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6军军长接到命令赴京开会，为何刚下火车便遭到逮捕？

1950年11月，解放军36军军长刘万春接到命令到北京开会，他还是跟往常一样，先处理完了手中比较急切的文件，再与36军的一些干部踏上了前往首都的火车。

然而，一行人刚抵达北京火车站，脚都还没站稳，要已等候多时的警卫人员就走了过来，掏出一份逮捕刘万春的军令，上面签着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名字。

一旁不知情的随行者面带惊讶，想着刘万春一年前才是光荣的起义人员，为何突遭巨变？难道是秋后算账？但刘万春本人却眼神暗淡，明白是自己长期做“双面人”的事暴露了。

那么，刘万春究竟干了些什么呢？

关于他的事，还得从头说起。

刘万春是河北交河人，保定军校生，他早年的经历真说不上对谁有多忠诚，先后跟随过北洋的靳云鹏、徐寿椿等人，北伐战争中又投向国民革命军，在桂系第四集团军独立第8师担任麾下1团团长。

等蒋桂战争爆发，刘万春所部转而跟随唐生智，帮助蒋介石在河南与冯玉祥对抗。然而没多久，唐生智也反蒋，由于看出唐生智实力不济，刘万春所部再变，拜在了阎锡山麾下。

中原大战时，刘万春已是晋绥军20军2旅旅长，在陇海路与蒋介石中央军对抗。只是此战最终以蒋介石的胜利告终，20军军长刘春荣还被暗杀了，部队逃的逃、散的散，刘万春也只能跑到天津暂居。

直到1931年秋，阎锡山回到山西复出，刘万春才过去投奔，出任太原绥靖公署参谋，在这里，他与保定军校的学长傅作义结下很深的友谊。

此后刘万春担任过独立第7旅参谋长、第73师参谋长，从1938年开始在傅作义麾下效力，当过傅作义起家部队35军的副军长，解放战争主要就在绥远任职，是该省仅次于董其武的实权人物。

1949年1月，傅作义在北平宣布起义，他去西柏坡商谈时，毛主席专门提及了绥远的问题，表示解放军暂时不对绥远动武，让傅作义去做工作。同时我党派联络处过去，将各方面统一起来，最后在适当的节点再举行和平起义。

这是充分的信任，但绥远的势力却不感激，反倒耍起两面派。

蒋介石也不想轻易放弃一个省，便委派晋绥军的老上级徐永昌前往绥远，伺机策动一些人反抗。董其武是断然拒绝，但刘万春却点头答应，他收下了国民党给的新任命状，准备留一条后路。

1949年6月，傅作义按照约定派人前往绥远，准备完成起义的相关准备工作。刘万春当时负责保障中共联络组的安全，可他刚见面就说绥远问题非常复杂，很多人不赞成和平解决，以此给个“下马威”。

后来绥远与联络组召开联合会议时，刘万春又说目前形势紧张，联络组的人最好不要上街，并且绥远省已经予以保护，联络组的武器应该上交。

其他人听后都有些惊讶，刘万春的话完全把联络组的人当囚犯了，董其武连忙出来打圆场，说联络组远道而来，哪有这样待客的道理。但刘万春还是没给面子，说如果不交武器，保卫工作自己管不了，说完扭头就走。

后来他派人在联络组驻地四周设卡，拼命找不痛快。我方人员并没有被他吓到，依然积极上街宣传革命思想、为促成起义做准备。

这个做法让刘万春愤怒，为了震慑，他麾下有一个叫李锡庆的连长就带着数十名士兵去堵人，当街拦下四位联络处代表搜身。

在没有查到任何东西的情况下，又将四人转移到偏僻地点，随即投出手榴弹并开枪射击，致使代表一死三伤。

这件事很快引起轰动，董其武心怀愧疚，下令严查。刘万春则很快将李锡庆逮捕，未经审讯直接枪毙，颇有灭口之意。出于大局考虑，我方没有再深究，不过联络组很快撤出了绥远。

经过此事后，大家都看明白绥远存在巨大阻力，傅作义为了保全这些部下，主动请缨于8月飞往绥远做工作，号召旧部起义。差不多同一时间，徐永昌也飞了过来，想要拉些人继续顽抗。

面对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刘万春展现出滑头的一面，想两边吃好。徐永昌让他带部队西撤，他看出那样难以成器，就推说麾下士兵都是绥远子弟，不愿远离家乡，自己准备在起义通电上签字。但这个签字不是出于真心，自己会继续隐蔽为内应，一定坚持到“光复”的那天。

徐永昌明白这种时候强求不得，只能说些勉励的话，期望刘万春能做些“忠心”的事。没想到，刘万春后来真的够顽固。

1949年9月19日，绥远正式通电起义，刘万春在上面第三个签了名。没过多久，原绥远的111军改编为解放军36军，刘万春出任军长。

次年1月，刘万春再兼绥远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军队、统战两手抓，很明显这是中央对他的器重。

然而，刘万春还是在秘密与国民党特务接触，甚至派亲信李玉浩秘密前往香港，带回了蒋介石的亲笔手令、晋升的新委任状以及一本专属的密码本。

这些事情，我党都有了解，但为了不寒起义人员的心，还是想办法给他做思想工作。奈何刘万春始终不接受，一直秘密传递情报，并联络顽固分子，准备将两面派贯彻到底。一些小问题，能宽容的就宽容，但涉及到叛乱，那就绝不姑息了。

1950年3月，原傅作义麾下的鄂友三跑来向刘万春诉苦，直言解放军的纪律太严，自己受不了。而且部队经过思想改造后，自己已经掌控不住了，麾下的一个师只剩一个营还愿意死心塌地跟着自己。

鄂友三的这些苦恼，刘万春也有。见对方神情激动，刘万春说：皮儿红，心里白，借水养鱼，等待时机，里应外合把绥远搞翻。鄂友三会意，两人开始秘密联络死硬分子准备搞破坏。

此后的几个月里，他们多番串联，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又被拉走。等朝鲜半岛燃起战火后，他们又大肆宣传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来临，国民党即将反攻云云，蒙蔽了一部分人后，就开始制造事端。

接下来的两三个月中，绥远起义部队先后发生叛变56起，参加者3270余人。派去改造思想的政工干部彭志超等人不幸遇害。

到这一步，就没办法再容忍了。华北军区在采取行动前，特找到傅作义和董其武，拿出确凿证据，询问二人的意见，可谓给足面子。

傅、董都很惊讶，不过念及多年交情，董其武含泪请求按照组织纪律处理，但希望念在刘万春也参加过起义的份上，能饶他一命。聂荣臻请示过中央后，最终同意了。

1950年11月，华北军区以开会为由，将刘万春、鄂友三、张朴（骑4师副师长）等人召集到北京逮捕，面对铁证，刘万春供认不讳，随后在狱中度过了17年。

这段时间里，他也开始思考自己做得到底对不对，重获自由时就有了全新的感触。

刘万春晚年著回忆录时说：人生是有限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历史是公正的。每个人都应顺应历史潮流及历史所趋而做出对人民有益的事。

这个觉悟，晚，也不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