多优秀老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特别是教物理的莫老师给了我很多的帮助，他对我的帮助使我受益终身。所以，我也向老师、同学表示，有志者志在四方，我决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一定会在兵团好好锻炼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知识、有理想的新一代劳动者。

当我穿上军装时，我似乎听到出发的号声，感觉到远方的呼唤。我已经成

为一名战士，勇往直前是我唯一的信念。父母造就了肉体，在精神上也是我的支撑；学校和老师教给我知识和能力，但最终能不能成才，却要靠自己。人生的价值，只有通过自己来证明。

我会向父母、家人、老师和同学证明我的信念。出发的号角已经吹响，人生的马拉松已经开始。当时，我刚满18岁。我和最要好的同学杜继昕和陈树源，一起来到武汉长江大桥留影告别。杜继昕是班上的学习委员，也是我的入团介绍人，学习成绩很好，班主任力主他填报清华大学。陈树源是班上的物理委员，我与他都是莫老师的得意弟子。高考中，我们都莫名其妙地“落榜”,后来，又同时收到“武师”的录取通知。他们也很想支边，但因家庭的某些原因而未能如愿。

我到兵团以后，和他俩一直保持着联系，我还托杜继昕在汉帮我购买了一

些机械类的书籍邮寄给我，为我学习机修和制图提供帮助。

离别前夕

1952年，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搬迁到武汉，我们一家随父亲来到汉口。父

亲从事劳动卫生的教学工作，经常到厂矿、农村去调研。1965年9月我赴疆前，父亲刚结束在枝江的巡回医疗回到武汉。

当时姐姐和二哥正在大学读书，将来也可能分配到外地工作，而我支边去 新疆也只能3年后才能回汉探亲，全家不知何时才有机会团聚，所以在父亲提议下，全家合影，可惜照片中缺了大哥，因为他于1963年分配到山西工作。

听外婆说，我小时候母亲没有奶水，我对奶粉也不适应，经常吃了就吐， 主要靠豆浆喂养。外婆每天清早不到4点就起床磨豆浆，我从小跟外婆睡，外婆帮我缝补、做鞋，我也帮外婆种菜、喂鸡、劈柴、做煤球。外公去世早，外婆靠勤劳的双手养育了她的6个子女，现在还在继续为孙辈操劳，她的勤劳、乐观、慈爱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外婆将她自己最爱的皮箱给了我，每天默默地看我准备行装。姐姐后来对我说，外婆目送我走后回到家中， 一个人在流泪。这是姐姐看到外婆唯一的一次流泪。

姐姐陈宁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读大三。她说 “我是学农田水利专业的，哪里能用上我的专业，我就会到哪里去。你大哥大嫂是华农农机系毕业的，大哥毕业分配时，就曾对我表示，新疆的农田靠水库和渠道的水灌溉，这和我学的专业对口，你先去，过两年我就来。”三年后的1968年，姐姐与姐夫真的要求分配到了新疆兵团。

出发的日子

1965年9月13日，出发的日子到来了，父亲特意带着照相机与母亲一起送我到汉口车站。我家兄弟姐妹都在外地工作，离家出门无数次，只有这一次父母双亲一起到车站为我送行。我出发的前一天还因感冒在发烧，母亲问我能否乘下一班车出发，我坚持要按时走。

到了车站，看到站台里都是穿着军装的 支青，像电影中整装出发的部队。我乘坐的车厢在列车的尾部，是一节刚出厂的全新车厢。新军装、新战友、新气氛，眼前的一切都是新的，预示新生活的开始。

陈安、朱德保、周建在火车上和亲人告别

上车了，大家各自见到同校、同班的同学，感到十分亲热，活跃分子会主动向大家自我介绍，更多的是相互询问和打探，很快，大家就成了熟人和朋友，车厢内嬉闹的气氛冲刷了离别的感伤。亲人就在窗外，每个人都有不舍，为了显示自豪、乐观和自信，为了给亲人留下美好的印象，我们都是带着笑脸走向边疆的。

我们这个车厢的118人都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其余的车厢是往届生和社会青年。

开车铃响了，我心中响起《共青团之歌》: “再见吧，亲爱的故乡。胜利的星会照耀着我们。再见吧妈妈，莫难过，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 ”

列车缓缓驶出大智门站，过了江岸站以后逐渐加速，大家都探出头回望武汉，有的拿下帽子挥舞和高喊： “再见了!武汉!”有的喊： “三年后见。”坐在我对面的周健刚将头伸到窗外，军帽就被吹走了，急得他在车厢里跑前跑后地喊： “我的帽子!”大家劝他不要喊了。他说： “也只能这样，算了。”后来下车点名时，只有周健没戴帽子。大家开玩笑说：以后不用点周健的名了，只要看到没戴帽子的，那肯定是周健。

旅途见闻

列车一路向西行，途经黄土高原，许多人第一次看到黄河，第一次看到窑 洞。车厢里发出阵阵的喊声，每当有喊声，大家都要向窗外看去，后来有人就故意大喊一声，引得大家向窗外看去，结果没有新奇的事，引来一阵笑声。

忽然车厢里的灯全亮了，车外一片漆黑，火车进了隧道，开始翻越秦岭。过了武威就是河西走廊，窗外是连绵不断的荒山，再后来进入戈壁滩，越往西越荒凉，火车开行一、两个小时也难看到人迹。车厢一头有个女同学不知是想家还是触景生情，开始悄悄地抹眼泪。于是，同学梁坚弹起了吉他，他旁边的几个同学唱起了“亚非拉人民要解放”这高亢激昂的歌曲，接着整个车厢都跟着唱起来，有个同学因为唱得最响亮，得了绰号“亚非拉”。

火车越过戈壁滩，来到天山脚下。我们第一次看到雪山、草地和羊群，还有白云般的毡房。到了哈密车站，我们下车买哈密瓜，等到开车后好好品尝。但有人吃了一口，连声喊： “生的，不好吃，像武汉的菜瓜。”带队的兵团干事告诉我们：哈密瓜是鄯善的好吃。又告诉我们：不要在站台上买，因为这些瓜多半未熟。

乌鲁木齐车站到了。火车停在山坡，我们出站台后，经过螺旋状走廊和车站广场，到达离车站不远的团结旅社。我们118名武汉支青，在这里休整几天后，搭乘几辆解放牌卡车沿乌伊公路向目的地石河子驶去。

远处的雪山一直伴随着我们，公路两边是一片片金色银色的田野，小麦、玉米、棉花和向日葵都在等待收获。路边的维吾尔族老乡正在装马车，我们向他们热情地挥着手，他们挥起马鞭向我们还礼。前面车上的人唱起了“坐上大卡车，带上大红花，远方的年轻人，塔里木来安家……”。他们的歌声引得每辆车上的人都唱起来，真是一路欢笑一路歌。

从乌鲁木齐西行180公里，进入了石河子。小城的马路平坦干净，两旁是高大整齐的白杨树，还有商店、学校、办公楼、礼堂和广场。我们暂住在农八师师部招待所，等待分配。

粮油加工厂

到达兵团后，张征祥被分到位于克拉玛依的兵团工一师，我分到农八师。 记得那一天，刚刚到来的武汉支青，坐在招待所的大厅里听候分配结果。每宣布一批分配名单，就被单位派来迎接的人接走。

我与周健等5人被分配到联合加工厂，来接我们的老干部是加工厂的巴厂长，腿有点瘸。他特意安排用小轿车来接我们，车小人多，所以我们得分两批去厂里。后来我们才知道，只有团级单位才配有一辆吉普车，来接我们的这辆小轿车是石河子厂矿中唯一的一辆，这辆小车只有厂部领导和厂医才有权调用。

进厂以后，我与周健被分配到面粉车间，李冰冰在榨油车间，王可钧在机

修车间，牛延河在厂部打字。

我第一天上班就是深夜班，晚上12时到早上8时。机器有节奏的运转，我 跟着师傅巡回检查和学习如何排除故障的方法，感受到忙碌的生产气息。不久，我到面粉大楼上班，与周健在同一个班组，我在平筛工序，周健在磨子工序。这里是兵团最大的面粉车间，也是当时石河子最高大宏伟的建筑，造型像一艘远航的巨轮。车间设计产量为每日5千袋，后来达到每天1万袋，我们还是亲切地叫它“5千袋”。深夜班时，我经常到顶楼看太阳从东方的地平线升起，城市和农田都洒满阳光，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我给自己定了学习计划，除了车间和班级组织的每日政治学习外，还自学高等数学、机械基础、机械制图、机械维修和面粉车间流程，以及如何提高小麦出粉率等知识。上班工作是实践和锻炼，下班学习是充实和提高。

1966年10月，我与周健参加社教工作组组织的“支援三秋”工作团，到莫索湾拾棉花半个月，体会到农场艰苦的生活，也获得了工作后的第一个奖状。

1967年石河子“1.26事件”后，由于派性势力，我被调出面粉大楼到直属队从事搬运工作，每天要搬运成吨的粮食。尽管很累很辛苦，但一想到高尔基在描写码头搬运工时，曾感慨他们的豪放，赞美他们朴实和团结的精神。我也就不觉得艰苦了。

我父亲曾在来信中鼓励我： “辛苦不一定是坏事，能够勇于面对，就可以 将坏事变为好事。”的确，我的体质增强了，意志坚定了。兵团经历成了我人生的宝贵财富。

打捞江城记忆 钩沉三镇往事

中山大道 永安里•天和（今老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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