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师心，心师舌——“中国哲学的味道”研讨会纪要

《中国哲学的味道》是贡华南教授对中国哲学的源初经验和思想方式的持续追问的成果。这一具有原创性、前沿性和个性化的标识性成果，在中国哲学领域引发广泛关注与积极回响。为进一步回应相关理论关切、深化思想对话，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和上海周易研究会联合主办的“中国哲学的味道”研讨会，于2026年3月28日在上海举行，与会二十四位专家学者围绕“味觉哲学”展开深入交流。

会议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所长、上海周易研究会会长张志宏研究员主持。会议伊始，张志宏研究员介绍了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机构设置和发展情况，并对贡华南教授“味觉哲学”研究的前瞻性和原创性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该研究既回应了如何从中国思想自身的话语体系中提炼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论，也标志着中国哲学寻求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尝试。

随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贡华南教授作主旨发言。贡华南教授就其“味觉哲学”研究的缘起和理论关怀作了简要介绍。首先，他对用“感性”“理性”“主体”“客体”等西方哲学术语诠解中国哲学时深感不安，迫使他不断追问中国哲学源初的经验方式与思想方式，进而关注到味觉和味道。其次，他深切意识到人心问题的复杂性，味觉与心的关系则是其理论的中心关切。人“心”看似相同，但进入不同文明语境，其思考方式就呈现出显著的差异。他进一步以明代画家王履“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为例说明，作为思想方式，心一旦展开活动，现实中的个体就会在文化中被具体地塑造。秦汉时期“心开窍于舌”“舌为心之候”等说法表明，心以舌为其外在表现，同时也以舌的活动方式塑造自身。最后，他表示自己仍有诸多疑惑尚待解答，衷心希望与各位学者共同讨论。

会议上半场由华东师范大学施炎平教授、同济大学刘强教授、同济大学陈徽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李磊教授、上海古籍出版社查明昊编审、上海中医药大学薛辉教授、浙江工商大学王绪琴教授、上海师范大学蔡志栋副教授、上海大学袁晓晶副教授、上海大学张靖杰副教授依次发言。

施炎平教授首先认为，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对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形式、架构的依附，致使中国哲学研究丧失独立性，而“贡氏三书”在这一方面具有突破性。他向贡华南教授表达了敬佩之情，认为没有对文献和概念的反复梳理和深入思考，这三部著作难以完成。随后，他发表了三点感想。第一，“贡氏三书”在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进程中的地位，及其对前人的突破与贡献不容低估，应给予充分的、合理的肯定。第二，三书中第一本书是中国特色探索的理论准备和思想准备，第二本是历史和逻辑的准备，第三本是感觉逻辑。其中，感觉逻辑的论证很有新意和独到性，他认为“感觉”更能体现中国思维方式的特点，“味-感-象”概念范畴和“视-听-味”感官逻辑的分析也始终围绕着中国哲学的认识和方法问题。施教授以“观而感之”“感而通之”“通而觉之”“觉而体之”高度概括了感觉内在展开的过程。第三，三书描绘了中国哲学味道的图景，提出中国哲学的丰富内涵。同时，他还提醒贡华南教授，不仅要看到中国哲学的知识，还要关注到中国哲学的智慧和意会。学界一直努力重写中国哲学史和创建自主知识体系，贡华南教授已经做出来，我们可以讨论，但不能回避。

刘强教授表示自己从事文学研究，以他有限的了解，目前哲学界做哲学史的学者较多，而能贯通中西古今的学者较少。在他心目中，贡华南教授是一位用中国语言讲中国哲学的哲学家。他认为味觉三书的鲜明特点在于：其一，哲学的原创性。与多数学者“接着说”“照着说”不同，贡华南教授秉持“自己说”，展现其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方面的自觉。三书的出版有望丰富人文学界的知识增量，同时可能改写部分的中国哲学史。其二，视野的开阔性。贡华南教授对于中西方哲学的涉猎非常广泛，驾轻就熟。他没有受到文化殖民的依附心态，而是展现出理论自洽和高度自信，是一位真正的思考者。其三，思辨的汇通性。贡华南教授打开视觉、听觉和味觉的思路，建构中西对话逻辑，论述不执着于一家一派，超越门户之见。其四，擅长驾驭语言。行文没有现代学术八股的文字痕迹，善于持论。最后，刘强教授总结道，味觉三书赋感性以理性，赋直觉以逻辑，赋玄学以科学，赋哲思以诗意，打响了中国哲学独立话语建构响亮的一枪。

陈徽教授认为味觉思想根植、接续中国哲学悠久深厚的感通思想传统。西方科学精神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哲学没有天人、物我之分，感应、感通是中国人主流的生活态度。随着西方科技和哲学的系统性输入，以及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的建立，感应、感通的观念受到冲击，乃至被遗忘。贡华南教授充分梳理感通思想传统，深入考察相关论述，既是一种重要的思想创见，也是感应思想传统在当今世界际遇下的一种新呈现和回应。但陈教授也提出，书中“耳目之争耳胜出”的说法以及对味道过于推崇有割裂感觉的嫌疑。他指出感觉是天然一体的，各种感觉不仅是我们参与理解世界的重要方式，也共同促进我们关于世界的认识和理解。各种感觉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而且具有相互激发的关系。而关于耳目之争，陈教授以《老子》“明白四达，能无知乎”“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以及《庄子》“虚室生白”“朝彻，而后能见独”等材料举例说明，道家并没有明显强调耳目之争，反而强调观、看的真理性。最后，陈教授认为我们应当采取中庸的方式，一方面要警惕静观式的、图像式的西方二元分立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要强调以味觉思想为标志的天人一体的生活方式。

李磊教授就如何将味觉思想运用到其他学科的研究中分享了两点思考。第一，如何理解中国的真理的问题。他指出，中国历史中的真理观往往衍生为权力观，即何种权力最有效。耳目之争实际上反映为两套权力系统，滋味是第三种真理与权力的关系。滋味本身与王道相连，与味道相关的鼎和簋成为中国礼制的最高标准，在权力上超越耳目。滋味的真理性表现为政治成熟度，并且是由味来感受政治是否成熟。在此基础上，滋味进一步转化为超越日常经验的审美感受，并通过礼仪培养人际关系的共识，奠定王道的基础。滋味与王道的关系还将延伸出两个更为重要的领域，一是与自然的关系，二是与神的沟通方式。第二，贡华南教授的探讨体现历史主义和诵读体会相结合的方法。他认为嵇康《声无哀乐论》没有人能讲清楚，但贡华南教授将这个问题推向深入，并不断开创出新的议题。最后，李教授表示贡华南教授的研究让人有“心有戚戚焉”之感，他不是以反思的方法进入中国传统哲学，而是通过涵泳体会进入事物当中，再给我们展现其精神世界。

查明昊编审首先肯定了贡华南教授是学问家和思想家的结合。味觉三书不拘泥于传统思想材料，在充分解构既有材料的基础上，实现更深层次的思想归纳，是对华东师大哲学乃至上海哲学的继承。随后，他还表达了两点期许：第一，希望学术研究能与现代生活相结合，期待贡华南教授今后的研究对于城市生活中工作与生活割裂的生存境况给予更多回应。第二，在以味觉哲学标识中国与两希文明差异性的基础上，构建味觉指导下的中国哲学史，并不断深入推进味觉哲学研究所遗留的形上与形下工作。

薛辉教授表示自己阅读味觉三书后深受震撼，并从中医学角度获得了诸多启发。她指出，当前中医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科学范式的影响，忽视了中国古人认识和理解世界的方式。以“五味”为例，西医侧重分析物质的成分与元素，而中医则更关注其对人体的作用。在临床实践中，针灸作为一种“延伸的味觉”，同样强调医生与病患之间的相互感应与互动。因此，中医呈现出一种主客交融的、整体性的感知方式。她认为，《味觉三书》不仅对中国哲学具有重要意义，也对中医学及其他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与文化自信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王绪琴教授围绕“听觉哲学与中国哲学范式的拓展”展开讨论。他首先指出，近代以来以冯友兰为代表的学者借助“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等西方哲学范式重构中国哲学，使其进入世界化叙事体系，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中国哲学自身以感受、感通为核心的表达方式。在此背景下，“味觉哲学”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它以味觉的无距离性与具身性为基础，凸显主客交融、心物合一的认知和体验方式，更能体现中国哲学注重体味与直觉的基本气质。王教授进一步指出，味觉哲学还面临着诸多理论拓展与挑战，在味觉优先是否会简化思想复杂性、味觉如何克服个体达到公共性、如何协调感觉与理性的逻辑以及如何确立味觉哲学叙事范式等问题上尚需持续深化研究。

蔡志栋副教授主要从五个层面对味觉三书进行评价。其一，他肯定了贡华南教授“说自己的话”，摆脱了官话说学术话的倾向，体现出鲜明的哲学特色。其二，他将其视为新生代中哲学体系的倡导者，指出哲学体系建构本身即具有重要意义。其三，他认为，味觉哲学是“中层哲学”的力证，在材料运用上突破了传统哲学研究的边界。其四，味觉哲学也是“动作哲学”的力证，他指出“味”兼具名词与动词属性，味觉哲学强调实践性。其五，在人工智能时代，味觉哲学可以成为对抗人工智能的载体，味觉从体验的高度证成人的存在。

袁晓晶副教授赞扬贡华南教授具有哲学家的气质，其思想具有鲜明的原创性和独到性，使哲学重新呈现出应有的思想活力。与此同时，其写作在扎实的文献基础之上，摆脱了“掉书袋”式的表达，兼具较强的可读性和思想性。在理论层面，她指出，味觉哲学不仅深化了“意味”“体味”等传统哲学中的方法或思维结构，也为在不确定的世界中提供了“可能的普遍性”的方式，即打破名理化的结构。此外，在当代技术语境中，味觉哲学通过强调直觉、主客间距离的消弭等，为重新反思物我关系提供重要启示。味觉哲学不仅是对传统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颠覆和创新，还对当下的哲学研究具有方法论层面的积极意义。

张靖杰副教授首先指出贡华南教授的研究不仅具有鲜明的原创性，还体现出从个体的切身体验出发，上升到人类普遍的境遇，乃至思想困境的反思。其次，他认为味觉哲学呈现高度的体系化：横向上展开“味”概念的分环勾连，纵向上梳理自先秦到宋明乃至当代的思想演进，是“史思结合”的典范。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分享了对味觉哲学的思考和问题。其一，从“声名”到“味名”的转向，是否意味着“声”与“意”的关系被解构，而“声”与“义”的关联仍在训诂传统中延续。其二，是否“形名”在感觉逻辑或名言方式上让渡给了“味名”，亦即“形声”字让渡给了“会意”字。其三，在政治哲学层面，形名对应名法之治，声名对应名教之治，“味名”对应何种政治思想。名法之治-形名-视觉政治、名教之治-声名-听觉政治、无为之治-味名-味觉政治之间的对应关系是否可以成立。

会议下半场由上药党校王豪斌主任、上海中医药大学龚鹏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王金凤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孙逸超副教授、上海理工大学孙永为副教授、上海理工大学张榕坤副教授、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周赟副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鲍文欣助理研究员、上海戏剧学院肖永奎副教授、同济大学张禹博士后、上海财经大学王宝妮博士后和华东师范大学丁宇博士依次发言。

王豪斌主任以与“朋友”的对话展开对味觉哲学的探讨。首先，他指出与西方哲学注重视觉旁观或听觉服从不同，中国哲学的本质是味觉。味觉作为一种感知形式，成为理解人与世界关系的钥匙。他尝试将味觉哲学与齐泽克的快感文化进行比较，认为二者预设的前提均涉及会受伤、会沉醉、被触动的身体存在，而人工智能因不具有这种体验，始终以味觉与快感的“他者”身份存在。其次，他进一步探讨人禽之辨，认为动物沉浸在感觉之中，但人能够在感知中保持反思意识，从而生成主体性。最后，他关注到在现代社会中，感知被算法压缩、外包或污名化，人容易陷入焦虑与内耗，而味觉哲学则凸显了人之为人的重要意义。

龚鹏教授从中医学的角度对味觉哲学进行了几点评析。其一，他指出中国哲学长期以来受西方视觉中心主义影响较深，味觉作为感知方式并未得到充分重视。中医学同样存在类似状况，在传统诊疗体系中，味觉的运用常处于边缘地位，仅偶尔在辨病中体现其功能。其二，他提出未来可以进一步思考如何将味觉哲学与中医学临床实践相结合，探索多感官协同的诊疗方式。其三，他认为中医药体系里的“味”是味道哲学最鲜活的实践根基。味觉哲学更多地投射到中医学领域，不仅有助于提升中医学的理论高度，也有助于味觉在中医学中落地开花。最后，他总结指出，味觉三书完成了开创性的一步，即把“味”从边缘拉到医学和中国哲学的中心，重构中国思想的感觉逻辑，而中药为味道哲学的实践根基提供了鲜活的佐证，也提出更接地气的实践命题。

王金凤副教授首先回顾了自2008年接触味觉哲学以来的持续关注，并提到在教学中将相关内容引入课堂，引发学生的广泛兴趣与讨论，显示出味觉哲学的吸引力。她认为贡华南教授一直以来的研究都是在反思现代性、重建身体，书中以中国哲学为主体讲感官逻辑在某种意义上补充了逻辑版图。对于施炎平教授的说法，她表示非常赞同，哲学研究的意义不在于完成而在于提出问题，并留下思考的余地。在此基础上，她认为味觉哲学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孙逸超副教授从“感”与“象”、“体”与“理”、“天理”与“理会”等概念范畴进入味觉哲学的讨论。首先，他指出书中的“感”不同于现代哲学中的“感性”，而是一种经验方式和思想方式。“象”是“感”的对象，它与经验到的物、形式和概念相区分。进入“象”有不同的语境，而贡华南教授强调象是对物及其生命变化的整体性的模拟，包含着物的变化、生成和完成等动态信息。因此，象并不可描述，而需通过感去体验，这也是中国哲学非常突出的特点。其次，他认为“体”与“理”构成味觉哲学中另一组关键词。在他看来，味觉哲学不是讲吃饭的问题，而是要进入道，通过“体”进入“道”。再次，他特别关注“天理”与“理会”这对概念，指出天理本身是内在化的概念，宋儒在禅宗刺激下产生“天理人欲之辨”，而禅宗的刺激恰恰是体验性的问题，而非哲学讨论。最后，他提出，相较于其他感官，“味”在中国哲学中具有统摄性的地位，与“品味”“体会”等表达相契合。

孙永为副教授结合日常生活经验，分享了对味觉哲学的理解。一方面，在当代视觉媒介与数字技术占主导的背景下，人的感知方式趋于单一，味觉经验相对被忽视。以现代饮食为例，标准化生产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削弱了食物的差异性与丰富性。因此，重提味觉有助于重新返回到真实而具体的经验世界。另一方面，味觉哲学对于重塑中华文化主体性具有创新性贡献。在他看来，“味”兼具物质和精神双重内涵，既涵盖饮食层面的感官经验，也可延伸到身心状态、情感体验和道德修养等更深的层次。以味觉切入，有助于重新理解日常生活，并为理解世界和认识世界提供新的视角和途径。

张榕坤副教授围绕“玩心神明”这一命题展开讨论。她指出，“玩心神明”意味着我们的心意专属“神明”而与之交往，由此“神明”得以进入我们的内心，增长我们的智慧。宋儒进一步把“神明”具体落实为“天理”，并加以把玩，而“理”之所以可以“玩”则在于其令人愉悦。《庄子》中“逍遥游”“游心于淡”“乘物以游心”等表述都表明，人在与万物相接触的过程中，既表现出愉悦的游玩姿态，又在享受游玩的过程中体证天道。与此同时，她提出疑问：一方面，“道”具有尊贵与庄严的终极意义；另一方面，通过“玩”与“游”的方式，人又不断消解与“道”之间的距离，使二者趋于合一。这二者间的张力应如何调和。

周赟副教授分享了他阅读味觉三书的几点体会。其一，他认为巫术思维与味觉之间存在关联。以巫咸国为例，该国盛产盐，而盐的口味与人紧密相关，巫由此产生。因而，只要人们保持味觉思维，巫术思维便会始终根深蒂固，使“去魅化”和开民智的过程显得尤为艰难。其二，味觉与视觉、听觉的本质性差异在于：视觉和听觉仅接触对象的表面，而味觉则通过食物进入身体，使个体整体感知被唤醒。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肯定贡华南教授对“咸”与“感”“喊”“箴”等字的分析，使得味觉得以上升到形而上维度。其三，他强调直觉虽是古老命题，但现代谈论直觉已与古人不同，在经历科学主义时代的遮蔽之后再重新回到直觉，这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其四，他提出，与宏观标识性概念相比，应当首先争取和确立自己的“标识性概念”，而味觉哲学就是具有个人标识性的自主知识体系。

鲍文欣助理研究员首先借用冯友兰关于“后经学时代”和“新子学时代”的界定，对贡华南教授的研究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既承续了金冯学脉，在广义认识论上有重要发展，又能卓然自成一家，俨然有“新子学”气象。其次，在概念层面，他指出“意味”在汉语中长期处于含混的状态，但经过金岳霖先生和贡华南教授系统阐发之后，已具备成为稳定的、正规的汉语学术术语的条件。同时，他将“意义”与“意味”分别对应于西方语言哲学中的denotation与connotation，认为这对概念突破了既有译法（如“内涵/外延”“直指/涵指”）的局限。再次，在方法论层面，他结合观念史研究指出，应将历史语义学由单一的“意义史”拓展为“意义史”与“意味史”的双重结构，以提升观念史研究的自觉。最后，针对味觉“过于私人化”的质疑，他提出可借鉴“正觉”概念进一步引申出“正味”，以回应其普遍性与客观性问题。

肖永奎副教授指出，贡华南教授之作思想宏阔、致思精深，味觉三书是兼具学术性和原创性的哲学著作。在理论层面，他充分肯定了“味”对于中国哲学的重要性，并结合“神农尝百草”以及婴幼儿通过“尝”而非“视”来认识世界的经验，强调味觉在原初感知方式中的基础性地位，认为由“味”出发重构思想传统具有突出的创造性。进而，他从西方艺术史出发，指出西方艺术虽以“看”为起点，但“看”的范式和画法都在历史演进中被不断突破，逐步走向多感官的综合体验。同时，他进一步提出问题：中国哲学是否也呈现出类似的路径，即以“味”为起点，逐渐涵盖听、嗅等感觉，最终走向综合性的感受。

张禹博士后首先表示，贡华南教授以“温”概括儒家尤为精准，并指出“温故而知新”不应仅仅被理解为知识层面的复习，而应从“感物之温”到“感人之温”，最终升格为“仁”的体现方式，从而将“温故”纳入“尊德性”的形上路径，使“温”成为儒家哲学的重要气象与德性风格。继而，他通过援引《周易》提出质疑，认为象与象之间的逻辑关联，不能仅停留于卦序关系，而应追溯至八卦取象的生成机制，即从“仰观于天，俯察于地”的取象原则出发，结合卦德、卦性、物象与意象的多重维度加以理解。因此，《周易》的推演本质上是一种基于类同的逻辑推理与归类机制，而非直接源于感知或味觉经验，“感通天下”亦应理解为类推意义上的贯通。最后，他结合老子“五色”“五味”“五音”等说法，指出“为腹不为目”意味着对视觉乃至一切感官欲求加以节制，而非仅仅抑制视觉。

王宝妮博士后认为味觉三书从方法的建构，到历史脉络的追溯，再到研究外延的拓展，建立起系统性的味觉研究体系，为古典文献的哲学研究开拓新的视域。随后，她以《左传》为切入点，回应贡华南教授“味觉中心”的理论建构，旨在论证味觉观念在春秋时期已具备相当程度的理论自觉。她指出，《左传·昭公二十年》以烹调为喻，显示出一种味觉化的政治机制，即理想的君臣关系就是调和百味，在具体决策上勾兑不同意见，最终在差异、对立中达成统一与平衡。同时，“声亦如味”的讲法又将“和羹”理念从饮食的味觉领域扩展至音乐的听觉领域，构建出“味-声”同构、以“和”为统摄的感觉逻辑体系。政治、伦理、艺术的最高标准，被一种基于味觉经验的“调和”理念所定义。进而，她指出，《左传·昭公九年》所载“味以行气，气以实志，志以定位，言以出令”，揭示了“味”如何构成人格与政治的生理-伦理起点，成为建构主体精神与政治行为的物质性基础，并与春秋“民为神主”“恤民为德”的民本思想内在贯通。

丁宇博士坦言，贡华南教授及其味觉思想对其学术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回忆2017年参加华东师大哲学系保研夏令营时，首次聆听贡华南教授讲授“味觉思想与中国哲学方法论”，这一讲座让他意识到哲学原来可以如此有趣，从而坚定选择华东师大继续深造。他指出，贡华南教授的学问兼顾哲学直觉与生活情趣。在巴黎留学期间，他通过观察卢浮宫艺术，印证了贡华南教授关于不同文明审美取向的论断：古希腊强调视觉，希伯来侧重听觉。而中国哲学中存在一条偏向“和”“乐”“润”的审美化秩序线索，这些审美化线索则以味觉为核心，并尤为擅长解释“和”“通”“润”“化”以及审美化成德的过程，呈现为一种天然的、弥散的、可体会的秩序。同时，他也指出，中国思想不仅包含柔性的逻辑，还包含大量硬的材料，如理的区分性、法的强制性、名分的界限、判断的公正以及政治秩序中的禁令等，这些内容天然地不属于味的世界。

会议尾声，施炎平教授进行了补充点评。施炎平教授指出，要以更高层次的思维和智慧来理解“贡氏三书”的学术价值。他认为，讨论味感象及视听味的逻辑关系仅是工具或途径，而“贡氏三书”真正凸显的是中国哲学的知识、智慧和意会的整体性，这是其核心价值与特色所在。施教授进一步强调，“贡氏三书”具有两方面的转折意义：第一，将中国哲学史研究转变为中国哲学研究，即从历史学家的研究转向真正的哲学家的研究。第二，由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转向21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由于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过于依附西方哲学，21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则要注重自主话语体系建设。最后，施教授还表示，对感官逻辑的质疑是深受西方二分思维影响的结果，而在中国哲学中感觉是“感”与“觉”的综合。味觉哲学想要突破固化思维并不容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学术价值和地位将愈发凸显。

随后，贡华南教授对诸位专家的意见作了简要的回应。其一，“耳目之争”“耳舌之辨”标志着味觉思想的确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历史展开的过程，在不同的阶段，视觉和听觉均会凸显其作用。西方的视觉中心主义也经历演变过程，但始终致力于突破既有的“看”的方式，从自然的感官到文艺复兴时期的透视理论，再到借助于显微镜、望远镜、X光等技术手段，不断推进“看”的深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自先秦至20世纪，对“视”法的探讨一直被抑制，如士绅“眼目低垂”的形象，眼光受到礼的规定。“仰观俯察”、以道观之等观法，体现的并非纯粹的观看，而是一体而观，即“味觉化的看”。其二，不同感官中心对应着不同的国家治理：对视觉的重视与对刑名、名法的重视一脉相承，刑名关联着法家的政治治理；听觉在宗教信仰中最为典型，尤其是希伯来政教合一的传统；而中国味觉中心对应家国一体这种温情的治政方式。其三，他指出其研究核心的关切是心的问题。任何经验的生成都以“心”为主导，不同文明中“心”的差异，决定了各自的感知方式、经验形态乃至思想与存在方式的不同。在中国思想演进历程中，“耳目为心之枢机”曾凸显耳目对心的塑造，“耳目之争”“耳舌之辨”则标志着放弃以耳目作为心灵活动的本源依据，而回到了“舌”。最后，贡华南教授坦言，相关研究在材料与论证方面仍有不足之处，难以臻于尽善尽美，同时对与会学者的忠告和启发致以诚挚谢意。

最后，张志宏研究员总结指出，“中国哲学的味道”三卷本的可贵之处在于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哲学与生活的关系。在当今社会图像化、虚拟化日益加剧的时代背景下，视觉已经膨胀为具有统治力的感受方式，世界被简化为屏幕中的影像，生存也随之被抽空滋味。贡华南教授的味觉哲学提醒我们，真正的哲学不只是概念游戏，而是一种有滋有味的在世方式。

摄影：刘飞跃（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来源：钟翠琴（同济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