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鲁迅为偶像的日本作家，在诺奖颁奖现场公然和前辈唱反调

站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回过头看，大江健三郎之于日本当代文坛，愈发像是一个“异类”。

他是199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是第二个获得这个奖项的日本人。大多数人应该都很熟悉他的名字，但是真正读过他书的却不算多，以至于获奖之后，日本各大连锁书店毫无准备，只能连夜赶做海报。

可即便拥有诺奖的光环，他在日本的地位仍不算主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太过尖锐：一直到去世前，他都在批判日本社会的病灶，反思日本国民性。他始终积极参加反战活动，控诉侵华战争，一度被日本右翼分子告上法庭。2006年，他第五次访问中国，在参观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时，对日本政府逃避历史责任的行为感到强烈愤慨：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政府、士兵干的。”

“日本绝对不能重返国家主义道路，我要让日本的孩子们，看到政府的错误道路。”

2006年，大江健三郎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无论是批判性，还是刻意不讨巧、尖锐生涩的语言，大江健三郎都很容易令人联想到鲁迅。鲁迅也的确是他一直以来的偶像，12岁时母亲送了他《鲁迅选集》，《故乡》对他的文学创作影响巨大。他早期的作品《杀狗之歌》中有一句“含着大希望的恐怖的悲声”，更是直接从鲁迅的小说中引用的。他甚至说过：“我一生的写作就是为了向这个人（鲁迅）致敬，就是为了靠近他。”

他也可能是和中国关系最好的日本作家，跟莫言、贾平凹的关系都很好。早在1994年他自己得奖的时候，他就在领奖台上向全世界推荐了莫言的小说，之后更是连续五年提名莫言。他也是林奕含喜欢的日本作家，被她特地选为毕业论文的主题。

2002年大江健三郎访华期间，莫言写给他的寄语。图/央视纪录片《文学的故乡》

然而，无论是“左翼”还是“亲华”，似乎都不足以概括大江健三郎的生涯。在著作《暧昧才是真理：大江健三郎》中，作家、评论家杨照围绕“暧昧”这个关键词，对大江健三郎的人生和作品进行了分析。

“暧昧”不是简单的含混，或者模糊不清。它是大江健三郎文学创作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出自他1994年获诺奖时所作的一篇震惊全场的演讲——《暧昧的日本的我》（あいまいな日本の私）。他很反对一些日本作家，特别是川端康成（他在1968年的诺奖演讲题目恰好是《美丽的日本的我》），总是把日本描写成一个唯美、侘寂，充满了禅意和诗意的美丽东方国度，这是一种虚伪的美化，真正的日本没有这么美好：

能够代表日本的，不会是坐在寺庙里终夜看月亮的禅宗和尚，从对天空与月亮的冥思得到各种领悟。日本是一个有着黑暗心灵，经历了黑暗命运试炼的国度。那是一个不断自我矛盾、冲突、挣扎的日本，包括了战争、发动战争的邪恶，也包括了战后一整个世代的反省检讨。

这种 “暧昧”，不仅属于日本，更属于每一个生活在时代中的人。人性本就没有绝对的光明与纯粹，每个人的内心都藏着黑暗、自私与懦弱。

对此，大江健三郎的态度不是高高在上的批判，他带着一种自虐式的真诚，首先去正视自己身上的“暧昧性”，袒露自己身上软弱不堪的一面。

1994年，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他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发生在28岁，那时他刚毕业没多久，心态上几乎还是个孩子。他刚出生的儿子被诊断患有先天脑疾，先天头盖骨发育不全，脑部严重畸形，即使能够通过手术活下来，也永远没法正常生活。

对此，他当时的第一反应是逃避，以工作为名逃跑，甚至期盼孩子死掉，这样生活就能回归正常了。但是他没有像一般的作家那样用文字巧言令色，替自己辩解，而是把这不可示人的阴暗想法毫无保留地写进小说里，坦白作为父亲的软弱逃避。

在《个人的体验》里，以大江为原型的主人公“鸟”，在妻子被送进医院待产时，还在商场打游戏，计划去非洲旅行，甚至和人斗殴。得知孩子脑部畸形后，医生告诉他可以手术抢救，他想到的却是：万一救回来成了植物人，自己岂不是要照顾一辈子？

日版《个人的体验》封面

就这样，他把普通人最不愿示人、最不符合社会期待的一面彻底揭开。写作仿佛成了一种自毁与自虐——他仿佛对灾难、厄运着迷，将人物放置在隐隐然、惶惶然要发生的悲剧宿命中，严酷地在小说中检视、暴显他们。《个人的体验》中的父亲生下了畸形儿；《被换取的孩子》中，主角被迫披上刚剥下来的带血牛皮，被黑道用铁球砸脚趾威胁；《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脑瘫的孩子、自杀的弟弟、乱伦与暴力.....

他写这些，并非为了猎奇，而是通过认真挖掘黑暗、不堪的生命内里，追问作为一个小说家、一个人的真正责任：

如果不是有这些外在的、社会的制约，也就是‘耻文化’（Shame Culture）的作用，我作为一个人，遇到这样的情境，会做出什么，能够堕落沦落到什么程度？

一个人必须真切地经历了人间的所有错误与过失，才能成为一位小说家。因为你有责任要替这个世界准备好面临灾祸降临的时刻。这是身为小说家的意义。

对“暧昧”的强调，同时还直观地体现在他的文字上。

他的文风，给人的第一感觉是格外“异质”，拗口、像迷宫一样让人晕眩。这种晦涩难读的效果，正是他有意为之。

他要揭露日本社会的虚伪，而正式、平静、华美的语言文字正是日本借以构筑虚伪外表的主要手段。写纯正的、漂亮的日文，就等于接受了文字系统中的一些规范与美学标准。他要用颠覆的文字，撕开伪装，以“边缘者”的视角审视位于中心的国家主义。

大江健三郎《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手稿

大江健三郎是一个自我揭露、自我诋毁的作家，然而他的文字里又藏着奇特的天真。

他在四国的一片森林中度过童年，在家乡的传说中，每个人在森林里都有一棵属于自己的树，能遇见未来的自己。这个意象伴随他一生：他相信人生像树木分岔，在生死抉择的瞬间，会生出无数平行宇宙。有时站在死与生的分歧点上，人要靠自己选择再生的方向。

生下残疾的儿子后，大江健三郎在冲击之下一度逃避，最终他选择回到家人身边，扛起自己的责任。给孩子取名时，他想到了一个创世神话故事：

最早的世界里没有光，有一只乌鸦在黑暗中找不到食物，很痛苦，乌鸦就想：为什么不能有光让我看见呢？如果有光那就方便多了。乌鸦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于是世界就有光了！

原来即使是一只乌鸦，如果他的欲念够强大、够坚持，都足以带来照亮整个世界的光。

后来，这个被命名为“大江光”的孩子，天生对鸟叫声非常敏感，靠着这样的声音，开启和父母，和外在世界沟通的一条细长、明亮的通道。

大江健三郎一家

门罗与林奕含事件后，很多人都在思考：文学是否只是巧言令色的辩解？大江健三郎给出了另一种答案——文学不必粉饰，它也可以直面现实，以写作为镜，正视自我，承担责任。

2006年访华时，大江健三郎面对中国的学生们演讲，再一次引用了鲁迅的话：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

正如他一生在写作中叩问暧昧、凝视黑暗，最终却给儿子取名为“光”。

人生本就是复杂含混的，每个人身上不可避免地存在黑暗的一面。而发现自己人性中黑暗的面向，发现人天生就自私、虚伪、懦弱，发现人生中本就充满各种罪恶、灾难、战争，他选择的未必是逃避。真正重要的，是努力从暧昧中做出自己的选择，承担起身为一个人的责任，于绝望中怀抱希望，将自己的命运活出来。

杨照谈“日本的社会良心”大江健三郎

“正视自身的复杂与软弱，是人生莫大的勇气与责任”

-End-

2026.4.11

编辑：闪闪 | 审核：孙小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