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主张发掘明朝皇帝陵的两个人都是谁？后来怎么样了？

说起定陵发掘，很多圈外人都听过这是中国考古史上一桩大大的遗憾，无数珍贵文物没能保住，从那之后咱们国家就定下规矩，再也不主动开挖皇帝陵。那你知道半个多世纪前，最早提议要挖明皇陵的两个人是谁吗？这俩当年都是大名鼎鼎的学界泰斗，谁能想到最后俩人的结局，竟都让人感慨万分。今天咱们就聊聊这件事。

明十三陵就在北京昌平的天寿山，从明成祖朱棣开始，除了被废去名号的朱祁钰，一共十三位明朝皇帝都埋在这儿。改朝换代这么多次，不管是清朝还是民国，都没人动过这些皇陵，整体保存得相当完整。新中国成立之后，就有两位顶尖学者盯上了这儿，想挖开获取一手资料，推动明史研究。

一位是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另一位是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俩人都是研究历史的大牛，吴晗更是半辈子专攻明史，学术造诣很深。俩人商量好之后，直接联名给国家递了申请，名字就叫《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最早盯上的目标其实不是定陵，是朱棣的长陵。长陵是十三陵里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俩人觉得挖开它能拿到很多难得的研究材料。

哪知道真动起手来，考古队找了好久都没摸到长陵地宫的入口，各种办法试了个遍，进度完全卡得死死的。这时候大家凑在一起商量来商量去，决定换个难度低一点的目标，选了位置好找、规模也小不少的明神宗朱翊钧的定陵。就这么着，定陵阴差阳错成了那个第一个被开挖的明皇陵。

1956年项目正式获批开工，一直挖到1958年才顺利打开地宫大门，当时这件事直接惊动了全世界的考古圈。可惜那时候咱们的文物保护技术实在跟不上，很多珍贵文物一接触到外面的空气，很快就氧化损坏，好多东西连完整的样子都没能留下来。现在回头看，这次发掘从文物保护的角度来说，完全是一次让人痛心的失败，留下的教训太惨痛了。

不少刚出土的丝织品、木器接触空气没多久就迅速氧化，有的直接变黑碎裂，连完整的形态都没保住。那时候别说现在成熟的隔氧保护技术，连专业的文物保护实验室都没有，所有人都只能眼睁睁看着文物损坏，却束手无策。这次事故也给所有考古人敲了一个永生难忘的警钟。

也正是因为这次惨痛的教训，从那之后咱们国家就定下了死规矩，再也不主动批准发掘任何一座帝王陵。这条规矩一直沿用到今天，说白了就是为了好好保护地下还没出土的文物，留给技术更发达的后代去研究。现在技术条件达不到，咱们就绝对不碰，这也是对文物和历史的尊重。

说回最早提议挖陵的两个人，先聊聊吴晗，他是浙江义乌人，一辈子研究明史，出了不少很有分量的学术成果，在学界威望很高。后来特殊时期，他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没能扛过那段艰难的岁月，1969年10月自杀离世，去世的时候才刚满六十岁。一代明史大家落得这样的结局，真的让人忍不住唏嘘。

另一位郭沫若，是四川乐山人，除了历史研究之外，他在甲骨文领域的成就也非常高，是公认的近现代学界泰斗。他后来也受到了冲击，一直到1978年6月才在北京病逝，终年八十六岁。其实平心而论，俩人当初提议发掘皇陵，也是抱着推动学术研究的心态，没什么私心，谁也没想到会变成这样无法挽回的结果。

很多人现在聊起这件事，都爱把锅全扣在这两个人身上，其实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学术界想要通过发掘帝陵拿到一手资料，推动历史研究，这个初衷本身没什么大问题。错就错在那时候大家对文物保护的难度估计得太浅，也没有足够的技术支撑，才酿成了无法挽回的遗憾。这件事也让整个考古界达成了共识，保护永远都要放在发掘前面。

哪怕到今天，不少人还会拿这件事出来讨论，其实我们更该记住的是这次教训，而不是一味指责前人。毕竟当时的认知和技术条件就在那儿，谁也没法预知后来的结果。现在我们守住不主动挖帝王陵的规矩，就是对这段遗憾最好的铭记。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 定陵发掘留下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