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期共振下的中国：三大经济长波叠加如何影响普通人生活

从2020年起，我国经济遭遇了近20年来最为严峻的深度冲击，到今年已经是这一轮经济寒冬的第六个年头。越来越多人不禁疑惑：为什么这一轮经济波动会来得如此猛烈？

事实上，我们面对的并非一次简单的短期波动，而是一场罕见的周期共振。更直白地说，我们正同时处在康波周期、库兹涅茨周期、朱格拉周期三大历史性长周期的下行阶段，经济增长潜力被大幅削弱。

纵观世界经济史，主要经济体里承受过同等强度周期压力的，只有1990年的日本，而日本后来的结局大家都很清楚。本期视频就来聊聊，这三大周期究竟如何影响经济，以及当下的我们到底能不能挺过这一关。

康波周期是人类目前发现的最长经济周期，也是大家最熟悉的一个。这个由“周期天王”周金涛引入国内的概念，经过十几年传播，早已广为人知。

康波周期本质上是技术周期，核心驱动力就是技术革命。从工业革命至今，人类已经走完五轮康波。最近两轮分别是上世纪50年代开启的半导体周期，以及90年代启动的互联网周期，大致以40年为一个大周期，每10年为一个小阶段。

听到这里你应该明白，我们今天看到的增长放缓、发展乏力，正是因为处在第五轮康波的尾声，也是整个40年大周期里最艰难的一段。原因很简单：上一轮技术革命的红利已经吃完，新一轮技术革命还没有真正到来。

康波之所以关键，是因为每一轮康波切换，都是全球产业的一次大洗牌。哪怕是上一轮周期最成功的经济体，一旦踩不中下一轮康波，也会被市场无情淘汰。

这一点在日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上世纪50年代全球进入第四轮康波，日本凭借顶尖的半导体制造能力成为赢家，一度压制美国产业，造就了黄金80年代。但转折点在1990年：全球正式进入第五轮康波，由互联网信息革命主导，增量空前巨大。

而日本，彻底错过了互联网革命。90年代日本产业严重衰退，松下、东芝等品牌快速衰落，核心固然有泡沫破裂的影响，但错失周期同样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中国过去20年能快速崛起，正是因为我们是第五轮康波的核心参与者。全球主要经济体早在2010年前后增长基本停滞，如果不是我国在这一轮大周期里占据优势、持续支撑，这一轮经济寒冬会来得更早。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第六轮康波的上升期会在2028—2030年出现，和周金涛2015年判断的“2030年是全球经济重要拐点”基本吻合。

中国能赶上第六轮康波，成功横跨两个大周期吗？

回顾人类五轮康波，每一轮大周期通常只会诞生两到三个主导型经济体，比如1920年的德国、1950年的苏联、1980年的日本。但历史上，只有英美两国成功横跨过两个大周期，并最终成为全球级霸主。

跨越周期之所以极难，是因为上一轮周期的强者，往往也代表最庞大的存量利益，而打破既得利益格局，从来是一个国家最难的事。苏联靠电器工业成为两极之一，却因内部工业集团阻碍了半导体发展；日本在互联网革命爆发时，同样陷入保守。

这一点，我放到视频最后再讲。

讲完康波长周期，再看第二个对当下中国影响巨大的周期：库兹涅茨周期。它是长度仅次于康波的第二大周期。

如果说康波反映技术对经济的影响，库兹涅茨周期反映的就是建筑与基建投资对经济的作用，因此它还有一个更熟悉的名字：房地产周期。它也被视作观察资产价格变化的重要指标。

但要强调：库兹涅茨周期不只是地产周期，同时也是人口周期。劳动力结构、城镇化进程，都会大幅放大周期力度。

中国房地产过去20年飞速发展，正是同时踩中了人口红利+城镇化红利。

中国上一轮库兹涅茨周期起点是1998年。那一年启动商品房房改，正式进入库兹涅茨第一阶段：需求拉动期。与此同时，60后、70后在1999年前后全部成年，人口红利达到顶峰，结婚生子催生巨量住房需求。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全国25—35岁适婚人口达到历史最高的2.45亿，住房需求迎来爆发。2001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1.8亿平米，到2007年暴涨到7.1亿平米，几乎每三年翻一番，被称为第一次刚需洪峰。

2008年金融危机重创地产，叠加80后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人口峰值回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25—35岁适婚人口已降至1.98亿，比上一次减少4700万，人口红利对地产的支撑开始减弱。

但随后的4万亿刺激，让城镇化率快速提升，替代人口红利成为新引擎，库兹涅茨周期进入第二阶段：交易繁荣期。海量农村人口进城，进一步推高房产交易，这也是2009—2016年房价大幅上涨的核心原因。

所有红利都有上限。一般城镇化率超过60%，城市进入成熟阶段，人口流入放缓，建筑行业高增长难以为继。中国在2017年实际城镇化率已突破60%，房价继续大涨的空间基本消失，库兹涅茨周期进入第三阶段：泡沫期。

这一阶段房价还可能上涨，但市场已明显泡沫化，这也是2017年开始反复强调“房住不炒”的原因。

周期终究有尽头。一轮标准地产周期通常持续20—25年，最后5年一般是萧条期。从1998年房改算起，2019年恰好是这一轮库兹涅茨周期萧条期的起点。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一轮房地产调整如此剧烈：在库兹涅茨萧条阶段，我国的人口与城镇化红利也刚好同步耗尽。

无论是康波还是库兹涅茨，都属于超长周期，短期内对普通人的直接感受有限。但朱格拉周期不一样。

作为世界上最早被发现的周期理论，早在19世纪末，经济学家就注意到它对社会的影响最直观、最强烈。朱格拉周期的驱动核心是企业投资。

企业加大投资，就业和收入上升，经济走向繁荣；反之则收缩下行。因此它也被称为信心周期，是直接反映全社会预期的关键指标。

很多人会觉得，2015年之后国内一度出现过一轮极强的繁荣，原因就在于当时出现了一轮超级朱格拉周期——三大产业同时扩张：

• 棚改全面推进，带动基建产业链上行；

• 移动互联网到来，服务器、软件等投资屡创新高；

• 新能源爆发，汽车、锂电池两大行业同步起飞。

三大产业周期叠加，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额在不到7年里直接翻倍，从2012年的30万亿飙升至2018年的64万亿，可见这一轮超级朱格拉的威力。

但超级繁荣的代价是过度投资。

通常一轮朱格拉周期约10年，前6年上升，后4年下行。按理论，我国本该在2021年进入萧条期，2025年走出萧条重回上升通道。但现实明显不符，主要原因就是前期投资过度，市场没能在周期内完成出清。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即便经过多年供给侧改革，房地产、新能源依然是当前产能过剩最突出的领域。从2020年开始，我国持续面临高库存压力，库存周期长期处于历史高位。

以房地产为例，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连续60个月上涨，到2024年已突破75亿平米，超过2015年去库存时的71亿平米，创下历史新高。

简单说：上一轮过度投资，导致产能消化周期被迫拉长，没能及时走入朱格拉上升周期。

后果就是：2019—2025年本就是库兹涅茨萧条期，再叠加朱格拉周期出清不畅、企业投资起不来，就业和收入进一步承压，形成地产周期+产能周期双重压制的困局。

当下房地产交易低迷，房子过剩是一方面，更直接的原因是居民收入预期走弱带来的信心不足。

更糟糕的是，第五轮康波的萧条期恰好也落在2020—2030年。

这就是这几年普通人感觉格外艰难的根本原因：三大萧条周期，历史性地同时叠加。

讲完三大周期对中国的影响，回到最核心的问题：我们真的能走出这场困局吗？

如果这期视频只是告诉大家现在有多难，那就毫无意义。

事实上，尽管我们正处在三大周期共振向下的最艰难阶段，但换个角度看：即便在如此重压之下，我们的经济依然保持正增长。

当年日本在1990年遭遇三大周期同时下行时，第三年GDP就正式陷入负增长，随后进入“失去的30年”。

这不是简单的数字对比，而是中国经济在极限压力下，产业纵深与韧性的最真实体现。我们的经济韧性，完全有空间应对这场足以让其他国家陷入衰退的周期风暴。

当然，开局依然最难。2024年，我们已经度过朱格拉萧条中最艰难的时刻，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结束连续三年下跌，但整个社会仍处在信心偏弱的状态。

但我认为，去年一个清晰的政策转向，标志着我们完全有可能走出这场周期共振。

从去年年中开始，围绕反内卷的政策调整密集出台，同时万亿级别的重大工程同步落地。背后指向同一个目标：让中国经济尽快走出朱格拉周期。

当下经济的问题看似千头万绪，核心其实只有一个：信心。

更准确地说，是过剩产能导致企业利润持续下滑，大多数企业失去对未来的投资信心，进而收缩规模，引发一连串就业与收入问题。

这也是去年出台两套看似矛盾、实则配套的政策：

一边扩投资，在民间资本信心不足时，由国家层面加大投资，主动扩大就业；

一边去产能，用反内卷、强监管的方式清理上一轮留下的过剩产能。

只有先解决产能过剩，走出朱格拉萧条，帮助全社会重建投资信心，我们才有机会从房地产周期中逐步解脱，最终才能把有限资源投向技术产业，顺利迈入下一轮康波。

最后我想说，这期视频的目的并不是渲染绝望。

当所有周期都在向下共振，还能保持正增长的经济体，往往就是下一轮周期复苏时弹性最强的那一个。

也许当2030年的人们回望2026年，感受会和今天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