撼天地，泣鬼神，红军西路军英烈谱

文/周鹏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是在我党培养、关怀下成长起来的英雄部队。这支由宁都起义时董振堂率领的红5军和川陕、鄂豫皖苏区创建时发展起来的红9军、红30军等部队组成钢铁队伍，他们既有远大的理想、顽强的意志，又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和敢打硬拼的战斗精神。面对6倍于己残暴顽固的“马家军”和异常严酷的自然环境，广大官兵尤其是各级指挥员，赤诚向党、忠贞不渝，以革命到底的坚定信念和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临危不惧，绝地求生，奋勇杀敌，连续作战，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在西路军战死沙场的近万名烈士中，就有13名军级以上、51名师级和94名团级以上干部的英名。西路军将士以气壮山河的豪迈情怀和撼天地、泣鬼神的巨大牺牲，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留下了英勇悲壮的一页。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省高台县参观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时指出，“西路军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英勇献身的精神，同长征精神一脉相承，是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中华民族宝贵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要讲好西路军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为响应总书记的号召，笔者结合多年来研究西路军掌握的大量资料，撰写了此文，旨在帮助广大读者更好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不忘初心、开创未来。

高台喋血董振堂

董振堂，1895年生，河北新河人。1917年考入北京清河陆军中学，1923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9期炮科。后投身于冯玉祥的西北军，因战功显赫，由排长逐级升至师长，曾参加1924年推翻贿选总统曹锟的北京政变和北伐战争。1931年任国民党军第26路军第73旅旅长时，被调到江西“围剿”红军。1931年12月14日，他和赵博生、季振同等率第26路军1.7万余名官兵在宁都举行起义，部队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他任军团副总指挥兼第13军军长、后任军团长。他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率部参加了赣州、漳州等战役战斗和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并屡立战功。1934年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董振堂率红5军团担任后卫。在湘江战役中，浴血奋战数昼夜，阻击了十几倍于己的追敌，掩护党中央和红军主力安全渡过湘江。

◆董振堂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5军团改称红5军，董振堂任军长，被编入左路军。由于张国焘反对北上，红5军被迫随四方面军南下。期间，董振堂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予以坚决斗争。1936年6月，张国焘分裂活动失败后，董振堂率红5军继续北上，在甘肃岷县、通渭、会宁等地同国民党军队展开多次激战。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根据中革军委命令，董振堂率红5军在四方面军编成内由甘肃靖远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11日，中革军委令四方面军过河部队组成西路军，担负“接通远方(苏联)”的艰巨任务。西路军进入河西后，遭到了西北反动军阀马步芳、马步青优势兵力的疯狂围攻。在西路军总部的统一指挥下，董振堂率红5军先后在景泰、山丹、永昌等地与敌鏖战两个多月，于12月30日和1937年1月1日，相继攻占临泽(今蓼泉镇)、高台县城。

1937年1月12日，马步芳纠集5个旅、2万余兵力，向驻守在高台城的红5军3000多人发动猛烈围攻。经过五天五夜的激战，红军虽歼敌2000余人，但自身伤亡严重。董振堂分析不利形势，正准备率部突围，此时接到军政委黄超从临泽转来总部要求“坚守高台”的命令。他立即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学习总部指示精神，发出了“人在高台在，誓与高台共存亡”的号召。战斗持续至1月19日，守城红军几乎大部战死。面对外无援军、内无弹药的绝境，董振堂召集余部说：“为革命牺牲是最光荣的！为了中国革命的成功，我们就是流尽最后一滴血，也要坚决战斗到底！”20日凌晨，敌倾其全力攻城，由多处破墙而入。董振堂在挥舞大刀与敌搏斗中，不幸被敌射中胸膛，壮烈牺牲，时年42岁。

董振堂牺牲的噩耗传到延安后，毛泽东亲自参加了为他召开的追悼会，并称赞说“路遥知马力”，董振堂是“坚决革命的同志”。

能征善战孙玉清

孙玉清，1910年3月出生，湖北黄安县(今红安县)高桥乡人，幼年当过学徒。1927年11月参加黄麻起义，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的战争，以及在红四方面军创建川陕根据地的斗争。其作战勇敢，指挥有方，多次完成重大作战任务，战功卓著，历任红四方面军连、营、团、师长，并被授予“以一胜百”奖旗，获得“战将”美称。1934年，孙玉清任红四方面军第31军军长，1935年8月任红四方面军第9军军长。参加了长征。

◆孙玉清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后，奉中革军委命令，孙玉清率红9军，与兄弟部队一起相继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与长期盘踞在黄河以西的国民党西北反动军阀马家军展开了艰苦惨烈的战斗。1937年1月红5军军长董振堂牺牲后，由孙玉清接任该军军长。上任后，孙玉清率5军余部先后在倪家营子、威狄堡、梨园口、康龙寺、石窝山等地与敌展开血战。石窝分兵后，孙玉清随西路军副总指挥王树声率领的右支队一起行动，途中被敌打散，在酒泉金佛寺以南的河谷中被反动民团抓捕。敌人将他押到西宁。马步芳为抓住红军军长十分得意，召集大批军政要员，亲自组织审讯。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孙玉清当场无情地揭露和斥责了反动当局拉夫抓丁、养兵祸国，不去抗日却专打红军的罪恶行径。他义正辞严地说：“我从参加革命时起，就把生死置之度外，现在我死而无憾，并引以为荣！”孙玉清忠诚于党、宁死不屈的硬骨头精神，令敌人恼羞成怒。1937年5月下旬，马步芳下令将28岁的孙玉清残忍杀害。

天妒英才陈海松

陈海松是红军的优秀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他不仅年轻，而且才华出众，能文能武，在红四方面军中有口皆碑。1935年毛泽东主席见到他时，得知他是21岁的军政委，连声称赞。抗战时期，朱德总司令在追忆他时曾痛惜地说：“陈海松是四方面军最年轻有为的军级指挥员，可惜牺牲得太早了。如果现在还活着，一定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陈海松

陈海松，1914年2月出生，湖北大悟县李陈洼（原为河南罗山县）人。1927年11月23日，黄麻起义的枪声唤醒了大别山的穷苦农民，很快大悟县一带成为红军的游击根据地。在革命浪潮的洗礼下，陈海松迅速成长，并于1930年春任童子团大队长，同年7月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不久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勤务员、通信员、宣传队长等职，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一至四次反“围剿”斗争。1932年10月，任红四方面军第12师36团特务连指导员，参加西征转战。在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曾任红四方面军连队指导员，营、团和红9军25师政委，参加了反三路围攻、营（山）渠（县）进攻战役和宣达战役，并在右腿重伤的情况下，仍坚持指挥作战。1934年11月，年仅21岁的他担任了红9军政委。长征进入甘肃后，他和军长孙玉清率红9军参加了岷(州)洮(州)西(固)战役。1936年冬，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并组成西路军，陈海松和孙玉清率红9军先后参加了景泰一条山、锁罕堡、打拉牌和古浪、永昌及临泽沙河堡、张掖倪家营子、龙首堡、白城子等战斗。

1937年3月12日晨，西路军从临泽县三道柳沟地区突围后刚刚到达犁圆口，敌骑兵就尾随而来。为掩护西路军总部及伤员向祁连山中转移，陈海松率红9军余部和妇女团2营与敌拼命争夺梨园口两侧的山头。不到半日，9军仅剩的两个团约1000余人基本被拼光，陈海松身中8弹和红25师政委杨朝礼等10多名团以上干部全部壮烈牺牲。时年他刚23岁。

同年，在延安宝塔山下，毛泽东和许多中央领导人参加了为董振堂、陈海松烈士举行的追悼会，对陈海松的英雄业绩给予充分肯定。

群工高手杨克明

杨克明原名陶正，四川涪陵县（现属长寿县）人。1905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21年入省立涪陵中学读书，深受五四运动和《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影响，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及社会革命活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杨克明为人热忱纯朴，谦逊谨慎，善于发动群众，依靠大家做工作。1926年奉命在涪陵、丰都、石柱、忠县等地开展地下工作。1929年在中共四川省军委和涪陵县委组织领导下，开展兵运和民运工作。

◆杨克明

1932年夏，杨克明调任中共梁（山）达（县）中心县委书记。他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和赤卫队，与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紧密配合，开展游击战争，坚持和发展了川东游击根据地。1933年10月中旬，红军四方面军发动宣（汉）达（县）战役，川东游击队在杨克明等领导下，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的作战。同年11月，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军第四方面军第33军，杨克明任军政委。后因反对张国焘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政策，被撤销职务，调任川陕省工农民主政府内部干事。

1935年5月杨克明参加长征。1936年1月调任红5军政治部主任。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并组成西路军，红5军先后在景泰五佛寺和永昌、山丹等地转战，他充分利用战斗间隙，发动群众闹革命，帮助地方建立苏维埃政权。1937年1月1日，杨克明协同军长董振堂率红5军一部攻占高台县城。入城后，他立即组织力量，投入紧张的战备工作。1月2日，他在县城文庙主持召开群众大会，宣传红军的政治主张，号召人民群众行动起来，“积极支援红军打马家军”。后开仓放粮，救济贫苦百姓。1月5日，由他主持成立了高台县苏维埃政府。广大劳苦百姓对红军非常拥护，纷纷捐钱送物支援红军，100多名青壮年还参加了红军。

1937年1月12日至20日，敌纠集2万多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采用步骑协同、轮番冲杀的战术，对红5军驻守的高台县城进行猛烈围攻。杨克明协助军长董振堂指挥部队与敌展开了空前惨烈的战斗，子弹、手榴弹打完了，红军就用刀砍石砸、拳打嘴咬；敌冲入城区后，红军就发挥近战、巷战的优势，逐房逐院抗击敌人。经过8天9夜的血战，红军寡不敌众，32岁的杨克明和守城红军将士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红色管家郑义斋

郑义斋，原名邓少文，1901年出生于河南省许昌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3年参加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做地下工作。1930年春，中共中央在上海开办义斋钱庄， 既作秘密交通站，又为党筹集活动经费，郑义斋被任命为经理，随后由邓少文改名为郑义斋。1932年进入鄂豫皖苏区，继续负责党的经费筹措工作。1933年2月，在中共川陕省委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川陕省委委员、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后任川陕省委财政委员会总经理部部长。领导川陕革命根据地财经建设，保障了红军的物资供应，有力地支援了红四方面军反“三路围攻” “六路围攻”的作战，被誉为“红色专家”。1935年5月随红四方面军长征，9月调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翌年6月任供给部部长。1936年10月随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西路军组成后任总部供给部长，在孤军深入、没有后方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努力解决红军的给养和物资供应。1937年1月，供给部在临泽县城遭敌5个团兵力的围攻。当时，驻守城内的只有2个排的战斗部队，其余多为机关干部和直属单位的女战士及勤杂人员。面对万分危机的严峻形势，郑义斋沉着指挥各类人员用刀、矛、砖、石等狠狠打击敌人，激战5个昼夜，后在红5军接应下突出重围，转移到西路军总部所在的倪家营子。

◆郑义斋

1937年3月初，西路军余部退入祁连山区。14日凌晨，根据总部通知，郑义斋将总供给部原来分散保存的经费（金子和银元）收集起来包好，然后率领10多名警卫战士，向总部所在的石窝山顶奔去。刚走不远，就被尾追的敌人包围了。郑义斋挥动手枪，指挥战士沉着应战，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由于援敌不断增多，包围圈越来越小。郑义斋当机立断，命令战士小张驮上金子和银元突围，他自己留下来同其他战士一起掩护。小张终于冲出去将经费安全送到总部，但担任掩护的同志全部壮烈牺牲，郑义斋也身中数弹，为革命献出了36岁的宝贵生命。

前锋猛将熊厚发

熊厚发，1914年出生，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1930年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四方面军连长、营长、团长、副师长、师长，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的历次反“围剿”作战，1935年5月参加长征。

熊厚发是红四方面军有名的战将，具有革命军人的朝气和良好的军人姿态，刚满20岁就当了师长。他富有军事才干，作战勇敢，指挥果断，机动灵活，哪里战斗最激烈，哪里就有他的身影。执行命令坚决，上级叫打就坚决打，上级叫退就迅速退。善于管理训练部队，带出的3个团战斗力都很强，其中第268团能攻善战，敢于同敌人刺刀见红，历次战斗攻无不克，曾被红四方面军总部授予“攻如猛虎”锦旗；第263团能战善守，在四川作战时，防守的阵地从来没有被敌人攻下过，曾荣获红四方面军“守如泰山”的锦旗；第265团是有名的“夜老虎团”，善于夜战，行动神速，常以出其不意而取胜。

1936年10月会宁会师不久，红四方面军主力奉命西渡黄河，时任红88师师长的熊厚发率部担任前锋，以锐不可当之势突破敌河防，掩护主力顺利过河。11月11日，西路军正式组成，他被任命为红30军副军长兼第88师师长，率部先后在古浪县大靖、凉州(今武威市)西四十里铺、永昌县、倪家营子、西洞堡等地转战，毙伤敌大批有生力量，其中在西洞堡指挥88师和89师一部猛烈出击，全歼敌宪兵团，击溃敌手枪团，共歼敌800余人，缴枪1200余支。

1937年3月5日，熊厚发在临泽县三道路柳沟地区作战中左臂严重负伤。3月14日，部队撤入祁连山后，他的伤势加重，行走非常困难。为了不影响大部队行动，他主动要求留下就地打游击。他组织收拢起来的60多名战士，英勇抗击敌人，不幸腿部又在战斗中受伤。1937年3月22日，熊厚发和所剩的五六名红军战士在祁连山南山带峻大坂被搜山的敌人包围。子弹打完后，敌旅长迫令他投降，遭到他的严厉斥责。恼羞成怒的敌人接连向他开枪射击，熊厚发英勇牺牲，时年23岁。

军政兼优陈伯稚

陈伯稚，湖北黄安县(今红安县)人，1910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泥瓦工出身。1928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先后任红四方面军连长、连政治指导员、营政委等职。1932年12月，随红四方面军西征，参加了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历次战役战斗。次年7月红军扩编，任红4军第11师32团政委，率部参加“仪(陇)南(部)”、“营(山)梁(县)”、“宣(汉)达(县)”等战役，指挥部队打了不少恶仗、硬仗，歼灭了大批敌军。当年冬，在反“六路围攻”作战中，他率32团发扬英勇顽强、不怕流血牺牲的战斗作风，与敌人顽强厮杀，胜利完成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因为懂文化、能打仗，文武双全，他于1935年9月被破格提升为红9军参谋长。

◆陈伯稚

1936年8月初，红9军长征到达甘肃南部地区，攻占天险腊子口，于8月10日进占哈达铺(今属宕昌县)。10月初继续北上，在会宁参加了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10月下旬，红9军奉命西渡黄河，他协助孙玉清军长、陈海松政委指挥红9军在景泰、锁罕堡、打拉牌、干柴洼、古浪等地同西北反动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的骑兵作战，歼敌近千人。11月13日晚，随部攻占古浪县城。11月16日，敌派出大队人马，采取步骑协同、轮番冲击的方法，攻击固守古浪城的红9军。战斗持续至17日，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古浪城墙被敌炮火轰开数处，敌骑如潮水般涌入城内，挥舞马刀疯狂砍杀。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陈伯稚带领机关干部和警卫人员与敌展开巷战，在肉搏中不幸壮烈牺牲，时年26岁。

戈壁忠骨曾日三

曾日三，1904年生，湖南宜章县人。1928年参加红军，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秘书，红3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福建军区政治部主任、政委。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斗争。1930年8月，红一方面军成立时任该军政治部秘书长；年底，调任红3军政治主任，协助黄公略率部参加了第二、三次反“围剿”的战斗。

1933年春，曾日三先后调任福建省军区政治部主任、省军区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在极端困难的环境里，从事加强地方武装的建设工作，参与组建了红19军；同年夏天，红19军改编为红34师，他兼任师政委，并率34师协助友军作战，相继收复清流、宁化、归化、连城各县；8月，又率独立第8、9团攻打上杭境内白砂团匪的土围子，取得了俘敌200余人的胜利。

1934年10月，曾日三参加长征，任红5军团政治部主任。遵义会议后，代理5军团政委。长征途中，红5军团担负全军后卫，面对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猛烈追击，他和军团长董振堂密切合作，互相支持，指挥部队边打边撤，完成了一次次艰巨的阻击任务。

1935年6月，红5军团改为红5军，曾日三任军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此后，他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作了公开、坚决的斗争，张国焘对此大为恼火，调派黄超接任了他的政委职务，把他降职安排到红9军任政治部主任。

1936年10月，红9军奉命西渡黄河，在西路军的编成内一起担负打通远方（苏联），开辟河西革命根据地的任务，他协助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指挥部队英勇作战。红9军经过古浪、永昌、倪家营子等战斗，虽杀伤大批敌人，但自身也遭受严重伤亡。1937年3月11日，红9军在梨园口同装备精良的敌军厮杀，军政委陈海松壮烈牺牲，他奉命代理军政委，率余部转入祁连山区。3月14日晚，西路军总部在石窝召开会议，决定将余部编成3个支队，进行分散游击。他被任命为左支队政委，协助李先念工作。3月23日，左支队在转战途中与中央电台取得联系，中央指示他们向新疆转移。4月16日，经过艰苦卓绝的长途跋涉，左支队903人从大龚岔口走出祁连山到达肃北县的石包城。4月24日左支队攻打安西县（今瓜州县）城受挫。26日凌晨被敌追至安西城西北方向的白墩子，红军且战且走，于黄昏到达红柳园。这时，敌骑兵数百人又追了上来，红军依托沙丘进行阻击，敌人采取步兵正面猛攻，骑兵左右两翼绕袭的方法围攻红军。红军没有弹药，只能用大刀、长矛、枪刺与敌进行肉搏。经过3个多小时激战，虽毙伤敌60余人，但为掩护大部队向戈壁深处撤退，曾日三等200余名红军将士光荣捐躯，曾日三牺牲时年仅33岁。

坚贞不屈吴富莲

吴富莲，1911年出生于福建省上杭县，由于父亲被土匪殴打致死，母亲无力养活全家，在她2岁时便被送到外村一林姓人家当了童养媳。1928年家乡闹革命，备受公婆打骂和虐待的她在乡苏维埃主席的帮助下，勇敢地走出家门，成了少先队的队长，后又入团入党，担任区政府妇女部长、上杭县县委委员、闽粤赣省委妇女部长等职。1934年10月，吴富莲提前结束了在中央党校的军事集训，作为“政治战士”被选派到一方面军参加长征。长征途中，她穿着一身黑色列宁装，八角帽下亮着短发，身背七八公斤重的背包，在队伍里忙前跑后地搞宣传、照顾伤病员、筹粮筹款、找向导、请民夫，走的路比别人多，因而被战友们誉为“走了三万五千里的铁娘子”。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师后，吴富莲被调到红四方面军担任妇女独立团第一政委。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后，吴富莲被任命为西路军妇女先锋团政委，率部开始了新的征程。

◆吴富莲

进入河西，她们便踏上了血战之路。吴富莲和团长王泉媛指挥全团积极配合主力作战。在景泰县一条山，针对敌骑兵凭借自身优势对我不断进行袭扰的问题，她总结摸索出了用排子枪打骑兵的方法，并将此法编成歌谣，在军中广泛传唱，有效地打击了敌骑兵的嚣张气焰。

西路军连遭重创撤向祁连山时，吴富莲和王泉媛主动请缨，要求掩护主力突围。她坚定地说：“让我们打掩护吧，男同志动作快，摆脱敌人容易。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获得同意后，她和特派员曾广澜带领3营一律剪掉长发，女扮男装，接替了红30军88师268团的阵地。经过3昼夜的殊死拼杀，打退了敌人的无数次进攻，圆满完成了阻击任务。随后，为保存实力，团里决定分散组织突围，以游击战的形式继续与敌周旋。弹尽粮绝的她们在荒无人烟、滴水成冰的祁连山中，只能靠草根、树皮维持生命，受尽了冻饿之苦。4月上旬的一天，突围出来的吴富莲和100多名女战士又被敌人包围了。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她当即决定先护送年龄小的战士下山，然后再和敌人决一死战。然而，这些小战士却说：“我们都是跟党长大的，红军就是我们的家，我们宁死也不离开妇女团！”吴富莲只好含泪答应她们留下。经过血战，吴富莲虽然和几名战士冲出了重围，但最终未能逃脱敌人的魔掌。5月初的一天，她们在敌人组织的大规模搜山行动中被俘了。

敌人把吴富莲和几十个被俘女战士五花大绑押到永昌县西的一座大庙里，对她们进行所谓的审查和“训化”。当敌人得知吴富莲是妇女团的政委时，便以高官厚禄相诱，吴富莲轻蔑地说:“贵军的眼睛不准，把奶奶看歪了。”见软的不行，敌人把她转到武威一个又冷又潮的监狱中，并用酷刑折磨她，她大义凛然地说：“作为一个革命者，牺牲是我早就料到的！”在敌人的严刑拷打和非人折磨下，身患肺结核的她瘦弱不堪，还不断咯血。吴富莲不愿再受敌人侮辱，也不愿连累狱中照顾她的战友，在一个乌云密布的下午，这位从童养媳成长为团政委、历经万水千山和无数战火锤炼的女战士，怀着对敌人的满腔仇恨，吞针自杀在敌魔窟中，以宁死不屈的革命精神向敌人作了最后的抗争，时年她刚刚2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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