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学智不愿兼后勤司令，会议上说：我可以兼，但是得有个条件

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激战正酣。随着第四次、第五次战役的相继展开，一个令志愿军万分头疼的问题日益凸显：后勤供应严重滞后。

初入朝鲜的志愿军并没有自己独立的后勤体系，保障工作主要依靠东北军区后勤部负责，衔接异常困难。随着战争的深入，参战部队从第一次战役的25万人猛增至第五次战役的95万人，日需补充物资从750吨激增至2850吨。

与此同时，美军依仗其绝对的空中优势，动用1700架飞机的70%对志愿军后方运输线实施狂轰滥炸，甚至连一台车、一个人、一缕炊烟都不放过。志愿军后勤运输陷入极度困境，物资损失严重，不少铁路、公路桥梁炸了修、修了炸，反复无数次。

在一次汇报中，洪学智向中央指出，部队普遍反映有“三怕”：一怕没饭吃，二怕没子弹用，三怕负伤后抬不下火线。前线的将士们往往只能靠自身背负的干粮和弹药作战，最多维持一个星期，人称“星期攻势”。

中央军委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关键问题，决定在志愿军司令部下设后方勤务司令部，并要求后勤司令由志愿军的一位副司令兼任。

1951年5月14日晚，在空寺洞山坡下的一座木板房里，彭德怀组织志愿军党委常委开会，研究后方勤务司令部的机构设置和干部配备问题。

会议一开始，彭总便开门见山地说：“有一件事情，咱们得先定一下，那就是由谁来担任这个后勤司令。”

当时志愿军共有四位副司令员：邓华、洪学智、韩先楚和朴一禹。彭总话音刚落，洪学智便预感到这副担子八成要落在自己肩上。因为，从入朝作战以来，他就一直分管后勤工作。

洪学智心里一百个不愿意。原因有两个：一是他长期从事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对后勤比较生疏；二是朝鲜战争的后勤工作实在太难，搞不好没法交代。他闷在那里，不吭气。

彭总见状，便直接点将。洪学智先是推辞，建议让邓华兼任。邓华连连摆手，说自己还得分管作战和政治工作，任务已经很重，根本顾不过来。

洪学智又说让韩先楚兼，韩先楚也直摇头，说他经常要到前线督战，不可能坐镇后方。洪学智接着建议从东北军区后勤部派人来，或者请总后勤部派人来，自己给他们当助手。

彭总顿时急了，说：“你们不干我来干！”眼看实在推不掉了，洪学智站起来说：“彭总，这个后勤司令我可以兼，但是得有个条件。”

彭总见洪学智松口了，语气缓和下来，问：“什么条件呀？”

洪学智说出了两个条件：“条件很简单，第一个是干不好就早点撤我的职，早点换比我能干的同志；第二个，我是个军事干部，愿意做军事工作，抗美援朝完了，回国以后，不要再让我搞后勤了，还让我搞军事！”

第一个条件，看似谦逊，实则是立下了军令状：如果干不好，随时撤换，绝不因个人得失而耽误战事。第二个条件，则透露出他内心深处对前线作战的深深眷恋。洪学智是沙场猛将，从红军时期起便在前线冲锋陷阵，让他坐镇后方统筹粮草辎重，终究有些不甘心。

彭德怀听了，哈哈大笑：“我当是什么呢，就这条件呀？行！赞成！同意你的意见！”

就这样，志愿军党委正式作出了由洪学智兼任后勤司令的决定，并上报中央军委。1951年5月19日，中央军委正式批准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任命洪学智兼任司令员。

兼任后勤司令后，洪学智面对的挑战远超预期。1951年7月，朝鲜遭遇了40年未遇的特大洪水，交通运输线、仓库全被冲毁。紧接着，美军又发动了大规模“绞杀战”，动用空军70%的力量专门轰炸运输线。双重打击之下，雪上加霜。

洪学智深知这副担子有多重。他在40年后回忆道：“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又碰上特大洪水，真是雪上加霜，难上加难。我是志司领导兼志后司令员，真是吃不下睡不着，心里像火烧一样。但是越困难，越要冷静处理。”

在这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洪学智展现出了卓越的智慧和胆识。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分区供应与建制供应相结合的供应体制，把整个战区后方划分为战役和战术两个层次，大大提高了保障效率。

他动员全军力量抢修公路、修建水下桥和便桥，在公路两侧构筑了8000余个汽车掩体。他还在运输线上大规模设置防空哨，最多时设哨里程达到2800余公里，使用兵力达11个团。

正是在他的领导下，志愿军奇迹般地建立起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1951年1月到1952年2月的一年多时间里，敌机轰炸量增加了7倍，而志愿军的物资运输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两倍以上。

彭德怀曾深有感触地说：“如果论功行赏的话，这个勋章应该给洪学智。他们做了大量艰苦的后方保障工作，没有他们，我们就不可能取得这样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