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蒋在1948年关键节点写的三篇日记，改变了范汉杰和郑洞国的命运

老特“推特治国”，老蒋“日记作战”，这两人基本没有太多相似之处，一定要找的话，那就只有“朝令夕改”和“一竿子插到底”两个共同点了。

老特怎么说怎么做，对国际事务感兴趣的读者诸君都很了解，但老蒋的日记，可能就很少有人能看全了——我们能看到的，也只是公开合法出版的书籍中引用的很少一部分了。

1948年和1949年的老蒋过得比较艰难，不但在战场上屡战屡败，还不得不在桂系和其他势力重压下“引退”，我们仅以他1948年的三篇日记为例，就能看出他的彷徨无计和一意孤行：老蒋在日记中已经下定决心，陈诚和卫立煌、范汉杰、杜聿明再怎么折腾也无济于事了。

老蒋在日记中对我军自然是要用蔑称的，咱们引用的时候，还是有必要替换一下的，比如他在1948年1月7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阅地图所示敌军（敌军两个字是替换之后的）扩张之色别，令人惊恐，若对敌作战专重对付其军队主力，而不注重面积之原则，亦将陷于不可挽救之地步。”

看过相关影视剧的读者诸君都知道，作战地图的两方军队是要用不同颜色标注的，我军是红色，蒋军是蓝色，老蒋看着红色面积越来越大，蓝色面积越来越小，自然是十分惊恐的，但是他的决心却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他居然认为作战的首要任务是抢地盘，而不是寻找对方主力决战。

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这个道理，老蒋显然是不懂的，于是前线的蒋军高级将领的麻烦就来了。

在1948年2月2日，老蒋又写下这样的文字：“东北新立屯与沟帮子各要点相继失陷，敌军紧逼锦州，沈阳形势更加孤立，国军若不积极出击，作破釜沉舟之决心，则沈阳20万之官兵皆成瓮中之鳖；故分致各军、师长手书，望其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以九死一生之志冲出一条血路。”

老蒋写这篇日记的时候，他在东北委任的军政一把手，一级上将、参谋总长、东北行辕主任兼东北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陈诚已经被打得焦头烂额称病逃离，卫立煌很不情愿地接下了陈诚留下的烂摊子。

杜聿明在《辽沈战役概述》中回忆：“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日，蒋介石即明令派卫立煌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总’总司令，专负东北军事全责；但东北行辕主任仍由陈诚兼任，而不常驻东北，由卫立煌代行主任职权，以顾全陈的面子。卫立煌去东北时，蒋介石写了一封亲笔信给陈诚，要陈诚等卫立煌把东北情况摸熟后再离开。”

老蒋给陈诚面子，也不能不给卫立煌里子，老蒋为了给不愿意去东北的卫立煌吃定心丸，就当众表示将东北党、政、军大权完全交给卫立煌，还答应将陈诚在东北送掉的十万部队约四个军全部恢复充实，然后再从关内增兵若干，并充实兵员补充装备。

老蒋说一套做一套，那是一以贯之的，这一点我们从他2月2日的日记中就能看得出来：他明明已经任命卫立煌为东北军政一把手，却又在半个月后亲自给每个军长、师长写信，那些收到信的军长和师长还会不会听卫立煌的，当然也就可想而知了。

要说老蒋也够“辛苦”的：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之下，有十个“副总司令”，郑洞国、卢浚泉、周福成、廖耀湘手下，至少有十四个军长（后来又增加了十七兵团侯镜如的部队）、三十九个师长，老蒋挨个写信，尽管内容大同小异，那也够忙乎一整天了。

五十多个军长师长都收到了老蒋的亲笔信，也就等于老蒋一下子下发了五十多把“尚方宝剑”，那些兵团司令、指挥所主任就更是有直接向老蒋报告并从老蒋那里接受命令的权力，卫立煌实际已成“空头司令”。

时任东北“剿总”中将副参谋长、第一兵团副司令官的彭杰如在《卫立煌到东北难挽危局》一文中，记录了卫立煌当时的抱怨：“委员长要我们放弃沈阳，是有他的目的的。他从接收东北之时起，曾把所有的精锐部队都调到了东北，现在弄成这个局势，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保存半壁江山，又企图逐步把部队从东北抽走，放弃东北，委员长的一贯作风就是诿过于人，他顾虑到国际影响和国内的政治压力，更为顾全他个人的尊严，总是希望别人代他背过。”

卫立煌下车伊始就被老蒋架空，他要是肯卖力打仗才怪呢，即使他想打，手下也是只听老蒋的，而前线作战最怕朝令夕改多层指挥，卫立煌不能做到令行禁止，自然只能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坚守几个重要据点静观时变。

卫立煌求稳，老蒋却急不可耐，他在10月15日的日记中列出了自己当务之急的三点：“(一)为商决规复锦州之计。(二)为督促长春守军限期突围南下。(三)为严督沈阳与锦(西)，葫(芦岛)两兵团赴援锦州，以期救护我范汉杰、卢浚泉等忠勇将士。”

老蒋写这篇日记的时候，陈诚已经“主动辞去本兼各职”去台北草山（老蒋因为忌讳落草为寇，将其改名为阳明山）疗养，并准备担任“台湾省主席兼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上将总司令”，“参谋总长”变成了顾祝同，顾祝同于9月26日飞到沈阳，连夜召集沈阳附近的高级将领廖耀湘、郑庭笈、赵家骧、陈铁、彭杰如等人开军事会议，根本就不征求卫立煌的意见，直接下达了作战命令：第一，空运第四十九军郑庭笈部增援锦州；第二，由沈阳派出得力兵团向锦州攻击前进，以解锦州之围。

郑庭笈是郑介民的堂弟，也是老蒋的绝对嫡系，他是死是活，卫立煌并不太在意，想管也管不了，但让他从沈阳出兵，他是坚决不同意的：“根据情况判断，目前解放军主力部队在辽西走廊、彰武、新立屯一带地区，如沈阳出兵，中途必遭覆灭，正中解放军围城打援之计。现在由沈阳派一个军空运援锦，已经是迫不得已，要把沈阳主力拿出去，置沈阳于不顾，这是失策的。希望华北增兵葫芦岛，由锦西援锦州。”

卫立煌在东北，名为军政一把手，实际他能指挥的也就是沈阳那一点兵力而已，他知道锦州的范汉杰救不得，长春的郑洞国也逃不出，如果沈阳的主力再被调出并在途中被歼灭，那么他们在东北最后的三大据点，就一个都不剩了。

眼见卫立煌不肯从命，老蒋只好派出自己的“华北战地督察组长”罗奇带着自己的命令赶赴葫芦岛，督促阙汉骞、林伟俦猛攻塔山，结果当然是久攻不下，还把罗奇嫡系独立第九十五师搭进去三分之二。

锦州的范汉杰望穿秋水，长春的郑洞国情况更加不妙——范汉杰毕竟还有十四个师加上非正规军十多万人（一说为十五万人，估计是有一部分空额），卢浚泉也顽抗到最后时刻，而郑洞国只有李鸿的新七军和曾泽生的六十军，两个军各守半个长春且各怀心腹事，别说突围，就是守城也完全没有可能，这一点李鸿和曾泽生早就达成了共识。

曾泽生在《长春起义的抉择》中回忆，他在起义前试探过李鸿的态度：“我装作很愁苦的样子说：‘目前，我军士气低落，兵无斗志，贵军如何？’他也很恼火，说：‘士气低落，大概皆相同。’我又试探着问：‘你看，我们能继续守下去吗？’他愁苦着脸说：‘困难太多。’”

连李鸿都知道长春守不住，突围也没希望，就连那个算是老蒋嫡系的新七军，也是师长有师长的算盘，士兵有士兵的想法：“现在是圈在城里，还能这样守着，出去，就散了！”

前线蒋军将领都知道锦州和长春是守不住的，守军是逃不掉的，但老蒋根本不管实际情况如何，就忙着写日记、写亲笔信，而且不跟任何人研究，就定下了“作战方略”，且不说他的亲笔信送到军长师长手里的时候，战局已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就是他日记中的“三件要事”，也是无一可行，最后成了删不掉的笑话。

老蒋终于发现自己前面写的都错了，就又在日记中悲叹“东北全军，似将陷于尽墨之命运，寸中焦虑，诚不知所止矣”。

老蒋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最后能做的就只有写日记了，也正是这些日记改变了范汉杰郑洞国等人的命运，让我们看到了他必然失败的根本原因，读者诸君看了老蒋1948年关键节点写的日记，对他的军事才能和指挥能力又会作何评价？您是否也从老蒋的日记中，看到了卫立煌的困境和范汉杰、郑洞国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