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一手拉起来的蜀汉，为何在夷陵之败损失5万人，就一蹶不振？

刘备摸爬滚打了半辈子，一手打造了强大的蜀汉政权，就连曹操都拿他没办法。但为何这么强大的蜀汉，在夷陵之败损失5万人后，从此一蹶不振了？

夷陵之战与官渡之战和赤壁之战并列，同为最具决定性的三大战役。这场战役的失败，直接抽空了蜀汉的元气，让蜀汉从此开始了下坡路，最终走向了灭亡。

根据史料记载，刘备在夷陵之战中损失的兵力大约在五万左右，其中还不全是蜀汉的本土军事力量，其中还包括了大约一万名“五溪蛮”首领沙摩柯带来的盟军。

蜀汉当时已经是割据一方的政权，五万兵马的损失固然惨重，却并不足以动摇整个蜀汉的根基。

这一点从曹操在赤壁大败就能看出来，当时曹操损失的损失兵力远超五万这个数目，最终不还是能够稳固北方，卷土重来吗？为何到了刘备这里，区区五万人的折损，就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实际上，夷陵之战的失败，对蜀汉而言不是一场简单的军事失败，而是一场全面的大崩溃。

其一，刘备发动夷陵之战时，打的旗号是替关羽报仇。这样的动机在当时来看，显然是义气有余，而军事决策能力不足，这简直就是“意气用事”。

当时，蜀汉内部很多官员都表示反对，其中赵云就是主要代表人物。但赵云没能劝阻刘备，反而遭到了刘备的冷落。诸葛亮明显也不支持，否则也不会说出那句，若是法正在，定能劝阻刘备的话。

但事实上，刘备发动夷陵之战，并非完全是为了关羽复仇。他是一个乱世的雄主，怎么可能如此冲动行事？所以，在他发动夷陵之战的背后，定然有更重要的原因。

熟悉《隆中对》的读者朋友应该都清楚，在这份被后世誉为蜀汉“顶层设计”的国策中，其核心要义在于“跨有荆、益”。

以益州的富庶和天险为根基，东和孙权，北拒曹操；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刘备亲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这是一种两路并进、钳形夹击的宏伟构想。

然而，公元219年东吴背盟袭取荆州、擒杀关羽，这一事件对刘备集团的打击是致命的。它不仅仅是失去了一位顶级将帅和一片富庶之地那么简单。

从战略层面看，这意味着《隆中对》的战略构想，再也无法实现了。失去荆州以后，蜀汉一统天下的路被阻断，而占据荆州的又是盟友东吴，这让蜀汉进退两难。

最终，刘备为了实现《隆中对》，决定赌上蜀汉的国运，发起这场夷陵之战，算是为自己实现“兴复汉室”实施最后一搏。

结果，这一战输的很彻底，一切都源于刘备的“贪心”，否则在夷陵之战之初就答应孙权的求和，仍然可以掌握部分荆州，给蜀汉留下一丝希望。

其二，根据史料记载，在夷陵之战发生的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前后，蜀汉的总人口大约在九十万左右。

按照古代兵民比例，其全国总兵力大致在十万上下。这个数字看似不少，但需要注意的是，这是一支需要处处设防的军队。

北方的汉中是防御曹魏的门户，必须由重将魏延率重兵镇守；西面则需要防备羌人的袭扰，马超手底下需要一定的兵力驻扎；成都及周边地区，更需要诸葛亮留守，以稳定后方，并保有可信的预备队，这支预备队必须战斗力很强，足以压住边军。

在这种情况下，巴西太守阎芝在刘备兵败后，仅仅“发诸县兵五千人”就已经是所能搜集的极限，这从侧面反映了蜀汉地方兵力的紧张。

因此，刘备此次东征，从全国范围内抽调的四万本部精锐，几乎可以说是蜀汉能够动用的全部机动野战力量。

孙权在向曹魏求援时称刘备有“支党四万人，马二三千匹”，这个数字大概率没有严重夸大。当这支军队在夷陵灰飞烟灭，“备仅以身免”时，其后果就是蜀汉的国防力量瞬间被抽空。若非有长江天险和蜀道之难，陆逊的吴军若乘胜追击，蜀汉甚至可能没有足够的力量来保卫成都。

与此同时，蜀汉迎来的最大问题是人才凋零。古人云“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夷陵之战，堪称蜀汉中生代将领与后起之秀的一场集体葬礼。

刘备发动战争时，五虎将已去其三，马超需要镇抚西羌不能轻动，赵云因谏言反对伐吴而被留在后方。刘备带去前线的，除了宿将吴班，更多的是像冯习、张南、傅肜这样跟随他多年的中坚力量，他们是蜀汉军队未来的希望。

可战争的结果是残酷的，傅肜为掩护刘备撤退，力战而死，留下了“吴狗！何有汉将军降者！”的悲壮呐喊。张南、冯习两位被刘备委以重任的方面主将，双双阵亡。蛮王沙摩柯战死，不仅损失了一员猛将，更让蜀汉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外部盟友。

而文武双全的马良，也在撤退的混乱中遇害。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此役蜀军中地位最高的将领黄权，因归路被吴军切断，无奈之下为了保全部下性命，选择了北上投降曹魏。

这一连串的名字，每一个都代表着蜀汉未来的军事潜力。他们或许不像关张赵马黄那样名声显赫，但他们是支撑起蜀汉军事大厦的栋梁和基石。最后，也是最沉重的一击，刘备本人离世，在白帝城托孤。刘备不仅仅是蜀汉的开国皇帝，更是这个政权的灵魂与旗帜，刘备的离世，让蜀汉内部的荆州集团、东州集团和益州本土集团等不同派系不再稳固，若不是诸葛亮苦苦支撑，恐怕就要瞬间瓦解，但诸葛亮也因此早早离世，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