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周总理接见董竹君母女感慨：你们一家两代人，都是国家功臣

1956年初春，北京仍在倒春寒中打着冷风，周恩来却临时决定推掉一场外事宴会——他想与两位老朋友吃顿便饭。对秘书的疑问，他只说了一句：“一家人，该聚聚了。”这顿朴素的家宴，便成了董竹君与女儿国瑛在新中国最难忘的夜晚。

等专车抵达西花厅时，母女俩因北京绕城道路修缮耽搁了些时间，已比约定的七点晚到十多分钟。车门刚开，邓颖超快步迎出来，笑着握住董竹君的手，“路不好走，别急。”客厅里热气腾腾的小火锅早已备好，周总理放下筷子起身相迎，他的开场白是：“还是那股麻辣味，闻着就有上海锦江的影子。”

几句话便把距离感抹平，气氛迅速活络。周总理提到，筹建中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准备拍一部反映抗战的影片，国瑛正在担纲策划。说到这里，他望向董竹君，语调放缓：“母亲当年弃富贵投身革命，女儿又为新中国光影事业忙碌，你们一门两代，都是国家的功臣。”一句感慨，让屋里顿时生出几分激动，八十一岁高龄的董竹君眼圈微红，只笑着敬了杯茶。

人们好奇：这位白发苍苍、声线依旧爽朗的女士，当年如何从被卖到“长三”堂子的小姑娘，走到今天的席位？时间拨回1900年2月14日，上海洋泾浜臭水沟边的小棚户里，她呱呱坠地。父亲拉黄包车，母亲当雇工，家境苦得发烫。十岁那年，父亲病倒，为还高利贷，她被押进头等妓院做“小先生”，开始在酒席间卖唱度日。

苦难并未淹没灵气。辛亥风雷初起，革命党人常在堂子里密谈。副都督夏之时注意到了她的慧黠，二人相知相惜。十五岁那年，董竹君毅然逃出青楼，在日租界“松田旅馆”与夏之时举行一场简单却风光的洋式婚礼。翌年随夫东渡日本，她以董竹君为名重新读书，第一次品到“自由”滋味。

1916年，她学成返国，先赴四川合江夏家，又随夫辗转成都。可战事消长、权位沉浮让夏之时逐渐沉迷鸦片、性情乖戾。董竹君一边抚育五个子女，一边自立门户，1924年办富祥女子织袜厂、飞鹰黄包车公司，撑起家庭生计。终因观念裂痕，1934年离婚收场。

独身带娃的现实逼她再次创业。1931年，她在上海闸北以变卖珠链筹来的四千余元创办群益纱管厂；惜“一二八”炮火将厂房夷为焦土，接着因援助十九路军被捕入狱。困境中，一位川籍乡贤李嵩高借来两千元。董竹君把这笔救急款变成新生意——1935年3月15日，“锦江小餐”在法租界华格臬路开张，粤帮、滇帮的老饕们第一次惊叹川菜也能有海派精致。

生意红火到连杜月笙都来占座，却没人知道店主用后堂的盈余暗中资助抗日组织。她资助《大公报》女记者办《上海妇女》，在茶室里给地下党留出暗格。抗战全面爆发后，日伪屡次劝降，她干脆关门南逃。1945年归来，旧店残破，她又拉拢战时留存的厨师、伙计，三个月让“锦江”重新点灯营业。

1949年人民解放军进沪，董竹君带着伙计主动申请军管，食堂第一锅排骨面专为解放军供应。1951年，她把价值十五万美元的全部股权交公，转任董事长。那一年，她六十一岁，却像初闯上海摊头的小姑娘一样干劲十足；国瑛则投身电影工业，协助筹建八一厂，为纪录新中国留下第一批胶片。

再回到1956年的西花厅，周总理举杯致意：“锦江饭店如今是国家的会客厅，八一厂也办得风生水起，这份传承，难得。”国瑛轻轻答：“妈说，跟着党走，心里就踏实。”短短一句，似把半个世纪的苦辣酸甜熬成一盏清茶，热气袅袅。

时间继续往前推进。1966年，“文化大革命”骤起，董竹君被请去“学习”，所幸有关部门很快作出妥善安排，这位耄耋老人得以安享晚年。她用毛边纸和铅笔，一笔一画写下十三万字回忆录《我的一个世纪》，记录从卖唱到实业家再到共和国建设者的漫长行旅。1997年12月，她在上海平静离世，享年九十七岁。

今天，锦江饭店的铜牌依旧熠熠生辉，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老片库里，仍收藏着国瑛当年保存的底片。人走茶香犹在，那晚西花厅的火锅味似乎也尚未散去。董竹君母女留下的，不只是传奇，更是一段用热血与担当写就的近代史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