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7日,一则不到50字的通稿挂在贵州省体育局官网:聘请67岁的李章洙,出任贵州省青少年足球训练总监,并签署“青训发展框架协议”。
他的办公室在贵阳奥体中心东侧,一栋有些旧的三层小楼,窗台上只放了两样东西:一本翻得起毛边的《KFA青训大纲》韩文原版,和一本启东实验小学送的笔记本,封面画着一个圆得不太规矩的足球和七色彩虹,角落里写着“六(2)班 20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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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外的课表已经贴好,贵州第一批基层教练培训班下周开课,总共安排了40学时,第一节课的标题很朴素:《如何让10岁孩子连续跑动25分钟不喊累》。材料页脚写的是“贵州省青训总监办公室”,没有出现任何明星教练的名字。
在这份框架协议里,贵州没有给他设定“几年拿到几个全国冠军”之类的目标,而是写进了三条可以量化的指标:U12到U18年龄段要在1年内实现全梯队覆盖;全省县级以上基层足球教练,E级教练证持证率要在年底达到85%;贵阳、遵义、凯里三地,要在2026学年试点“训练+文化课”双打卡系统,每周至少反馈一次训练与学习数据。
贵州方面对外解释合作原因时,用的也是很具体的说法。青训处一位负责人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他们看中的不是“夺冠履历”,而是他在中国执教整整27年、带过7家职业俱乐部、跨过甲A到中超,却始终没离开中国足球体系这一点,“输过很多次,还愿意留下来继续教”。
比起当年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边线吼到嗓子沙哑、在广州天河体育场敢把20岁出头的小将排进首发,如今67岁的他头发已经全白,说话音量压得很低。最近两年,他更多出现在会议室和教室里,摊开的是训练数据表和教练员名单,而不是临场指挥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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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章洙并不是第一次转向青训。2025年9月,他出现在江苏启东,受聘为当地校园足球总顾问。那次签的是一份三年期的校园项目,首批涉及的学校有12所,其中包含5所小学。他花了不少时间在水泥地操场边,看三、四年级的孩子怎么颠球,顺带给体育老师讲解如何在每周2节课的时长里安排热身、游戏和放松,减少软组织损伤。
启东市教育局在2025年3月的官网通报中特意强调,项目的“教育属性”大于“竞技属性”。文件里写了两条硬要求:参与校园足球课程的学生,期末语文和数学不及格率不得高于全市平均值;每周足球训练时长控制在3次以内,每次不超过90分钟,以免挤压作业和阅读时间。
贵州在2026年请他,其实是延续了启东这套“先把学校撬动起来”的思路。贵州体育部门的人后来透露,他们在2025年下半年先派了两批共7人去启东调研,看了那边课堂录像、训练计划、伤病记录,才在2026年春节后正式接洽李章洙团队。
贵州方面给出的“底子”同样是具体数字:全省在册中小学生超过600万,海拔在1000米以上的学校占比接近60%,过去5年里至少有3名出身于贵州恒丰梯队的球员踢上过职业联赛。问题也写得明白:大部分县区缺少标准尺寸的11人制场地,基层专职教练不足200人,真正拿到足协E级以上证书的,还不到这一数字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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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章洙的判断也很直接,他在一次内部会上提到两组对比:同年龄段的中国孩子,30米冲刺成绩可以做到和韩国、欧洲同期梯队相近,但以小场4对4形式连续比赛20分钟之后,注意力下降和位置感混乱的比例明显更高;不少县区教练会组织跑圈、折返跑,却很少在每堂课固定安排5—10分钟“球感+决策”的小型对抗。
他在中国的经历,让这个判断并不突兀。自1998年首次执教重庆队算起,他在中国一线队的执教时间累计超过20年,赛季出场的队员中,有十几人后来成了国脚。有人回忆他在北京国安时,曾在一个赛季内给年轻后卫安排超过3000分钟的联赛出场时间;在恒大的头两个赛季,他重用的那批1990年前后出生的球员,像冯潇霆、郜林,后来都成为中超主力。
这些球员退役后,有相当一部分仍留在基层岗位。公开可查的信息显示,冯潇霆目前在广东一支U15梯队担任主教练,每周至少带队训练5次;郜林正在中乙联赛管理一家小俱乐部,同时负责U13梯队;郑智则在另一家俱乐部青训部门任职。这些人“留在体系里”的比例,本身就是一种可统计的成果。
也因此,贵州这次签下他的身份,不再是“某某俱乐部主教练”,而是“全省青训总监”。差别之一,是他不再只对一支18—25人的球队负责,而要对未来3—5年内至少300名注册梯队球员、以及几百名校园足球骨干教师的成长负责。这在中国省级层面仍属少见。
他的工作,从一开始就被设计成“带教练”而不是“带队员”。下发到各市州的青训文件列了一个时间表:2026年计划举办不少于8期基层教练培训班,每期不少于30人次;2027年起,计划让每名通过考核的本地教练,每周至少向青训总监办公室提交一次训练记录和反思。李章洙要做的,是审核这些内容,给出修改建议和统一模板。
与过去外教短期“走穴式”讲座不同,这一次,他带来的韩国教练组要常驻贵州。团队中有一位32岁的体能教练,在2025年已经拿到中国足协D级教练证,能独立组织基础课程,平时在贵阳上汉语课,尝试用简体字写训练教案。团队还包含一名视频分析师,负责记录县级比赛画面,按月剪辑案例,供教练班使用。
在某次内部汇报上,他提出想在贵阳、遵义、凯里分别建立一块专门服务U13年龄段的训练场。理由很简单:根据足协统计,U13是全国青训流失率最高的节点之一,一些孩子在这个阶段因为中考压力、中学转学或训练时间安排不合理而退出。纸上被红笔圈出来的“U13训练场”,对应的是他试图用物理空间把这道“坎”托一托。
有媒体注意到,这次贵州体育局发布聘任通稿时,没有配任何照片和视频剪辑,只是一行字,连字体大小都与其他公文相同。相关话题当天没有冲上热搜,社交平台搜索“李章洙 贵州”,相关内容一度不足50条。相比动辄几十万阅读量的联赛争议判罚,这件事显得安静,但它对未来的影响,可能要在5—10年后才看得更清楚。
他本人在启东项目结束阶段给教师们留下一句话:“我以前带职业队,看的是90分钟比赛,现在得学会看9年。”现在换到贵州,他在会议上重复这句话时,在“9年”后又加上了一个数字——“至少9年,最好12年”。
有人会问,一个67岁的外籍教练,能在贵州待多久?合同的具体年限并没有公开,坊间有说3年的,也有说5年的。能确定的是,框架协议把一部分工作节点写得很细,比如每年要完成几次教练再认证,几年内要建成多少块符合尺寸的校园球场,这些数字日后都可以回头逐条核对。
窗外是贵阳四月常见的细雨,楼下跑道上只有零星几个孩子在踢球,间隔着一两百米。等到第一批教练培训班结束、第一轮“训练+文化课”双打卡系统跑通之后,这些间隔会不会缩短一点,球会不会传得更频繁一点?
如果一切顺利,真正能看出成效,大概也要等到现在的U10、U11孩子走到U18,甚至再往后的成年赛场。到那时候,贵州这次安静的选择,究竟能在全国青训版图上留下多深的一道刻痕,还需要慢慢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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