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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付莹女士有一个说法:中国人了解西方,远比西方了解中国的多。
的确如此,万斯最近谈到了一个情况,他说中国很奇怪,它的发展历程,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说,很不一样。比方说英国是发达国家时,美国还是发展中国家,那个时代的背景是英国的钱往美国流,美国也越来越强。中国的发展路径不是这样,不是发达国家美国的钱往中国流,而是美国在向中国借钱,这说的是近7000亿美元债务,然后,美国又拿从中国借来的钱,去买中国制造,似乎成 了特里芬难题中的一个”无效逆差“。
本来美国巨大的逆差,应该是美元输出,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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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固美元地位,但对中国而言,有了一种抗体,中国通过购买美债,又帮助输出的美元回流回去了,在中美关系中实现了再平衡,中国获得了来自绿纸的利润,而美国用绿纸的自循环,换走了中国的实物。
怎么评估双方的得失?
美国的风险在于制造业空心化,这是特朗普正在解决的问题;中国的风险在国际结算绑定了美元,一损俱损,这是中国的两难,要在贸易顺差与人民币国际化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只有高端制造,而高端制造最终比的是制度的包容性与市场环境的自由,是拥抱全球,不是对抗,没有赢两回,只有双赢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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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万斯的奇怪一点也不奇怪,这种局面是中国特定的体制所决定的。中国是外汇管制国家,赚的美元不能在国内流通,要兑换成人民币,央行要对等地印钞,形式上看仿佛中国多了一大笔美元,其实是以国内加印钞票,失去了对等的流动性为代价的。这些多出来的美元没有消失,却不能在国内用,它就成了”闲置资产“,为了让它不闲着,于是卖了美债,多少赚点利息,这就形成了万斯说的”中国现象“,因为到目前为止,美债仍然是最优质的理财产品。
诺奖获得者克鲁格曼也感觉奇怪,认为中国巨大的美元资产只是去收点利息,是资源浪费,其实是外汇管制下的被动选择。
既然是被动的选择,一个国家在拼命印钞赚大钱,一个国家在拼命生产赚小钱,双方在新冷战时代都走到了自身成功的暗面,都要变革,看谁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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