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沛文：那几年，我接住新生也写衰老

原计划干完这票就收手。

也许有人听过我九年前的故事。那时，有个辞掉工作的年轻人想试试写长篇小说，家里邻居都在装修太吵，又没什么钱上咖啡馆，就经常去猴子石大桥下的长凳上写。后来这本长篇首作《冷雨》成了一份不错的新手村奖励，让我有了差不多可以继续写个两三年的底气。

但命运的套路总相似，在年轻和当时上升市场的加持下，底气往往意味着你会不自觉地把步子迈大。我想写个三部曲。分别以长沙的太平街、橘子洲、岳麓山为引子，用现实主义的社会派悬疑小说来讨论诗歌、音乐和小说本身在当下还有没有意义；将2013年到2015年间发生的故事，朝更广阔的时空铺开去……如此不着边际的计划，按照流行说法叫“创作野心”，但在这样声光刺激大爆炸的当代，一个人都开始写小说了，他哪能有什么野心？不过是尚存点安静说话的力气，想和同样在躲避吵闹的人群聊两句。

结果大家扭头上下打量一番，不忍开口却终于问出那句：“哥们儿，你谁？”

时间快进到2021年，我已经完成了三部曲中的《鹌鹑》《刹那》两部。其中《鹌鹑》一书，我原本的预期是，读者朋友们应该会觉得这本书略晦涩但有点东西，但它收到的大多数评价却是既看不懂，也没意思。

站在现在往回看，我或许已经明白了问题所在，当时哪些东西没讲清楚，哪些地方又话太多，以至于遮掩了那颗心。但在2021年，我胸中只有膨胀到要爆炸的焦虑和不安全感，我非常着急，想拼命拿出点什么东西来证明自己。

于是我开始写三部曲的终曲《远逝》。它的题材远超我的人生经验，以一对失独老人的生活展开，同时涉及三重时空和“小说中的小说中的小说”这样一个颇有难度的嵌套文本结构。在那时，我已经完全不考虑读者会怎么看了，总有个声音在耳边低语：“反正也不会有市场，索性干票大的，干完这票就收手。”

仓促中，没来得及写完，我就开始焦急地在签约的文学平台上连载。理所当然，这种内容不会受到大多数读者关注，不过仍有几个非常珍贵的读者在认真看。那时我一边写，一边盘算往后生计，同时陪妻子按规定周期产检。

2022年初某天，外面天气晴朗，超声医生皱着眉非常谨慎地说羊水有点少，拿单子去找门诊看看。我们还天真地问了一句“问题应该不大吧？”门诊医生瞪着眼睛说赶紧回家收拾东西，过来住院吧。

羊水过少会引起FGR（胎儿生长受限），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而“羊水灌注”的治疗方式也简单粗暴，从腹部用针头刺透皮肤、肌肉、子宫和胎膜，将温热的生理盐水注入其中，感染和早产风险很高，但别无他法。同时还需要做“羊水穿刺”的基因检测，以查明这一情况是否由遗传性原因导致。

我向连载平台的编辑和读者请假，中断了《远逝》的写作，然后开始像做小说案头工作那样搜集网上的所有资料，试图弄清楚这种情况。

从24周熬到26周，好消息是，基因检测结果没有问题，坏消息是，B超显示羊水又只剩一点点。入院、灌注、出院、检查、入院……我们仿佛要掉进循环。第二次羊水灌注时，医生甚至建议我们多试试民间偏方。妻子椰子水喝到吐，我们在某社交平台上找到线索，一两条非常零星的笔记和我们的情况高度相似，说在一线城市有某种药物的治疗方案。我向医生询问这种方案时，医生表示想试也可以试，但没有循证医疗的证据表示能管用。

我们不敢马虎，决定转到另一家更有资历的医院就诊，专家给出的诊断仍是“具体原因不明”，但凭更丰富的经验，除了做第三次灌注外，还开出了和网上零星笔记中相同的治疗方案。

那些日子变得异常漫长，我向护士学习了注射，每天在家做饭、做家务、给妻子打针。身心更疲惫的自然是妻子，她经常会有羊水又在减少的幻觉。我们提心吊胆，更频繁地检查，每次围绕及格数值的一点波动都令人紧张。四月的一个夜晚，羊水破了，我们紧急驱车前往医院，清晨，女儿在第37周顺利出生。

2022年7月，我开始重启《远逝》的连载。如同从鬼门关走回来的角色，再次面对那些焦虑和紧张时，它们已经显得如此缥缈和可笑。看小婴儿一天天长大，意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盛满喜怒哀惧的情绪四处晃荡，我好像忽然明白过来：衰老原来并不难写，它是新生的镜像，也与新生同源。人活一世，沿着时间线从轻到重，再重新变轻。惊恐、渴望、欢喜、失落的无非都是相同问题——身边还有谁，他们看得见我吗？

我开始反思此前“证明自己”的空洞动机，让注意力重新回归到小说中每一个具体的人，不再过分追求题材、结构、诡计、反转等，更多关注那些年轻和年老，男性或女性们在故事中的来去，是否留有在现世中活过的真切痕迹。

同年10月，三部曲的第二部《刹那》顺利出版，陆续收到了还不错的反馈。我白天带女儿玩，夜晚从头修改《远逝》，为出版做准备。我试图通过大幅调整结构来削峰填谷，通过修改字句细节来删繁就简，让小说的表达更直观通畅，也更易抵达如今这颗被淬炼过的心。

当然，危机感并没有消失，出版行业的变化对我而言非常可感。2022年底，《远逝》在连载完后签订了出版合同，但它最终在2026年3月才得以面世。这些年出版了新作的作家朋友，都告诉我现在的书可太难卖了，出版人朋友们更是叹息，新人原创小说作者的通道如今已经压缩到几乎不可见。

即便如此，去年底我收到三审稿的反馈时，还是为那些细致认真的修改意见分外感动。出版编辑工作的门槛和要求颇高，且费心劳神，在当下人生游戏的版本中很难算得上优选项。我想，还留下的人并非辨不清潮水的方向，只是既然都站在了这里，觉得这些事还是得有谁去做罢了。

去年夏初，我发现猴子石大桥下，当年我写《冷雨》的歇脚长凳上来了位流浪者。开始没在意，后来好像每次散步他都在，倒是也有手机、充电宝和大瓶饮用水，应该是把长凳当家了。年底再路过时，突然感觉世事确实难料。湘江两岸高楼巨屏，炫目璀璨得像科幻片，烘托新年气氛，他躺在四处搜集来的塑料废品里刷手机，身边的共享单车“添”多了一辆，像件礼物。

行船在复杂时代，握紧绳缆的人自然不止编辑，各行各业都会有。于是我想到此前所有读者，难免心生惭愧。他们劳动之余，好不容易有闲暇，花钱买书来瞧瞧你写了什么，你却因为感到所谓“才能”未被看清而顾影自怜，这何其软弱？

现在，我只想告诉曾经的自己，也告诉那些身处迷雾的人：

往日无非由那些句号构成，难免到头，另起一段接着写。

就用这本小说，或以这三部曲，送你我都能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