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于甘露之变的宰相舒元舆（上）：自负的壮志

虽然是婺州东阳人，或误作江州人，但或许因为父亲舒恒是鄂州武昌军的将校，年轻的舒元舆曾经在武昌军客居过一段时间。

虽然有心出人头地，但因为出身贫寒，舒元舆不得与士人平起平坐。

怎么出人头地？利用出身将门的便利，勤学武艺，走武将赛道混军界？他偏不！

很早时，他还有周围的人就注意到他天资聪慧机敏，这个将二代的长处不在习武，在读书！

当时的武昌军节度使郗士美也注意到了这个年轻人，认为他优秀出众，数次称誉。

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舒元舆初露头角，考中进士。但科考期间，他早就关注到了功名以外的问题——负责科举的礼部官员检查、核对极其苛刻严厉，考生在尚书省参加科举考试时，即使是取暖的木炭、照明的蜡烛、餐具等物品，都必须自己携带；考官按名册高喊名字，考生才能进入考场；考场四周用荆棘围起来防止作弊；考生们在廊檐下铺席而坐。

于是他上奏：“自古以来推荐选拔人才的方式，没有比这更轻慢的了。况且宰相、公卿等高官都出自这些人，不是贤才就不能被选任。但考官却像对待奴仆一样对待这些未来的朝廷大员。这实在不是朝廷礼贤下士的本意。 用荆棘围栏阻挡，怀疑他们奸诈，这也不是寻求忠直之士的做法。科举考试只考诗赋这种微末的技艺，割裂、脱离儒家经典的上下文和本义，这不是考察文化修养和道德成就的方法。我担心贤能之士因感到屈辱而自行远去，而让那些不才之人被陛下所用。如今地方进贡珍珠、贝壳、黄金、美玉等珍宝，主管部门用精美的匣子和贵重的毛皮、丝绸来盛装、包裹。为什么轻视贤才，却重视金玉珍宝呢？”

他又说：“选拔人才不应该限定名额。现在主管部门录取人才，有时每年三十人，有时每年二十人。如果某一年有一百个杜预，我们却按标准只取二十人，能说这是在求贤吗？如果某一年只有几个有才德的人，却必须录取二十人，那么就会有超过一半的水货滥竽充数，能说这符合规章制度的要求吗？”

在上述雄文中，舒元舆还提了一嘴自己今年二十三岁。所以大概能确定他生于唐德宗贞元七年（791年）。

舒元舆入仕也就是出道后，先任鄂县县尉，以干练知名。看这个地名，他是回到了出道的地方。

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七月，镇州成德军作乱，杀节度使田弘正；并州河东节度使裴度奉命讨伐，无果班师，命掌书记录其名爵，将参佐将校五十九人的名字刻在承天军城西石壁；裴度的舅舅和弟弟从外镇赶来帮忙，和裴度从行的二子都附列于后。

这位掌书记就是舒元舆。

后来裴度改任山南西道节度使，又荐舒元舆为书记。舒元舆名声在外，所作檄文以豪健闻名。

在节帅下面当笔杆子了此一生？对舒元舆来说，还不够。

唐文宗太和初年，舒元舆拜监察御史。他从此遇到了此生羁绊最深的皇帝，并且做了京官，而且是执法官员。职责所在，他严查重案要案，对违法乱纪者严惩不贷。

早在天宝年间，唐玄宗祀九宫坛，次郊坛行事，御署祝板。太和二年（828年），舒元舆以为太过隆重，上奏寻求更改：

“七月十八日那天，举行祭祀九宫贵神的典礼。按职责排序，轮到我担任监祭官，负责检查祭祀物品。我恭敬地看到有九片写祭文的祝版。我仔细读完这些祝文后，发现陛下在上面亲笔签写了您的名字，并且对九宫之神自称为‘臣’。我认为，天子是至高无上的尊者，除了祭祀至高无上的天地和宗庙祖先之外，不应该对任何神灵自称为‘臣’。帝王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日为兄，以月为姐。而这九宫之神，只是分别掌管各个方位的守护神。我再看他们的名号，是太一、天一、招摇、轩辕、咸池、青龙、太阴、天符、摄提。这九位神祇，相对于天地来说，如同天地的子爵、男爵；相对于日月来说，如同日月手下的侯爵、伯爵。陛下贵为天子，怎么能反过来向天地之子、日月之臣称臣呢？我个人认为这样做是不妥当的。即使那些研究阴阳术数的人说应该祭祀他们，那么陛下也应该称‘皇帝派遣某某官员向九宫之神致祭’，而不应该亲自称‘臣’和署名。我实在是愚昧无知，不知道这样是否合适。因为祭祀仪式就在明天清晨鸡叫头遍的时候举行，陛下的命令已经下达，我不敢耽搁明天的祭祀。但我恳请陛下，在日后降下圣明的诏书，让负责礼仪的官员们详细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希望能维护天子的至尊威严，不使其有所贬损，并使长久以来可能存在的错误礼制，借此机会得以纠正。”

文宗准了，从此九宫神的祭祀规格从最高等级的‌大祠降为中等规格的中祠‌，祭祀祝文上改称‌“皇帝”‌，‌不再署皇帝的名字‌。

连战连捷，舒元舆志得意满。当奉命去调查亳州刺史李繁不告知节度使就擅自调动军队、杀人过多一案时，因为以前就有旧怨，急于新官上任三把火的他像吃了兴奋剂一样穷追猛打，完全不顾李繁是为了剿灭本州的盗贼。

太和三年（829年），李繁以“滥杀无辜”之罪下狱赐死。京兆人以为冤。

这时候的舒元舆根本不在乎自己的双手已经沾上了鲜血，也不知道他自以为来自上天馈赠的礼物，也许早就暗中被标好了价格。

也许因为法务工作出色，舒元舆得迁刑部员外郎。但他还是不知足，觉得自己这样的奇才值得更好的待遇，于是累次上表进献文章请求自效。

太和五年（831年），在又一次献文阙下不得回复后，他又上书了：

“从前马周、张嘉贞替人代写奏章得到赏识，从旅舍中发迹，终成一代名臣。如今我虽在朝为官，亲自呈上奏章，却五个月都得不到一次回复。我自认为才能不逊于马周、张嘉贞，然而没有进身的门路，才华又不得显露，这样下去终究没有施展抱负的机会了。汉朝的主父偃、徐乐、严安以平民身份上书，早晨递上奏章傍晚就被召见。可我所呈上的八万字奏章，文章经过千锤锤炼精粹无比，贯通古今数千百年史事，剖析剔抉深入精要，凡能辅助教化的内容毫无遗漏，其价值如同拔取最珍贵的犀角、擢取最珍贵的象牙，岂是主父偃等人的奏章能比得上的？我深知盛世难遇，因此私下里对自己的才能和抱负万分珍惜，不愿埋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