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乔冠华要被打成右派，张闻天：他有个人主义，但不是右派

1957年夏天，时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的张闻天正在东南亚各国视察驻外使馆工作，一封紧急电报将他召回了北京——国内反右派运动全面展开，外交部需要他回去主持工作。这位以尊重和爱护知识分子著称的老革命家，即将面临一场特殊的考验。

张闻天

张闻天回到外交部时，反右运动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部里各单位已经初步确定了一批“右派分子”名单，等待他的审定。在外交部第一次党组扩大会议上，张闻天听取了各单位的汇报后，眉头紧锁，他注意到，各单位报上来的“右派”数量远超预期，其中不少是外交部的重要业务骨干。

在随后的几次会议上，张闻天反复强调：“划右派要特别慎重，要研究，不要把一般认识问题定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发表过右派言论的多半是一些‘秀才’和有能力的知识分子干部，一旦戴上右派帽子，不但他们的政治生命从此断送，我们也不好再使用他们了。”

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陈翰笙的案例最为典型，这位著名学者、老党员在鸣放期间讲了一些话，被不少人认为应该划为右派。张闻天虽然不同意将陈翰笙划为右派，但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直接反对需要充分的理由。最后张闻天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在党组会上提出，陈翰笙长期在国外工作，很少经受组织生活锻炼，所以说话“没个准头”，应该把他当作“党内的民主人士”处理。

陈翰笙

这个理由在当时看来并不充分，甚至有些牵强，但与会人员看到张闻天的坚持，也就接受了这个“不成理由的理由”。陈翰笙因此免于被划为右派，继续在外交部系统工作。

办公厅一位秘书的案例则更具戏剧性。这位秘书工作积极努力，但有个毛病：有时喜欢传播些小道消息。有一次，此人瞎说张闻天的夫人刘英过去是某人的妻子。这话传到此人所在的党支部，立即引起了支部领导的强烈反应——传播领导家属的谣言，这还了得？支部坚决要求将此人划为右派。

刘英得知此事后，却哈哈一笑，她说：“哪有这事？完全是胡说八道，但也不是什么政治问题。”既然当事人都不追究，且认为这不是政治问题，这位秘书也就逃过一劫。

张闻天和刘英

研究室和新闻司是外交部知识分子最集中的部门，也是反右运动的重灾区。这两个部门的浦山、关在汉、李肇新、曹棉之、薛谋洪等人，大多解放前接受过反蒋民主运动的洗礼，或曾留学国外，经历过西方民主政治的熏陶。这些人与研究室主任乔冠华、新闻司司长龚澎关系密切，常到乔家聚会，一起谈天说地，鸣放期间，他们提出过一些在当时看来颇为“尖端”的观点，比如认为即使不搞两党制，也可以在党内搞两派，以便相互监督。

反右运动开始后，浦山等人都被打成右派，而他们写的材料不少都牵涉到乔冠华和龚澎，下面还有人正式提意见，催促张闻天处理乔、龚二人。

张闻天确实不愿将乔冠华、龚澎打成右派，但又承受着来自下面的压力，最终他决定采取“拖”的策略。因为当时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长，乔冠华和龚澎不论如何处理，都不能不通过周恩来并取得他的首肯，这样做无异于给他出难题。

乔冠华和龚澎

就这样，乔冠华和龚澎的问题一直拖到了1958年。那时外交部的右派已经定案，要下放农村的都已经下放。3月31日和4月1日，已经接任外交部长的陈毅主持外交部党组会讨论乔冠华的问题。

张闻天在会上发言说：“乔冠华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单纯业务观点和个人主义，但不是右派。他鸣放期间有错误，但是反右开始以后立场正确。他多年来积极为党工作，成绩还是比较显著的，工作能力也比较强，今后还可以为党工作。”

陈毅在会上最后发言，他采取了“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办法。陈毅说，乔冠华提的都是要害问题，“我们要给他全部端回去”，“乔家是裴多菲俱乐部，乔冠华是外交部右派头子，一旦右派翻天，他就要黄袍加身”。但落实到组织处理时，陈毅也主张不划右派。乔冠华和龚澎就这样过了关。

陈毅

在张闻天的努力下，外交部整体被打成右派的比例控制在了1.5%以下，远低于当时很多部门和单位。1959年庐山会议后，张闻天被迫离开了外交部，但他在反右运动中保护知识分子的努力，以及外交部相对较低的右派比例，成为那段历史中一个值得记录的特殊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