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读甲秀·书香南明 | 文教南明：明清创设在南明区境的书院（下）

清代时期的书院

清朝初期，受明清鼎革之际政治环境影响，清政府对书院讲学形式多有忌讳，贵州地区一度形成“有官学而无书院”的局面。随着清朝国力提升，统治者日益重视书院在教化人心、培养人才方面的价值，南明区（时为贵阳城南核心地带）的书院教育也迎来新的发展阶段，其故事既延续了传统儒学脉络，更开启了近代教育的先声。

一、官办书院兴起：正习书院的官学化转型

雍正十三年（1735年），贵山书院率先恢复，拉开清代贵州书院复兴序幕。嘉庆五年（1800年），贵州巡抚常明创办正本书院（俗称“北书院”）与正习书院（俗称“南书院”），其中正习书院坐落于贵阳城南隅顺城街（今南明区护国路与汇文巷交汇处），位列“贵阳三书院”之一，成为清代南明区书院教育的核心代表。

清代正习书院最显著的特征是“官学化”转型：一方面，山长（书院主讲）多由地方官员提请朝廷任命，雷廷珍等重要学者均经官方遴选，书院逐渐纳入官办教育体系；另一方面，除山长讲学外，地方官员常亲赴书院主持“官课”，甚至由官府直接组织生员考试，教学内容与科举考试绑定更为紧密。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粮储道倭臣布扩建正习书院，并增设“尹公祠”——祭祀东汉贵州先贤尹珍（《后汉书》载其“北学中原，还以教乡里”）。这一举措颇具象征意义：随着清代贵州教育发展、人才辈出，本土文化认同逐渐觉醒，祭祀尹珍成为书院标志性活动，既追溯文化根脉，也激励士子以先贤为楷模，振兴贵州乡里。光绪初年（19世纪七十年代），书院更名为学古书院，山长莫庭芝增建敬业楼，进一步扩充办学规模。

二、从八股取士到中西融合：学古书院的近代化改革

光绪五年（1879年），学古书院一度改为“专课经古”，教学内容以《四书》《五经》和八股文为主，陷入为科举而学的僵化模式。这一局面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被打破——天津人严修出任贵州学政，以学古书院为试点，开启了贵州近代教育的划时代改革。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贵州人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呼吁“废科举、兴新学”。严修顺势而为，于光绪二十四年（1897年）对学古书院进行全面改造：课程兼设“中学”与“西学”，聘请绥阳学者雷廷珍为山长主持“中学”，自己则亲授算学、理化等西学课程。雷廷珍秉持“通经为体，匡时为用”的教学理念，在讲授传统经史的同时，引导学生放眼时局。他常忆及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败之耻，曾与生徒相对泣下，痛陈求学非为个人功名，实乃系国家命运于一身。此次改革比长沙时务学堂早半年，学古书院（1898年改组为经世学堂）由此成为贵州近代新式人才的摇篮。

严修亲授算学课程，讲授勾股定理

三、状元讲席：赵以炯的育人初心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贵州首位状元赵以炯因母丧回籍，不再赴京任职，转而主讲学古书院（因戊戌变法失败，学古书院和经世学堂两个名称往往并用）。

作为云贵历史上第一位科举状元，赵以炯却从不谈“夺魁秘法”。早年任广西学政时，他见太多士子“为功名而学”，深知科举之巅不等于学问之极。回到贵阳后，他常对学生说：“我无捷径，只有日日不辍。”课堂之上，他不仅讲经义，更重人格熏陶——因自己受益于母亲督课、大姐赵以兰讲经的家学传统，他格外强调基础养成与立身之道。有学生问状元可有捷径，他答：读书不在高第，而在明理；为学不在声名，而在立身。赵以炯在书院主讲数年，不求门生高中，但求“卓然自立，不坠家声”，时人赞其“虽居鼎甲，而谦退如诸生”。

赵以炯在书院讲学

从正习书院的“官学化”到学古书院的“近代化”，从祭祀尹珍的文化寻根到严修、雷廷珍、赵以炯的教育革新，清代南明区书院的故事，既是贵阳传统儒学教育的延续，更是贵州近代教育转型的缩影——同一片土地，既承载过贵州读书人八股取士的旧梦，更开启了贵州教育中西融合的新章，为贵州近代教育埋下了经世致用的火种。

知识边栏：濂溪书院——清代南明区最早的“湖湘文化印记”

有一种史学观点认为，南书院并非南明区境内清代最早的书院。位于今南明区中华南路（原百花影剧院处，今贵阳百货大楼旁）的濂溪书院，其历史可追溯至清代雍正元年（1723年），比正习书院（1800年）早了77年。

雍正元年，湖南客民在湖南会馆（后改名两湖会馆）内建周濂溪祠，祭祀北宋著名哲学家周敦颐（1017—1073年，湖南道县人，曾筑室于庐山莲花峰下小溪旁钻研学问，后人称“濂溪先生”），这座书院虽影响力不及“贵阳三书院”，且兴办时兴时废，却成为湖南教育与贵州教育交融的重要见证——湖南人在贵阳建祠兴学，既为继承发扬周敦颐的治学精神，也寄托了“不忘祖籍、不忘家乡”的情怀。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贵州巡抚贺长龄（湖南益阳人，1836—1845年任贵州巡抚）与布政使李象鲲（湖南长沙人，1840—1844年任贵州布政使）共同重修书院，进一步推动了湖湘文化与黔中文化的交流互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