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村支书借给我三千元读大学，却提出了一个“荒唐”的要求

1993年夏天，炙热的火风夹卷着村口老槐树的蝉鸣，把整个村子烤的发蔫。我蹲在自家土坯房的门槛边，手里捏着那张烫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红底上的“本科录取”四个字在阳光下格外刺眼。这束耀眼的光芒饱含了我无数个灯下苦熬的日日夜夜，是我唯一能跳出农门改变命运的希翼，我紧紧的攥住这束光芒，生怕它转眼即逝。

我叫季小川，是个遗腹子。父亲在我出生前三个月，在外地打工时意外离世。母亲那年才22岁，她怀着我哭的昏天黑地，看似柔弱的她却外柔内刚，她没有选择改嫁，而是靠着几亩薄田和四处打零工硬生生把我从襁褓里拉扯大，小的时候我总是穿着亲戚家小孩剩下的旧衣服，逢年过节，母亲才会称上几斤肉，那是我一年里最快乐的时光。

我从小目睹母亲的艰难，所以读书从不懈怠。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那时心中只有一个念想，就是考上大学，改变命运，让母亲不再受苦。

可录取通知书到手的喜悦，很快被“巨额”的学费所泯灭，整整四年，光学杂费要三千元。对于我们这样一贫如洗的特殊家庭，可谓是难于上青天。

母亲揣着仅有的几百元积蓄跑遍了大大小小的亲戚家，可能是因为我们家太穷的原因，没人愿意借钱给我们。母亲从外面回来时，眼睛肿的像个桃子，我知道这是她因为此事日夜睡不好觉再加上逢人便落泪的原因，再看着母亲佝偻的背影，花白的鬓角在阳光下格外扎眼，我的心像被针扎一样疼。

我想过放弃大学，出去打工挣钱供母亲养老，几次想将“我就不读了”这几个字说出口，但我实在是舍不得说出那句。因为我不甘心，不甘心这十几年的寒窗苦读付诸东流，不甘心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被困在这个穷山村里。可现实就像是一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

就在我们陷入绝望之时，村支书何叔走进了我们的家。他为人和善，平日里过年过节总会给我们送来米和面，他穿着干净的衬衫，手里拎着一个蓝色布袋，笑容可掬的迈进来，说道：“小川他娘，你别急，学费我给你凑来了。”说完，他将那布袋放在我们的桌子上，缓缓说道：“这里是三千块，四年的学费。小川去学校里省点，你娘平时供你生活费就行。”

“可是何支书，你知道我们家的情况，这钱我们啥时能还啊？”母亲激动的声音都在颤抖。

“不急不急，我看好小川，等他以后挣钱了，再还也不迟。再说了，村里好容易出个大学生，这是我们村的光荣啊！”何叔满眼笑意的看向我，眼里是诸多的肯定和赞许。

“你看这孩子，还以为在梦里呢！”母亲过来用胳膊拐了我一下，我才如梦初醒，真的，我以为真是在做梦。

“谢谢何叔！等我挣了钱，一定第一时间连本带息还给你！我去给你写欠条！”我兴奋的准备回卧房拿笔。

“哎，不用写。先别急着还，我可有个小要求，我们家何田在读书的时候就喜欢上你这个小子了，她现在在镇上开了个书亭，你以后去哪发展，都带上她，可行？”

何田，我记得她是我的初中同学，小巧玲珑形的女孩，扎了两个麻花辫，笑起来甜甜的，有两个梨涡。

当时何叔的这番话，说的很含蓄，既像是试探又像是命令，我当时脑袋里一遍空白，想着如果不答应是不是这三千元学费就这样不翼而飞了，无论如何，我得先答应再说。

“嗯嗯，行！”我爽快的答应道。

“那就好，回头你去了学校记得和她联系啊！那我就走啦！”何叔笑呵呵的离开了我们的家。

“小川，你就这样答应了，那你可要说话算话！”母亲认真的看着我，又紧紧的攥着那个蓝色布袋。

“我心里有数，你不用担心！”我敞开心怀大笑道，比接到录取通知书还要开心。

暑假那几个月，为了攒生活费，我去了镇上的砖厂打工，期间我偷偷去了何田的书亭，远远看了几眼，她穿着一件淡蓝色的连衣裙在那里整理书籍。我想起了初中读书的那段日子，她好像经常来问我数学题，我记得我讲了好几遍，她好像都是似懂非懂。

去学校的那天，早上我刚吃完早饭，何叔就带着何田来送我。一路上，她都腼腆的低着头，不敢和我说话。到了我要上车时，她才递过一包茶叶蛋，轻轻说道：“这是我一早煮的，你路上吃。”

我说了声谢谢，她脸颊顿时红了。

上车后打开茶叶蛋，才发现里面有张字条，上面是她娟秀的笔迹，写着自己的通讯地址，后面还写着：你在外面放心读书，我有空就回村里看兰姨。兰姨是她对我母亲的称呼。

大学的校园和农村截然不同，宽敞的马路，明亮的教学楼，我每天穿梭其中，除了上课，图书馆，就是篮球场。

那时我的身高1米75，长相帅气，虽然出生农村，却生了个晒不黑的冷白皮，所以从外表上看，我仿佛是城市出生，再加上成绩优异，篮球打的又好，人群中总会有吸引一些异性的目光。

自从我写了第一封信，何田便频繁给我回信。为此被室友所取笑，他们经常打趣我：“季小川，你长的帅，成绩又好，以后不会真的打算就找个乡下女孩吧！大不了这几千元的学费你以后加倍偿还就是了！”

室友的话有点触动我的心弦，大二那年，外语系的苏小蕊走进了我的视野。她来自市区，穿着时尚，长相清丽，脚上永远是不同颜色的高跟鞋，更加衬托出她的精致和高雅。那时我的每场比赛，她都会到场，有时中场休息时还经常给我递上矿泉水。

自从认识苏小蕊，我就开始躲避何田的来信。她的信里总是写到书亭的生意，母亲的身体状况，字里行间处处显示对我的关心，而我每次都是草草回复，借口学习忙，找出各种原因应对。

放假回家，也刻意和她保持距离，说话客客气气，像是对待一个普通朋友。我能看到她眼里的失落，她总是默默的跟在我身后，帮助母亲干活。

我想让她不战而退，直到那年冬天，母亲的忽然病倒让我明白了一切。

那年冬天，母亲突然肚子疼倒在了地里，邻居发现后立马给何田打去了电话。何田接到消息时，手上还有几个顾客正在买书，她毫不犹豫的关掉书亭，和邻居一起将母亲送到了镇上的医院，母亲得的是急性阑尾炎，医生说送来的非常及时，立即给她做了手术，何田拿出自己的八百元积蓄，给母亲垫付了手术费。

术后，何田一直守在母亲的身边，寸步不离。她给母亲喂饭擦身，任劳任怨。医生都以为她是母亲的女儿，说亲女儿都做不到这样好。等到母亲出院后，她才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明了一切，而我当时，正和苏小蕊从食堂吃饭才回寝室。接到她的电话，我万分羞愧。

也正是那天晚上，苏小蕊问起我今后的打算，我坦白了我的家境，说以后会将母亲带在身边，苏小蕊听后，眼里那个鄙夷的神情我至今都记得。

那一刻我才明白，苏小蕊和我之间隔着很长的距离。

从那以后，我和苏小蕊便不再联系。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我心底便认定了何田。何田的书信越来越频繁，字里行间也越来越温暖，对母亲的照顾从未间断，对我的思念也越来越长。

97年的夏天，我顺利大学毕业，凭着优异的成绩，被分配到省城的一家事业单位工作，有了稳定的收入。第二年的秋天，我和何田举办了简单的婚礼。虽然没有盛大的宴席，只有亲朋好友的祝福，婚礼那天，何田穿着我给她买的红色连衣裙，笑得比任何时候都要灿烂。

婚后，我把母亲和何田接到了省城。初到省城，何田没有丝毫的局促，她熟悉多年以来的图书生意，在我们家的一所学校附近租了间小门店，开起了书店。

她做生意讲究诚信，对待顾客热情周到，慢慢的，生意越来越好，从一间小门面慢慢扩大成了两间，收入是我的好几倍，还雇了两个员工帮忙。

母亲在她的细心照顾下，身体也越来越好。每天早上就去公园散步，中午回来给我们做可口的午饭，下午她就会去书店门口晒太阳，总是乐呵呵的。

想当年，何叔那救急的三千元学费和那一句“你带上她，行吗？”看似荒唐，却是他对我人生的支持和肯定，如果不是他那一次出手，我又怎会有今天，又怎会娶到如此贤惠又能干的妻子？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的孩子早已长大成人，何田的书店已经开了好几个连锁，每每闲暇时，我都会和何田去最老的那家书店门口，去那里晒着太阳，聊着往事。

聊起当年初中时我教她数学题为何讲了三遍她还是似懂非懂，她总是忍不住笑道：“那时我的心思都在你那张脸上。”

还聊起大学的那段时光，我的那段“小插曲”，何田总会莞尔一笑，打趣我：“如果这辈子不对我好点，我就让我爸将那三千元拿走，现在连本带息，你可还不起！”

“是啊是啊，我可还不起！”我拉住何田的手，说道：“谢谢你走进我的生命，这辈子娶到你，是我最大的幸福。”

阳光就这样暖暖的晒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默默感受到，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