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策积极捍卫新闻自由，面对权威也毫不退缩，在黑暗中探索光明

在新闻界，普利策（1847年4月10日——1911年10月29日）的名字与普利策新闻奖紧密相连，这一奖项被全球新闻工作者视为职业生涯中的最高荣誉。普利策的传记作者曾高度评价他，指出在19世纪的美国，各行业涌现出众多杰出人物，如钢铁领域的卡内基、石油领域洛克菲勒，金融界的摩根，以及铁路大亨范德比尔特。然而，普利策作为现代大众传媒的开创者，他凭借独特的魅力和行业标杆的地位，脱颖而出。尽管普利策在私生活中显得冷漠、善妒、记仇且脾气暴躁，但他在事业上的谋略却让人叹服。他凭借白手起家，成功打造出一片属于自己的新闻天地，这无疑展现了他的非凡魄力。

约瑟夫・普利策于1847年4月10日出生于匈牙利，童年时家中尚算富裕。然而，在他11岁时，父亲病逝，家中积蓄耗尽。为了摆脱母亲改嫁的困境，他选择独自前往纽约参军。这段坎坷的早年经历，似乎预示着他未来在新闻界的非凡成就。正如古人所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普利策正是历经这样的磨砺后，才能在新闻界大放异彩。无论是他最初加入《西方邮报》并升任编辑，还是后来创办《圣路易斯快邮报》并最终掌控《世界报》，这些成就都彰显了他个人在新闻领域的独特能力和非凡魄力。

起先，普利策想当个奥地利军人，但因为年龄太小，视力不好，身体单薄遭到拒绝。于是他又前往巴黎、伦敦，请求加入外国兵团，但依然是到处碰壁。后来他又到了德国汉堡。在那里，一个德国人对他说：“小伙子，我可以让你乘船到美国去当兵。”普利策心想，当时各地都出现大批失业者，想找份工作谈何容易，年轻人只有当兵才能混饱肚子。美国远是远点，可是德国人把美国士兵待遇吹得天花乱坠，他于是就爽快地答应了。

普利策偷渡上岸后，发现美国的农田景色和匈牙利大不相同，地广人稀，但一切都是井井有条，美国农民的生活比起自己家乡来，要好得多了。普利策花了差不多一星期的时间才抵达纽约。纽约不比欧洲的某些城市大，也不算很漂亮，但到处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商业大厦林立，新房子越盖越高，直耸云霄。他特别喜爱人们那种快速的谈话方式。在这里他可感觉到生命的跳跃与成长，纽约城就好比他本人一样，既年轻又充满活力。普利策认真地学习英语，由于他脑子灵活，记忆力强，很快就掌握了一些简单的会话。普利策觉得靠打零工糊口终非长久之计，便找到联军总部，报名当兵。“林肯骑兵队”一名军士接待了他。军士见他英语说得很别扭，突然用德国话问他：“你会骑马吗？孩子。”此时普利策心跳得厉害，对于一个在匈牙利农村小镇长大的孩子来说，骑马是他最喜爱也最拿手的。当他问清楚“骑兵”的意思后，便高兴地点了点头。那军士便领他去见一名军官。军官和蔼可亲地拍拍他的肩膀：“你想为这个国家打仗，一定刚从船上下来的，你要证明自己也能做地道的美国人，是吗？这太好了，你找对地方了。这里的林肯骑兵队队员全都是来自德国的高尚家庭，他们会像兄弟般的照顾你的。”于是，17岁的普利策就成了林肯骑兵队里最年轻的一名战士。

普利策的马骑得相当好，但他的表现不像一名士兵的样子，站也站不直，走也走不好。有次班长训斥他，他竟不停地回嘴，挨了班长重重的两耳光。普利策古怪的仪表和神经兮兮的表情，常使指挥官看不顺眼。有一次指挥官暴跳如雷地叫着：“叫他滚蛋！我们军中没有这种笨蛋。”这种话深深地刺伤着普利策的心，使他和士兵们的距离越来越远。后来他才明白，在那些身经百战、受尽战争折磨的老兵眼中，自己是个小小萝卜头。老兵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戚朋友和战友，在战争烽火中丧失了生命，内心的创痛可想而知。而年轻的普利策根本不懂战争是怎么回事，却经常对战争高谈阔论，目中无人，老兵们和长官怎会不讨厌他？骑兵的伙食是不错的，正在发育的普利策一天一个样，长得壮实而又高大。渐渐地连长蓝赛上尉开始喜欢他了，没事时还把他喊到帐篷里跟他下棋。蓝赛上尉告诉他说，兴趣广泛、好问博学，这在战后是优点，可是在兵营里就不能有个人行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人家要你向前，你就不能退后，长官会为你思考。去猜想骑兵队长做什么，或林肯总统会做什么决定，这些可不是二等兵普利策的事。篮赛上尉还称赞他说他的骑术是全连数一数二的。普利策频频点头，似乎明白了许多。

约瑟夫・普利策

可是第二天大清早，普利策就又闯祸了。大清早集合的时候，他迟到了，而且衣冠不整。值星班长咆哮着命令他出列，大声地对他训斥，什么狠毒的字眼都搬了出来。普利策顿时怒气冲天，他使尽吃奶的力气朝班长脸上猛揍。他的个性是，谁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他就会大动肝火。士兵们个个目瞪口呆，待回过神来之后才上去拉开他。这时一位排长闻声赶来，排长一听士兵竟敢殴打长官，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普利策被带到总部大楼，被武装士兵看守在禁闭室里。这是他一生中最可怕的经历。这在战争时期，他也许会被枪毙。但他对所做的并不后悔。如果有人还敢辱骂他，他还会那么做的。不一会儿蓝赛上尉来了。普利策问道：“是不是拉我出去枪毙？”蓝赛上尉说：“你又胡思乱想啦，军队是不会这样处置一个不满18岁的孩子的。不过挨你揍的班长一心想置你于死地，幸亏许多战士为你说情。”普利策感激地望着上尉，两腮挂满了泪水。蓝赛上尉说：“我是来向你告别的，我将调往别的部队。你一定要记住我说过的话，在战争尚未结束时不要跟军队挑战。”

普利策被解除禁闭后，回到了连队。他记住了蓝赛上尉的忠告，从此，在军队的这段最后时光里，他一直没出过纰漏。他再也不是一个乐观、活泼的小男孩了。这段经历，在他的生命中留下一道永不磨灭的创伤，造成他今后不愿意在任何人的身上寻找友谊的性格。1865年5月23日，联军在华盛顿举行最后一次游行，林肯总统宣布美国南北战争结束。普利策领了最后一次薪饷。他和许多无家可归的士兵一样，决定留在纽约。

普利策的火爆脾气在新闻界是出了名的，但有时这种脾气反而成为他事业上的助力。有同事曾评价普利策是一位文字犀利、毫不畏惧错误的记者，他的攻击性言论虽然激烈，却也反映了他的勇敢与坚定。普利策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记者，更是一位坚定的自由理想主义者。他坚信所有男性都应享有选举权，无论他们在内战中的立场或肤色如何。这种信念源于他对美国政治的赞赏、对民主的深厚信仰，以及作为年轻人的理想主义情怀。

1868年，普利策当上了律师后，因为没钱设立律师事务所，加上年纪轻轻，又是一口夹生的英语，找他帮助打官司的人望而却步，业务始终不见起色。一天晚上，图书馆里有两个人在下棋，其中一个正举棋不定，站在身后观看的普利策提醒他说：“别走那一步！”两个人都惊讶得张大了嘴巴望着他。其中一个说：“老兄，如果您走那一步，您就输定了。”普利策又站在另一方，拿起棋子走了几步说：“先生，如果您这么对付他，还是会赢的。”两个人看看普利策，又看看棋盘，似乎让这位陌生的年轻人的棋艺给镇住了。当普利策正想离开时，其中一位叫住了他说：“年轻人，我想认识一下你这位棋艺高手，也顺便介绍我的一位好朋友给你，这是艾米尔先生，我叫苏兹。”普利策一听不由伸了伸舌头，他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还敢得意扬扬地指导两位名人下棋。在圣路易斯，没人不认识艾米尔和苏兹，尤其是苏兹，他是共和党创始人之一，过去曾帮助林肯竞选总统。苏兹原籍是德国人，担任过美国驻西班牙公使，南北战争时曾是少将，如今是密西西比州的参议员。这两个人共同拥有一家圣路易斯《西方邮报》。

当苏兹听普利策说曾在林肯骑兵队服过役，便和艾米尔交换了一下目光。他俩同时想到，这个才满20岁的年轻人，已当过骑兵、打杂工人、律师，见多识广，而且下得一手好棋，这是很少有的。正好《西方邮报》的一名记者不干了，得找个人补缺才行。苏兹和艾米尔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普利策。他俩问普利策愿不愿意当记者？普利策说，当然想当，只是从来没有写过文章，怕胜任不了。他俩勉励他边干边学，说他脑瓜子很灵，不久就能胜任的。普利策上班的第一天，总编辑就派他去采访一桩盗窃案。当他赶到失窃地点时，已经有许多别的报社同行闻风赶到了。普利策不仅详细地进行了采访，还帮助办案人员分析案情。结果，案子很快就侦破了，而普利策也写了一篇精彩的报道。就连对他的能力有很大疑问的总编辑，也不得不佩服这个小伙子了。

约瑟夫・普利策

接着几个星期，普利策写了许多报道。他之所以一口气能写那么多的报道，是因为他下笔快而且不浪费一分一秒。他领受任务后，大街小巷到处奔忙，他既报道市政府面临的困境，也采写码头工人的打架斗殴，甚至别家报纸只字不提的芝麻小事，他也不放过。他认为报纸是给市民看的，就要报道市民身边的趣闻趣事。如果不是苏兹支持他的观点的话，他这些稿子是发不出来的。他的文章一登出，读者争相传阅，顿时洛阳纸贵，《邮报》销售量直线上升。报社老板苏兹又把普利策调往杰斐逊城，担任报社驻该城特派记者，专门采访州议会开会的消息。他到首府从事政治采访的第一个月中，就已闯入议会的政治核心。由于苏兹先生的熏陶和栽培，普利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苏兹认为这小伙子是新闻方面的奇才，有朝一日会和自己并驾齐驱。

普利策对新闻事业的执着也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在十九世纪，新闻事业并未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然而普利策却认为记者的地位至关重要，甚至超越了警察专员。他深知自己的工作可能面临危险，甚至可能因此失去在报社的工作机会。然而，他对新闻事业的热爱让他无所畏惧，一帆风顺的道路对他而言并不存在。在新闻业的发展道路上，他同样面临着种种挑战与困境。普利策这样做自然会得罪人。一些大商人恼羞成怒，串联那些逃税大户，撤消了在《快邮报》上的广告。这下子普利策的损失不小，但是他向恶势力挑战的决心并未动摇。普利策一生中最痛恨的就是政治的腐败。他曾在《快邮报》上撰稿说：“什么是我们政治生活最大的破坏者？当然是腐败。为什么会造成腐败呢？自然是贪财。谁又是贪财最大的唆使者？……金钱是今日世界最大的诱惑力。有人为它出卖了灵魂，有人为它出卖了肉体，更有人把钱看成万能……”

值得一提的是，普利策的弟弟艾伯特也投身于新闻事业。艾伯特年轻而富有冒险精神，尽管他在芝加哥的一家德文报纸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但他仍然大胆地向《纽约太阳报》递交了工作申请。这种勇往直前的精神确实令人钦佩。

利策在新闻界积极捍卫新闻自由，他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对新闻自由的理念有着深刻的理解。然而，伟人的道路并非坦途，普利策在政坛的竞选也遭遇了挫折。1856年，他竞选失败，虽然政治的魅力在于其不确定性，失败在所难免，但普利策却因此深受打击。尽管如此，他并未沉溺于失败之中，而是继续前行。普利策的火爆脾气背后，隐藏着他对职业稳定、爱情和友谊的渴望。在家庭成员的相继离世后，他深感孤独，仿佛成为了一个孤儿。然而，命运在1857年为他打开了另一扇门，他与凯特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共同面对未来的挑战。

普利策这位新闻界的巨匠，在1878至1888年期间全身心投入了新闻领域的拓展，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新闻帝国。尽管他在政治领域也曾尝试，但最终在1870年失去了州议会的席位。然而，普利策以一种更为理性的态度接受了这次失败，他告诉约翰逊：“面对失败，我比您更为冷静。”同时，他也对读者宣称：“过去无法挽回，我们应展望未来。”后来，当他再次获得提名资格时，普利策重新站了起来，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为他闯荡新闻界注入了坚定的决心和毅力。

约瑟夫・普利策

普利策的成功并非偶然，背后蕴含着他对人才的珍视。例如，他曾在《世界报》上增加插图，使报纸摆脱了单调的灰色调。为了实现这一创新，他以高出常人一倍的薪资聘请了麦克杜格尔，展现了他独到的眼光。正是这种眼光，为他日后在新闻界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普利策的贡献不仅限于新闻界。他还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自由女神的落户美国，就是在他的推动下实现的。

丈夫越忙，在家陪妻子凯蒂和孩子的时间就越少。一天凯蒂跟普利策开玩笑说：“约瑟夫，你整日不归家，是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了吧？”普利策却点了点头说：“是呀，比你漂亮多了，我也非常喜爱她……”原来，普利策说的是“自由女神”。他在国会就听说了法国人募集了一笔巨款，要塑造一座自由女神像，准备献给美国人民当礼物。这座女神像已塑造好了，正等着装运到美国来。有关人士建议将她安置在罗德岛地势较高的地方，以便让每一个进入纽约港口的人都能看得到，可是国会却迟迟不通过拨款预算。

普利策准备筹募一笔款项，使法国人的礼物可以早日运抵纽约。他于是通过《世界报》，呼吁大家捐款。《世界报》的大声疾呼立刻有了反应。他仅用十天时间就筹集了10万美元，为自由女神建造了基座。这种对自由精神的追求和践行，彰显了他的人格魅力。1886年10月，当自由女神像在纽约港口矗立时，普利策与各地名流显要，站立于主持仪式的行列中。

此外，普利策的敬业精神也为人称道。在长期失眠的困扰下，他依然坚持工作，并在报纸出版前仔细审核每一句话。这种严谨的态度，无疑为《世界报》的成功奠定了基石。

约瑟夫・普利策

1887年，普利策为纽约市的一次选举奔忙着，他日夜不停地演说，写文章，策划选举事宜。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有天晚上，主编柯克里走进普利策的办公室，看见他直直地望着自己，两行泪水挂在脸上。原来，普利策什么也看不见了，他的双眼已经瞎了。

为了调养身体，普利策和凯蒂开始了一次长期、悠闲的环球旅游，经过了印度、中国及日本。回到美国之后，普利策便筹划盖一座《世界报》新的大厦。他买下的那块地皮，就是当年退伍时身穿旧军服被有钱人看不顺眼，连擦皮鞋的都撵他走开的那座法国旅馆所在地。

1890年12月10日，纽约最高的一座大楼——新普利策大厦完工了。这是座20层楼的建筑物，地下室用来做印刷厂，一楼为营业部，二楼至十楼为出租的高档写字楼，十楼以上为《世界报》枢纽中心。镀金的圆形顶楼是普利策的办公室。第十一楼是漂亮的卧室套房，专供加班不能回家的编辑使用。建这座大厦，普利策没有分文债务，这座价值200万美元的大厦完全属于他个人所有。

约瑟夫・普利策

普利策尽管失去了光明，却依然勇往直前。在《世界报》内部，他致力于构建自己的“三辆马车”，并力图重夺招聘编辑和经理的权力，这对他而言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然而，普利策凭借其坚韧的精神和敏锐的目光，成功实现了这一目标。1898年，他深爱的二女儿露西尔离世，这无疑是对他的沉重打击。但他将这份悲痛转化为动力，设立了哥伦比亚新闻学院，这不仅是对女儿的缅怀，更是为后人留下的宝贵遗产。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普利策开始规划自己的财产处理方式，最终决定向哥伦比亚大学捐赠200万美元设立奖学金，这为后来的普利策奖奠定了基础。尽管普利策在职业上取得了显著成就，他的脾气也颇为独特，但背后的故事却令人深感同情。由于从小便经历八个兄弟姐妹的相继离世，他害怕参加葬礼。在新闻界的辉煌背后，他又失去了光明，孤独和无助感日益加深。

1911年10月29日，普利策，这位执掌《世界报》长达28年的帝国霸主，与世长辞。在临终前，他将报社的重任交给了自己的儿子拉尔夫和赫伯特。然而，这两位接班人并未能胜任这份重任。1929年的经济危机过后，他们更是违背了父亲的遗愿，将《世界报》出售。普利策的毕生心血，就此付诸东流。然而，令人欣慰的是，普利策奖得以传承，并成为当今新闻界的标杆，受到全球新闻人的敬仰。尽管一代新闻巨匠已逝，但其精神却将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