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对武将直接统领的屯驻大军进行编制改革，削弱个人的控制力！

两宋武资知州 差不多占了总人次的20%，两宋武臣知州知军 就一直不少，北宋沿边诸路武臣知州兼本路帅臣（安抚使）的比比皆是。说到这里就要提到南宋一个特的行政官职：武将知州。“知州”是宋代州一级的最高行政长官，通常由文臣担任，总揽一州的军政、民政、财政与司法事务。宋太祖为防唐末五代藩镇割据之祸，确立了“文臣知州”的基本原则，旨在削弱武将权力，强化中央集权。然而，南宋在严峻的边防压力下，这一原则在特定地区出现了松动。

何为“武将知州”？“武将知州”即由武官出任州的长官。这直接打破了宋朝“以文驭武”的祖宗家法。在南宋，这并非普遍现象，而是集中在与金、蒙对峙的前线，尤其是四川的“蜀口”地区。最典型的案例是兴州（今陕西略阳）。吴玠、吴璘兄弟及其后代吴挺等吴氏家族武将，曾长期担任兴州知州，并兼领当地军政大权，形成了事实上的“军、政合一体制”。这直接挑战了宋朝“强干弱枝”（中央强、地方弱）和节制武将的国策。

为何会出现这种特例？根本原因在于现实的军事压力。南宋失去了北方屏障，四川成为防御上游、屏障东南的战略要地。面对金和后来蒙古的持续威胁，朝廷需要倚赖熟悉当地地形、拥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将领进行长期防御。让武将兼任行政长官（知州），可以更高效地整合地方资源（兵源、粮饷），统一事权，避免文武掣肘，提升边防效率。

这是一种在“生存”与“制衡”之间的务实妥协。“既用且防”，南宋朝廷对“武将知州”的心态极为矛盾。一方面要依靠他们守土，另一方面又深恐其坐大，重演藩镇故事。因此，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既用且防”的制衡措施，加官晋爵，以示恩宠，授予节度使等崇高虚衔（建节），提高其地位和待遇，进行笼络。将“武将知州”核心区域周边的州郡（如关外四州）的守臣改为文官，形成监视与牵制。

分权与制衡设立更高级别的文官职务，如宣抚使、制置使，凌驾于武将之上，恢复“以文驭武”的秩序。

同时分割其防区，如将凤州防务划归其他都统司。对武将直接统领的屯驻大军进行编制改革，削弱其个人对军队的控制力。

除了兴州吴氏，其他边境要地或特殊时期也有武将知州的记录。例如，抗金名将刘锜曾先后担任过渭州、潭州等地知州。将领向士璧在抗蒙战争中，也曾被任命为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名将杨政在和尚原等战役立功后，也曾兼任凤州知州，后长期镇守兴元府（今汉中）。甚至在北宋，也有少数武将因治理能力出色而担任知州，如郭进、刘谦、马知节等，他们在任上同样注重德政与民事，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这在南宋之前属于更个别的现象。

“武将知州”是南宋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对“以文驭武”基本国策的一次被动调整和局部突破。它反映了中央集权制度在应对巨大外部危机时的弹性，也暴露了其内在的紧张关系—朝廷既需要武将的忠勇来捍卫疆土，又无时无刻不忌惮其可能膨胀的权力。对了，北宋也有武将知州，路治所知州兼本路经略安抚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