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养老金改革：45年工龄63岁退休，晚入职场者工作至72岁

将养老金与缴费年限更紧密地挂钩？这既不能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也无法解决老年贫困。备受争议的“63岁退休”政策恐将沦为一种普遍原则。联盟党是否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对“养老金水平”这一指标的不当操作，已将法定养老金和联邦预算推入了如今的困境：如果不纠正去年12月联盟党和社民党以“稳定养老金水平”为名推出的那套挥霍无度的养老金一揽子计划，两者都将走向财务崩溃——这将对子孙后代和本已疲软的经济造成全面的负面影响。

政府不仅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反而正在酝酿新一轮的政策迷走，此次打出的旗号是：“将养老金与缴费年限更紧密地挂钩”。这不仅是社民党主席拉斯·克林拜尔构想的新“改革议程”。就连联盟党乃至总理默茨也对此表现出善意，这让人不禁想起第一个养老金方案。当时他们也是先天真地予以批准，后来才发觉自己陷入了怎样的政治矛盾之中。

“更多地考量缴费年限”——听起来似乎比“稳定的养老金水平”还要美好。回顾一下：正是在后一个口号下，执政联盟仅在2040年前就将养老金及其支出增加了约2000亿欧元；而这对于他们常挂在嘴边的老年贫困问题却毫无裨益。这些额外增加的数百亿欧元，大部分流向了领取高于平均水平养老金的参保人——尤其是那些缴费年限远超平均水平的人。

仔细推敲，这个新想法同样经不起检验。如今，每月养老金的数额已经取决于缴费年限的长短，当然还有缴费的金额。如果“更紧密地与缴费年限挂钩”，缴费金额的重要性就会随之下降。换言之：一个多年来缴纳少量费用的人，其每月领取的养老金将多于一个在较短年限内缴纳大量费用的人——即使两人缴纳的总金额完全相同。

遗憾的是，这种做法仅仅是在缴费者之间重新分配了养老金权益，却根本无法解决人口结构带来的挑战。当前的核心问题是，由于婴儿潮一代步入退休年龄以及人均寿命的延长，养老金权益总额的增长过于迅猛。这将使不断萎缩的劳动人口不堪重负。而克林拜尔开出的药方，恰恰转移了人们对这一核心矛盾的注意力。

此外，分析人士指出，这也是一种逃避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策略，而提高退休年龄本应是应对寿命延长的最直接对策。相反，庞大的参保群体将被置于保护罩之下：那些早早步入需要缴纳社保的职场、比其他人更早攒够40或45年缴费年限的人，如今已经能比只缴费35年的人领取高得多的养老金。未来，这种“抢跑”还将获得额外奖励，即在月度养老金上增加补贴，这无异于变相鼓励人们尽早退出劳动力市场。

如此一来，2014年出台的备受争议的特殊规定——即缴满45年后可“无扣减”提前退休的“63岁退休”政策——非但没有受到限制，反而将成为新的普遍原则。反之亦然：对于那些因年轻时求学等原因、到67岁时积累的缴费年限较少的人来说，他们本已较低的月度养老金将被额外扣减。实际上，这就是一种选择性地提高退休年龄。这些参保人可能需要工作到70或72岁，才能获得“无扣减”的养老金。

克林拜尔及其顾问以一种极具挑衅性的片面逻辑，将这种做法标榜为公平。他们的言下之意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和其他晚入职场的人预期寿命更长，因此会更久地占用社会互助资金。但这种现象真的应该受到扣减养老金的惩罚吗？甚至连那些个人健康状况预示着剩余寿命较短的人也要受罚？传递出的信息似乎是：反正这也影响到了高收入群体，他们承受得起。

即使接受这种逻辑，依然存在两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首先，对养老金权益进行如此重新评估，削弱了法定养老金的核心功能，即对所谓“长寿风险”的保障。如果这属于出于社会政策动机的财富再分配，那么它就不应该由社保缴费系统来承担，而应该——如果真有必要的话——从克林拜尔掌控的税收池中支付。

外界只能期望，联盟党这次不会再次被打个措手不及。也希望联盟党在他们参与设立的养老金委员会内外，不要忘记其真正的使命：从总体上遏制法定养老金支出的增长。因为这将决定德国经济还能剩下多少资金用于私人和公共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