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刘青山全家福坐进口轿车生活腐化堕落纪实

1952年2月10日，保定体育场。两万多人把场子围得水泄不通。被押进来的两个人，头戴水獭皮帽，脚踩锃亮皮鞋，穿着比开会时还体面。

胸口白布上，毛笔字写得清楚——"大贪污犯刘青山""大贪污犯张子善"。判决书念完，枪声响起，两人当场伏法。这一年，刘青山36岁，张子善38岁。

没人想到，这两个人曾经被敌人逮捕过，挨过严刑逼供，没有开口。

要弄清楚这个案子为什么震动全国，得先把这两个人的来历说清楚。

刘青山，1914年生，河北安国县人，出身贫苦。幼年做过长工，1931年6月入党，那时候他才17岁。1932年，他跟着队伍参加高蠡暴动，上过战场。抗日战争期间，他在河北大城县一带做地下工作，发展党员，组建武装。日伪军曾经悬赏1500块大洋捉拿他，没成功。1949年9月，他被任命为中共天津地委书记。

张子善，同年生，河北深州人，读过书。1933年入党，1934年被叛徒出卖，国民党把他抓了，送进天津监狱，严刑拷打，他一个字没说。

1937年"七七事变"，趁乱越狱跑了出来。抗战结束后，他辗转担任多地县委书记和地委要职。1949年8月，天津地委和天津专署成立，张子善出任天津地委副书记兼专署专员，后升任地委书记。

两人都是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段历史走过来的人。放在1949年，这样的履历足以让人肃然起敬。可问题就在这里——越是这样的人，腐化起来越不会有人第一时间去怀疑他。

进城之后，局面变了。不用再打游击，不用再藏着躲着，眼前是真金白银，是仓库物资，是可以随手签字调拨的款项。两个人开始觉得，革命胜利了，该享享福了。这种心态，在当时的干部群体里并非孤例。从战壕里出来的人，突然站在了城市的权力中心，面对的不再是子弹，而是糖衣——而糖衣炮弹，往往比真枪实弹更难防。刘青山和张子善，就是在这颗炮弹面前，彻底缴了械。

腐化这件事，从来不是一夜之间。

刘青山先是不去机关。人不上班，钱照花。他用公款吃喝，用公车出行，仓库里的进口物资，他签字就能调出来，轿车、酒具、皮货，一件件往自己那儿划拉。不止如此，他后来还染上了毒瘾。这在当时的干部里，是极为罕见的堕落路径。

张子善表面上还"勤勤恳恳"地坐镇行署。但他的消费方式，比刘青山还要铺张。他自己后来在审讯里交代：每个月光高档香烟就要抽八九条。衣服从粗布换细布，再换皮毛；吃饭从细粮到酒肉俱备；出门非轿车不坐，两年时间里换了五辆小汽车。

两个人一起干，一起捞，互相包庇，一起在账目上做手脚。

钱从哪来？

来自机场建设款。修飞机场的钱，被他们截留挪用。来自治河款。治理河道的专项资金，被盘剥克扣。来自救灾粮款。灾民的救命粮折成的钱，他们伸手拿走了。来自骗取的银行贷款。以修建名义从银行套出来，转手就投进了非法经营。

他们还勾结私商，用49亿元的公款让奸商倒卖马口铁，私商从中渔利，公家的资产白白蒸发14亿元。又派人冒充解放军，用救灾款从东北套购了4000立方米木材，严重影响了当地灾民的生产和生活。

专案组后来查清楚，仅刘青山用于个人生活挥霍的公款，就达到183亿元（旧币）。按当时粮价换算，能买110多万斤小米，够3070名干部一整年的定量供给。张子善挥霍的更多，有据可查的就是194亿元。但张子善自己交代，1951年7月他亲手销毁了两人支取公款的三四百张单据，烧掉的那部分，永远查不清了。

两人贪污、盗窃、非法骗取、挪用公款，合计超过171亿元（旧币）。这个数字，是当时河北省无数普通家庭用一生都难以想象的财富。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切发生的背景。1950年，中国刚刚参加抗美援朝，财政极度紧张，粮食和物资都在节省着用。前线的战士在零下几十度的山里咬着冻硬的窝头，后方的百姓勒紧裤腰带捐粮捐物。就是在这个时候，刘青山和张子善在吃进口酒，换名牌车，把救灾款和治河款当成自己的私房钱来花。这种反差，不是数字能完全说清楚的，它触碰的是当时整个社会最敏感的那根弦。

事情的败露，有其必然。

1951年秋，全国开始搞增产节约运动，支援抗美援朝。

各地都在往上报数字，报进展，报节约了多少，这一查，问题就出来了。天津地委的账目对不上，钱去了哪里，说不清楚。河北省委察觉到了苗头，开始往深里挖。

1951年11月，中共河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刘青山、张子善的问题被正式揭露。

11月29日，华北局向中央上报调查情况。报告里列出的数字触目惊心：地方粮款、救灾款、治河款、修机场的钱，一条条算下来，总额在两百亿元上下。报告还写明，张子善已经十分惶恐不安。中央批准，当天逮捕张子善。正在保定参加河北省党代表会的张子善，被直接带走。

刘青山在哪里？出国了。他作为代表团成员，去维也纳参加了世界青年联欢会，还没回来。中央的指令是：归国后立即逮捕。

12月2日，刘青山从维也纳回来，一下火车，当场被捕。

毛泽东收到报告后，第二天就亲自起草批示，转发各中央局、分局和省市区党委。他在批示中直接点名："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他要求各地警惕同类情况，"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件大斗争来处理。"

12月4日，中共河北省委作出决议，经中央华北局批准：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

审讯期间，有声音提出来——两人历史功绩那么大，能不能将功折罪？也有人担心，杀了他们，会不会寒了老干部的心？这个问题，被直接摆上桌来讨论。

华北局在报告里原则上同意"处以死刑"，但也留了一句"或缓期二年执行"，给决策留一点回旋的余地。

但毛泽东的态度是明确的。他的回答是："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这句话，把这个案子的逻辑说透了。不是要杀鸡儆猴，而是要用最重的代价，守住最基本的底线。

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检察署提起公诉，河北省人民法院依法宣判。保定体育场，21800多人在场。判决书宣读完毕，两人被执行枪决，财产全部没收。

整个过程，从案发到执行，不到三个月。

两声枪响，不只是结束了两个人的生命。它改变了一个时代的走向。

刘青山和张子善的案子，是"三反运动"中揭发出来的第一个大案，也是分量最重的一个。这个案子一出，直接把运动推向了高潮。全国各地开始认真查账，认真翻案底，藏着掖着的问题一个个浮出来。

河北省的"三反"运动一直持续到1952年6月才结束。结果是：刑事处理1720人，开除党籍2191人。这是一次真实的清洗，从刘张案拉开帷幕。

刘青山被处决后，他的三个儿子怎么办？中共中央、华北局、河北省委三级共同研究，作出决定：长子和次子由国家供给，每人每月15元生活费；最小的儿子由母亲范勇带回安国老家抚养，省委随后出面干预，确保抚养费用落实到位。毛泽东亲自批示了这件事。处决了人，也安置了后代，这件事被后来的人反复提起，说明党纪与人情可以并行，但法律不能让步。

有人后来问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刘青山和张子善没被查出来，会怎样？答案未必是继续腐化下去。

更可能的是，他们的行为会成为一种示范，传递给身边的人，传递给下一级的干部，一个人的堕落，在体制内部有它自己的感染力。查处他们，不只是惩罚了两个人，而是在一个关键时间点，切断了这种感染链。

这件事发生在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刚满两岁。一个新生的政权，能不能管住自己的人，能不能在功臣面前也把法律摆出来，是那个年代全体国民都在观察的事。保定的那一声枪响，给出了回答。

两个人死在那个冬天，距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过两年零四个月。革命的枪声刚落，腐化的子弹就已经上膛。而那一声审判的枪响，打出的不只是两个人，打出的是一条线——谁越过这条线，功劳再大，历史再厚，都是一样的结局。

这一案，史称"共和国反腐第一案"。

它没有被遗忘，因为它本来就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