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西南边疆电力产业的技术引进与本地化

作为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诞生的新型通用技术，电力技术的研发与推广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进程来说，既有机遇，也有挑战。西方国家作为电气化先行者，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不仅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技术和设备，同时也输出资本，妄图控制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电力产业。19世纪、20世纪之交以德国西门子公司和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为代表的一批大型国际知名电气设备制造公司和其他跨国资本集团除了转让技术、出口设备以外，也向中国投资电厂。晚清至1924年在华的外资电厂共有42家，集中分布在长江流域和东部沿海口岸城市，几占全国发电容量的七成。由国际知名电气设备制造公司和其他跨国资本集团主导开发的外资电厂或中外合资电厂成为了清末民初中国电力产业发展的模式之一。近年来，史学界越来越关注清末民初外资电厂的本土化经营问题。当然，这一时期爱国商人和企业家投资自办电厂，在引进国外电力技术的过程中维护电力主权，坚持自主发展，展现了当时中国电力产业发展的另一种模式。事实上，清末民初以来全国兴建的华资电厂主要有两种类型，包括专门供电的公共电厂及厂矿附设电厂两项（下文简称公共电厂和工矿电厂）。目前多数学者主要是从企业经营史的角度探讨这一时期华资电厂的经营状况以及与外资电厂的竞争，鲜少从技术史的角度探讨不同类型的华资电厂对引进电力技术的消化和本土创新的进程，以及对产业本地化发展的影响。

巫宝三著《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

另外，相对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而言，西部地区，尤其是云南、广西和贵州三个西南边疆省份的近代电力产业一直缺乏专题式的系统研究。事实上，因其独特的地缘条件和丰富廉价的水、煤和木炭资源，三个西南边疆省份电力产业开发史可以追溯清末民初，是除四川之外西部最早兴办电业的省份。当时，云南、广西、贵州三省因其资源禀赋和社会环境，都选择由当地华资投资电力产业的开发路径。目前有关近代西南边疆三省电业的研究大都集中在20世纪30年代—40年代的发展历史，而忽视了清末民初三省华资主导电力产业开发为抗战时期当地电业发展打下的坚实基础。依据三省的电力产业档案，本文尝试以清末民初西南三省的电力产业开发作为一个整体展开研究，从技术史的视角聚焦20世纪前20年三个西南边疆省份从电力技术的自主引进到初步消化的历史进程，重点探讨当地华资电厂消化电力技术的动力、保障、路径、成效以及对电力产业本地化发展的影响等问题，藉此阐述近代西南边疆地区自主开发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动因、路径与困境等问题。

陈宝云著《中国早期电力工业发展研究——以上海电力公司为基点的考察（1879—1950）》

一、西南边疆电厂自主建设中的技术引进

自19世纪70年代边疆危机以来，西南边疆省份不仅在领土上受到帝国主义的入侵，而且在矿权和路权上也不断遭受其染指与侵蚀。对此，当地商民先后兴起了维护矿权和路权的斗争。19世纪90年代初，帝国主义又利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成果发电技术，相继在东部和中部的口岸开放城市投资了一批外资电厂，开始侵蚀中国的发电主权。为了防止帝国主义染指西南边疆省份的发电主权，云南、广西和贵州三省商民纷纷自办电厂，从国外或东部地区引进电力设备和技术。最早维护发电主权的是云南省。1903年，法国以滇越铁路通车后需要用电为借口，向清政府提出利用昆明螳螂川水力资源发电的要求，企图夺取发电主权。当时，正值清政府面临革命风暴，不敢贸然答应，责令云南劝业道刘永祚主持地方商民集资自办耀龙电灯公司。蒙自大光电灯公司的开办也有相似的经历。法帝国主义者进入蒙自后设立了东方汇理银行蒙自支行，图谋由该行在当地开办电厂，攫取发电主权，加上彼时法人掠夺个碧铁路修筑权，种种行为激起蒙自商民的愤慨。为捍卫电力主权，在商会的组织下，当地商民最终集资自办蒙自大光电灯公司。20世纪初法国人在越南老街开设公共电厂并将电线架设到云南河口。河口商民为了维护电力主权，减少煤油进口，决定自办河口汉光电灯公司。同样，广西在商议南宁自开商埠时，就已特别指出自办公共电厂，“以免利权外溢”。为此，南宁商民集资自办南宁电灯公司。梧州商民也受护电思想的影响，自办梧州电力公司。贵州创办电厂要晚于云南和广西，但也是在维护电权，抵制煤油进口的思潮下自办贵阳电灯公司。因此，20世纪10年代前后西南边疆三省出现了近代史上第一次自办电厂的小高潮。在这一小高潮中自办的都是公共电厂，工矿电厂的自办要到20世纪20年代了。由于当时的西南边疆三省没有任何电力产业的技术基础，缺乏熟知电力技术知识的专业人员，因此当地公共电厂从筹办起就开始了一个单向的技术引进过程。尽管如此，各个公共电厂的自主建设都是围绕电力技术的引进展开，包括筹集资金、购买设备、聘请技术人员、公共电厂选址和兴建以及初建电力系统等。

Astrid Kander、Paolo Malanima、Paul Warde著Power to the People: Energy in the Europe over the Last Five Centuries

首先是筹集资金，它是创办电厂的首要任务。当时，西南边疆三省自办公共电厂的类型主要包括水电厂与火电厂。这两种电厂所需的启动资金是大不相同的。从全球范围来看，正当西南边疆省份于清末引进电力设备之时，使用煤或木炭发电的火力发电设备已经比较流行，并朝着小规模和低成本方向发展；而水力发电发明不久，无论是发电机组，还是水力工程和高压输电设备都比较昂贵。如上文所述，云南最早筹办的耀龙电灯公司就是当时国内最早的一家水电厂。1910年，《商办云南耀龙电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设定股本25万银元，商会董事及行帮富商入股后仅筹得11.1万银元，而后公司动员劝业道、巡警道以公款加入4.72万银元，视为商股。即便如此，资金仍然不足，加上工程浩繁，开建后所需款项远超预期，因此在云南商会总代理陈德谦担保下，耀龙电灯公司先后向滇蜀腾越铁路公司、大清银行、富滇银行等处息借40余万银元，确保了耀龙电灯公司顺利建成并于1912年正式发电营业。与云南耀龙电灯公司不同，西南边疆三省各个火电厂的筹建成本要低很多。如1914年，云南蒙自商会自办大光电灯公司，设定股本10万元。商人们当场认股6万元，构成了该公司的启动资金。比蒙自稍晚几年，河口在当地商会动员下筹集资本2万元成立汉光电灯公司。广西也是如此，当地的土客商民往往选择以合股集资的方式，组建火电厂。如1914年，南宁电灯公司的发起人之一王春晖作为南宁商会会长，动员商会成员入股。通过两次筹股活动，他成功募得3万元作为该电厂的首批资金。1917年，贵阳电灯公司设定股本11万元，在当地商人和当政者的支持下募股8万元，但是余下3万元股本难以筹集。还有一部分电厂，因受限于当地的社会经济环境，长期筹集不到资本而作罢。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昆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

西南边疆省份的电厂创办之初尽管都面临资金不足，筹资艰难的困境，但是绝大多数电厂都坚持不向外资公司借款，它们的第一桶金多数是通过向地方社会招股这一融资渠道获得。只有云南耀龙电灯公司还通过地方银行和其他近代企业的借款获得了部分创办资金。各省电厂融资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它们在技术设备引进和安装等方面的差异。

其次是购置设备与聘请技术人员。受制于各省融资能力和水力、煤、木炭等资源禀赋，西南边疆三省购置的发电设备类型各不相同。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流行的发电技术和设备有三种：以水资源为动力的水轮发电机组、以煤为一次能源的蒸汽发电机组和以木炭、柴油等为一次能源的内燃发电机组。一般来说，一种发电机组包括一种动力机和一种发电机（包括直流发电机和交流发电机）。20世纪10年代，云南以引进水电技术和煤电技术为主，发电设备有水轮发电机组和蒸汽发电机组两种。因为当时水力发电属于世界前沿的发电技术，在耀龙电灯公司建成之前，中国大陆还未有水力发电厂设立，所以其设备均来自国外。1909年，耀龙电灯公司购买发电设备的需求引起了英、法、美、德等国的关注，各国洋行都争相推销他们的机器设备。最终，该公司购买了德国西门子公司的交流发电机搭配使用奥地利生产的水轮机，组成水轮发电机组，发电容量合计600千瓦。其他如灯头、灯泡、铜线、花线、油柜等电气配件也一并购入。蒙自为滇越铁路沿线重要的烟煤交易中心，蒙自大光电灯公司于1914年选择购买英国通用电气公司的1台88千瓦的交流发电机搭配2台兰开夏式蒸汽机。与云南不同，当时广西主要引进木炭发电技术。由于广西林木资源丰富，向来盛产木炭；与之相比，煤的开采量和质量较为低下，并且“外来之煤复以逆流运输不便，运价太昂，不甚经济”。因此，广西各地普遍选购木炭发电机组。最早是南宁电灯公司于1914年从香港德商谦信洋行购得65匹马力木炭机搭配40千瓦发电机各1座。广西有别于云南的另一个特点是发电设备不局限于国外产品，国产木炭机逐渐成为广西发电的重要动力机之一。相较于水力发电，火力发电技术更为成熟，在东部地区已经率先引进与推广。随着20世纪初广州均和安机器厂在国内成功仿制木炭机（时人亦称为煤气机），广西相继有不少公共电厂购用该厂出产的木炭机配用国外的发电机。因为煤储量和开采量都较为丰富，用煤发电性价比高，所以贵州与云南一样，选择引进煤电技术。贵阳电灯公司创办之初，向美商慎昌洋行购买75千瓦单极透平直流发电机2座与蒸汽动力设备，但是受一战影响，至1920年这两套发电设备才辗转运到贵州镇远，可惜又逢贵州政变，这些发电设备不得已就地搁置，贵阳电灯公司的开办因此中断。20世纪20年代初，随着省内政局的相对稳定，贵州开始再次引进电力技术设备。但是这一引进并不是重新发端于贵阳，而是始于黔北重镇——赤水。1923年贵州地方军阀周西成在赤水创办兵工厂，从上海进口德国、英国、日本生产的车、铣、磨、刨床等机器设备，还购买了一套5千瓦的柴油发电机组，作为兵工厂的生产动力。1924年赤水兵工厂正式投产，成为贵州历史上第一家正式发电和用电的工矿电厂。这也意味着贵州对电力技术的再次引进取得了成功。1926年周西成担任贵州省主席，从赤水兵工厂带领了一批技术人员到贵阳，设立贵州电气局筹备处，接收贵阳电灯公司早年间搁置在镇远的发电机组及相关电力设备。

柳州电厂志编纂领导小组编《柳州电厂志》

由于西南边疆三省对电力技术设备的引进都是首次，所以在省内也都没有可以安装与操作的电力技术人才。绝大多数的电厂聘请省外或国外的技术人员是与购置电力设备同步进行的。其中，有些电厂会从国外或东部地区聘请电力工程师，如耀龙电灯公司、桂林电灯公司和贵州电气局；另一些电厂则从东部地区聘请技术工匠，如蒙自大光电灯公司、南宁电灯公司等。这些聘请的工程师或工匠的主要职责是指导和参与电厂的工程建设，指导安装与操作发电机组和整个电力系统等。

再次是公共电厂选址和兴建。公共电厂选址首先需要考虑发电机组的安装问题。从西南边疆三省购置的发电机组类型来看，水轮发电机组和蒸汽发电机组规模较大，需要安装在地形宽阔的市郊一带；木炭发电机组规模小巧，安装地点比较灵活。同时，除了水力发电要求水能充沛以外，无论是用煤发电还是用木炭发电，都需要持续的一次能源供给，因此这两类火电厂坐落的城市必须靠近能源产地或能源的集散中心。在兴建的过程中，各个电厂还必须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及时调整设备的安装与工程建设。这三点构成了当时西南边疆各电厂选址和兴建中遵循的实践原则。比如，云南耀龙电灯公司选择使用的水轮发电机组，要求“地点之能有天然水力常年不竭，足以冲动机器而又永久不涸者之难也”，为此该公司多番实地走访测验，发现市郊石龙坝一带是最适合的装机之地。蒙自大光电灯公司因安设蒸汽发电机组需要较大空间，所以厂房建在市郊，也可以利用滇越铁路获得丰富低廉的烟煤。广西开办电厂的城市，如南宁、梧州、柳州、龙州、贵县等，或是邻近木炭产区，或是木炭的集散中心，又或是兼为两者。同时，因为木炭发电机组的安装比较灵活，所以广西多数电厂都选择在交通便利、商贸发达的市中心建厂。由于贵阳向来是黔中地区煤炭的大宗产地，贵州电气局将厂址设于贵阳大南门外武侯祠一带，既可以就近获取发电能源，也有足够的空间安设蒸汽发电机组。值得注意的是，西南边疆各电厂对设备的安装和工程的建设除了得到国外或省外工程师和工匠指导之外，当地电厂的厂长（经理）、股东和工匠等也发挥了重要的协助作用。

云南省档案馆、云南省经济研究所合编《云南近代矿业档案史料选编（1890—1949年）》 第3辑

最后是架设输电线路。近代电力产业的开发，除了电厂的建设之外，还必须构建相应的设备线路，把电力输送到用电户。耀龙电灯公司在两位德籍工程师的指导和当地工人的建设下，架设和装置了900余根木制电线杆、一条全长34公里的23千伏的高压输电线路，一座在小西门处的降压所，以及3.3千伏的市区输电线路和分段配电变压器。1916年，蒙自大光电灯公司架设好蒙自城内的线路后，翌年又架设一条高压输电线将电力供给至30公里外的个旧城里。同时，该公司考虑到普通木制电线杆难以承担长距离输电，沿途一律改用水泥电线杆，并在个旧城内设立配电所，由此建立起“蒙自—个旧”的输电线路。20世纪10年代广西火电厂架设的线路则较为简单，大部分电厂只有用于输电的普通电线，而没有任何变电和配电的环节和设备。但是桂林电灯公司则建立了3条2.3千伏的配电线路，并使用单相变压器将电压降至110伏供用户照明。贵州电气局采用直流发电机，配置的设备也较为简陋，既无变压器进行变电，也未装置地线、避雷器等相关电力设备保障供电安全，仅是通过架设200余根杉木电杆将电力系统覆盖至贵阳市周围10余里。

总之，20世纪10年代西南边疆各电厂对技术引进并不是单方面、全方位依赖技术输出国，而具有相当的自主性。各电厂或通过招标购置设备，或在购置设备之前进行前期调查,对引进技术和设备已有一定了解。当时它们主要关注的是引进的设备与当地资源禀赋、融资能力和人才储备等的匹配程度。昆明具备丰富的水力资源，并且电厂的融资能力较强，所以首选引进价格较昂贵的水力发电技术设备。对于火力发电技术设备的引进，也有地区差异。蒙自和贵阳都比较容易获得廉价丰富的煤，而且这两个城市公共电厂的融资能力也较强，所以当时它们选择引进规模较大，价格较高的蒸汽发电机组。梧州、南宁、柳州等地木炭更为丰富廉价，当地电厂融资能力较差，只能选择引进规模最小，价格最便宜的木炭发电机组。另外，人才的匮乏也使得西南边疆省份开始建设电厂时需要从国外或东部地区聘请工程师和技术工匠。为了将电输送到城市，满足当地居民的用电需求，水电厂架设了一套完整的输电线路，而火电厂则结合各城市特征，将电厂设在交通便利、商贸发达的市场中心地，所以输电线路相对简单。可以说，当时西南边疆除了耀龙电灯公司之外，大多数电厂选择引进低成本、小规模和易操作的发电机组和电力系统，这是它们实现自主引进技术的有效路径。耀龙电灯公司尽管是当时西南边疆资本投入最多、发电规模最大、技术设备最先进的电厂，但是与东部省份同样规模的火电厂相比，由于它利用了丰富廉价的水力发电，依然具有成本优势。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三省的政治环境对于各自引进电力技术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相比云南与广西，当时贵州社会较为动荡，导致贵阳电灯公司无法顺利安装设备，正式发电要延至20世纪20年代。据统计，至20世纪10年代末，西南边疆三省正式发电的公共电厂共有12家。从分布来看，云南兴办的公共电厂规模较大，集中分布在滇越铁路沿线。广西的公共电厂规模较小，分布比云南要广泛，基本沿西江水道两岸分设于南宁、梧州、桂林、柳州、龙州、平乐、百色、贵县等8个城市。各地依托当地资源禀赋和区域优势兴办的火电厂成为了消化电力技术，推动电力产业本地化发展的主力军。

南宁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南宁文史资料》（第四辑）

二、西南边疆电厂对引进技术的初步消化

至20世纪20年代初，云南、广西和贵州各公共电厂和工矿电厂先后完成了电力技术的自主引进与安装，并正式发电，使当地电力产业获得了初步的生产能力。但是这种生产能力是建立在国外电力技术引进和国外或省外技术人员操作的基础上。为此，新生的电力产业能否在西南边疆持续发展，离不开三省对引进电力技术的消化，即本地技术能力的培育和提升。在此，我们分别探讨20世纪20年代西南边疆三省各电厂探索本地发电技术能力提升的动力、保障、路径和成效等问题。

事实上，西南边疆兴办的首批公共电厂消化电力技术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本地市场需求的不断增长。与东部口岸开放城市第一批电厂大多服务于租界的照明和生产之用不同，西南边疆各电厂主要面向本地市场，服务于本地照明与生产。大多数公共电厂在发电营业前就取得了本地的电力专营权。电力专营权为这些电厂开拓本地市场提供了一定的制度保障。然而，当时西南边疆用电风气尚未风靡，除贵州第一家工矿电厂——赤水兵工厂的电力主要专供本厂兵器制造外，各公共电厂的第一批客户大都是电厂内部人员、股东、学校、军政机关、商铺和官宦豪绅之家。也就是说，本地大部分民众仍抱以疑惧、观望的心态，使得各电厂正式经营之初的客户数颇为有限。如耀龙电灯公司1912年开始售电，预备的6000盏灯头因申请装灯人数不多而长期滞销。至1913年底，该公司营业收入每月仅5000余元，入不敷出，更无力偿还电厂筹建时期所欠的债务。实际上，西南边疆大多数公共电厂的开业经历与耀龙电灯公司颇为相似。各电厂要生存下去的第一要务就是努力开拓本地市场。

当时，各公共电厂开拓本地市场的一大阻力来自于煤油灯。清末民初云南、广西和贵州的口岸城市和省会的照明市场被煤油灯所主导。为此，首批公共电厂争夺照明市场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普及用电知识，引导本地居民用电灯代替煤油灯。1914年，时任耀龙电灯公司总经理的左曰礼一边利用广告大力宣传电光相较煤油灯的优势——移动极便、清洁无味、无需灯罩和修剪灯芯等；一边派人深入商铺和市民家中科普电力常识。二是出台推广用电的各种优惠政策。当时许多公共电厂在推行包灯制的基础上，免费供给灯泡、灯头、花线，或实行开关、保险盒等电料配件限时优惠让利，或提供电光“先试后买”服务。可以说，以上这些宣传方式和优惠政策对于吸引和稳固新老用户，拓展照明市场的作用较为显著，许多民众耳听和目睹“灯光之鲜明，种种便益，于是相观而喜用，继订购灯者，日不暇给”。除了照明市场，各公共电厂也设法开拓为工农业生产提供动力的市场。如耀龙电灯公司从1913年开始为模范工厂的生产提供电力，此后更是积极向各工厂推广电力，“兵工造币等厂，亦正商酌改用马力，此外如造纸、纺纱、磨面等厂亦在提议之中”。同年，耀龙电灯公司联合石龙坝发电站附近的积善村民，在该村建成云南第一座电动抽水站——海源河水龙公司，利用耀龙电灯公司的电力抽水灌溉农田，令积善村到麻园村海源河两岸约6000亩农田能适时栽插，旱涝保收。梧州电力公司所发电力除供给照明以外，还为当地印刷、磨粉、制冰、造船、解板、纺织、刨烟、炼火油、制纸烟、制硫酸、自来水等多项工业生产提供能源动力。

昆明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风雨忆当年：昆明市政协文史资料集粹》下

借助各种营销方式，西南边疆各电厂逐渐在本地市场上打开了局面，用电户有了显著的增加。据统计，20世纪20年代初耀龙电灯公司收费之灯从开业时不足6000盏增至15000余盏，电表用户扩展到1030户，动力用户为70余户。梧州电力公司装置的电灯从开业的三四千盏，至1919年灯枝已逾万，进入20世纪20年代拥有电表用户1870户，动力用户26户。贵州电气局由供给机关单位照明与兵工厂生产用电，转向对外营业，收支尚能相抵。

尽管如此，大多数电厂经营状况仍未显著改善，面临着资金严重短缺的问题，它们亟需拓展本地融资渠道。如耀龙电灯公司新开拓了两类本地融资渠道。第一类是由官方出面向全省招股。1914年，时任云南民政长的李鸿祥通令全省各县的县知事，“代为（耀龙电灯公司）招股，切实劝导，务期四民踊跃争先投资”。1923年耀龙电灯公司又在政府帮助下招募新股14万元。第二类是实现“债转股”。在筹建时期，耀龙公司因借款而背负了承重的债务包袱，仅凭前期发电营业的收入偿还债务尤为吃力，为此，1918年耀龙电灯公司特聘著名实业家华封祝为总经理整顿账务。他利用此前任职云南实业司司长以及长期致力地方实业发展而积累起来的声誉、人脉和地位，在20世纪20年代初成功将耀龙电灯公司向富滇银行和巡警局等处息借的若干款项转为官股，使得耀龙电灯公司股本金首次超过25万元。河口汉光电灯公司在连年亏损即将倒闭之际，通过当地商号“建昌号”和昆明华安机器厂联合注资1万6千元，于1927年改组成为河口华昌电灯公司，得以维持并扩大经营。不同的是，广西各个公共电厂多是由地方商人和地方政要所筹资，融资的初始能力和渠道相对有限。发电经营后，广西各公共电厂努力新增了两大融资渠道，即通过争取地方银行贷款或向社会公开招股筹集维持运转所需要的资金。如南宁电灯公司先于1917年向广西银行借贷数万元，又于1920年面向社会增招新股17万余元。贵州电气局不仅面向社会广泛招股，还获得地方近代企业投资，使得该厂资产远远超出1930年的15万元。可以说，相较于各电厂筹办之初，20世纪20年代西南边疆各电厂的融资渠道已比较广泛，但始终立足于本地资本，拒绝外资入股，这就为后来的改进技术、升级设备、扩大规模和培养本地技术人才提供了一定的资金保障。

随着本地市场需求的增长，用电户增加的同时，偷电户也在不断增加，频频引发电压过低、供电不稳以及各种线路问题，迫使各电厂从引进时期关注设备与资源等的匹配程度，转变为关注电力设备的技术效果和市场效益。这一转变实际上开启了各电厂在器物层面上对引进技术的消化进程。由于云南20世纪10年代兴建的电厂初始装机容量相对较大，它们便采取先改进技术后扩大规模的应对之策。如耀龙电灯公司虽然收费之灯从1912年不足6000盏，至1919年增长一倍有余，但是电压问题愈发显著，最严重时额定110伏的照明电压只能达到40伏—50伏，致使全城电灯昏暗不明。于是该公司将营业区域划分为东南区、城内西北区、外南区三大片区，实行分区停电，技术性地调整电力供应的区域和时段。同时，耀龙电灯公司还通过在每个用电户门外加装1只电流限制表遏制偷电。改组后的河口汉光电灯公司则是直接对发电的动力设备进行调整，将耗煤过多的蒸汽旧机，升级为昆明华安机器厂制造的新式国产内燃机，用煤少，功率大，同时还对市区路线进行检查维修，令电流稳定持续供给，电灯光度得以加强。但是，暂时的技术、设备改进始终无法长期有效地应对与日俱增的用电需求，扩建电厂，升级装机容量成为了这些电厂发展的必然选择。耀龙电灯公司意识到这一点，于1923年开始着手石龙坝水电站二期扩建工程，除了引进德国西门子公司300千瓦新式水力透平发电机组两座，还修整闸坝、拓宽引水渠道和加大市区变配电设备容量。至1926年石龙坝水电站二期扩建工程完竣时，耀龙电灯公司装机总量合计1200千瓦，跃升为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大电厂之一。

傅义聪著《云南电力史》

广西在20世纪10年代兴建投产的电厂最初购入的设备基本是小规模、易操作、低功率的木炭发电机组和蒸汽发电机组，使得广西的电厂在面临与云南相似的市场问题时，暂停装灯成为它们普遍采用的一个应急之策。1915年发电营业的梧州电力公司，至1917年供电早已超出5000盏电灯，“惟因用户过多，机力业已开尽，以致光线太暗，目下向该公司定置电灯者，悉被谢绝”。另一个普遍采取的应对举措就是直接扩大规模，即由电厂根据市场需求选择和引进技术设备，扩增装机容量和电厂规模。南宁电灯公司是广西最早扩容的电厂。该公司于1917年选订了一套60千瓦的木炭发电机组，动力机和发电机厂商分别为英国卡德公司与美国通用电气公司；1927年又购入德产70千瓦木炭发电机组一套。同样，虽然贵州电气局购置的蒸汽发电机组额定装机容量相对较大，但经修补后的实际发电量并不高，“电力薄弱，仅能供灯二千余盏，现查已装之灯，超过一倍以上”。为此，20世纪30年代初贵州电气局布告禁止添灯，且将重惩偷灯窃电。同时，贵州电气局试图通过建造蓄水池、购置温水器以及选用优质煤炭等方法改进热效力，提高发电效率。之后，贵州电气局也经历了设备升级和电厂扩建。可以说，西南边疆各电厂是根据在市场开拓和设备使用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改进技术，引进设备，扩大规模，从而初步实现了在器物层面上对引进电力设备技术的消化。各电厂技术消化的过程并非单独由国外或省外工程师与技术工匠所独揽，部分本地的工人也全程参与其中。这又与这些电厂所推行的本地技术人才培养密不可分。

如前文所述，由于当地缺乏电力技术人才，滇桂两省的电厂在筹建时期主要是从国外或东部地区聘请电力工程师和技术工匠。正式发电之后，这些公共电厂继续聘用这些工程师和技术工匠为本厂工人传授电气常识和经验、指导掌握基本的电力操作技术、教授简单的电气零配件维修技能等，开启了这些电厂第一代本地技术人才的培养进程。事实上，当时输出电力技术和设备的西方国家，如德国培养工厂技术人员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由工程师招收学徒的培养模式。耀龙电灯公司从筹建到发电营业也采用了这种工程师主导的学徒制，聘请德国西门子公司的工程师培养本地学徒。耀龙电灯公司在正式发电以来，大约培养了10名学徒。他们在管理发电机组、协助安设新机、加装和维护线路等过程中逐渐掌握了基本的电力操作技术，也能根据直观认识和固定的操作程序处理一些发电过程中突发的简单问题。这些学徒必须通过既定的资格考试获得从业证书，才能正式成为耀龙电灯公司的技术人员。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这10位学徒逐渐成为耀龙电灯公司的技术骨干，如黄次山、向渭卿先后代替德籍工程师担任主任技术员，其他学徒也先后担任发电、输电、配电和维修等方面的领班和股长。

S.N. Broadberry著The Productivity Race: British Manufacturing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1850-1990

除了耀龙电灯公司由工程师主导培养的学徒制之外，由技术工匠培育学徒是当时滇桂黔三省电厂培养本地技术人才的另一种重要模式。云南河口汉光电灯公司、广西大多数火电厂和贵州赤水兵工厂，规模均较小，技术要求不高，它们从筹建到发电营业并未聘请专业的电力工程师，而是直接聘用东部地区经验丰富的技术工匠，由这些技术工匠培养本地学徒。与耀龙电灯公司由工程师主导培养的学徒相比，这类由工匠主导培养的学徒往往缺乏对电机操作原理的科学认识，所以在改进技术、升级设备、扩张电厂规模的过程中屡屡出现技术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从20世纪20年代中叶以后，广西开始引进电力工程师，当时引进的电力工程师并非外国或外省人员，而是那些在国外或东部地区系统接受过电机职业教育的广西籍工程师。由于所能聘请到广西籍工程师人数很少，所以当时各电厂采用工程师与技术工匠共同培养学徒的模式。与云南耀龙电灯公司一样，广西各电厂接受工程师培养的学徒也需要通过资格考试才能正式成为技术工人，推动了本地技术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贵州电气局则是从筹建伊始就聘请了在国外接受过电机职业教育的贵州籍电力工程师花莱峰主持厂务，此后该厂又相继聘任贵州籍的电力工程师和一批来自浙江、湖北、四川和广东等省的技术工匠共同培养学徒。他们所培养的学徒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也成为了贵州电气局的技术骨干。

正是由于20世纪20年代西南边疆三省兴办的大多数电厂对引进的电力技术实现了初步消化，从而提升了自身的技术能力和市场竞争力。至20世纪20年代、30年代之交，大多数电厂都主动进行了设备升级与规模扩张，它们的发电规模比兴办之初至少扩大了一倍以上；同时培养了一批本地技术人员，并逐渐成为技术骨干。但是也有少数电厂未能取得这方面的成果，导致它们或被外资收购，或倒闭歇业。无论是倒闭歇业，还是被外资收购，都说明这些电厂技术本地化进程的中断。

《贵州建设公报》创刊号

三、20世纪30年代—40年代西南边疆电力产业的本地化发展

清末民初的20年里，西南边疆各种类型的电厂通过自主技术引进与学习消化，在器物和人员两个层面上初步积累起了本地的技术能力，对20世纪30年代—40年代西南边疆电力产业的本地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Bas van Leeuwen、Robin C.M. Philips、Erik Buyst编An Economic History of Regional Industrialization

首先，推动全面抗战之前当地电力产业的集聚与扩散。这批电厂在设备、人才、资金等方面有力地支撑了20世纪30年代的新建电厂。在设备上，首批电厂为新建电厂提供了两种使用途径，一种是直接出租或转让电力设备给新建电厂；另一种是用电户利用首批电厂现成的电路设备，通过购买新的发电机组发展成为工矿电厂。在人才上，首批电厂的工程师和其他技术骨干为新厂担任技术顾问，直接参与设备的引进与安装、代为设计和改善电力系统、协助电力技术人才培养等工作；或者直接为新建电厂举办短期技术培训班，帮助其培训技术工人；更有新建电厂聘请首批电厂的工程师担任厂长。在资金上，部分首批电厂投资入股新建电厂。由此，在20世纪30年代，西南边疆三省又出现了第二次兴办电厂的小高潮，至1937年西南边疆一共新增8家电厂、21家工矿电厂。这些电厂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新的态势。一方面在那些拥有首批电厂的城市又兴办了一批工矿电厂或公共电厂，如20世纪30年代的昆明兴办了五家工矿电厂，南宁和梧州也各办了三家工矿电厂，而赤水则兴办了一家公共电厂，由此在这些城市出现了电厂的集聚趋势。另一方面，电厂和工矿电厂也从通商口岸和省会城市扩散到周边地区，如云南的电厂除了集中分布在滇越铁路沿线以外，还向滇东北扩散；广西的电厂从沿西江水道分布向内地扩散；贵州则主要分布在煤资源丰富、交通便利的黔北地区。

其次，带动全面抗战之前部分城市由单一的电力线路升级为区域电网。一般来说，每个电厂都建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电力线路。随着20世纪20年代—30年代西南边疆三省进入了电厂兴办的第二个小高潮，部分城市出现了多家公共电厂和工矿电厂。为了提高用电效率，这些城市内部的各个电厂之间实现了联网，即各个独立的电力线路之间实现联网，从而形成了最早的区域电网。20世纪30年代早期，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对西南边疆三省出现的这些区域电网进行了调查，并绘制了一部分区域电网图。据他们的调查，在西南边疆三省城市中，昆明建立了较大规模的城市电网，当时昆明的德昌机器工厂、永协隆机器厂和云南电气制铜厂等工矿电厂，分别配置了9千瓦木炭发电机组、7.5匹马力柴油发电机组以及300匹马力蒸汽直流发电机组，这些工矿电厂在全面抗战以前都相继与耀龙电灯公司的电力系统接驳联网。梧州也较早建立起城市电网。1927年梧州兴办广西第一家硫酸厂，并购置了100千瓦蒸汽发电机组一座，是梧州最早的一批工矿电厂。这家工矿电厂于1928年与梧州电力公司的电力线路实现联网。

最后，为全面抗战时期西南边疆电力产业链的延伸奠定基础。近代西方国家的电力产业发展都是从电力技术发明与设备制造到技术设备运用于发电、输电、变电、配电和用电等环节。但是近代中国电力产业发展的过程与之相反，在19世纪70年代开始从西方国家引进电力技术设备，至20世纪10年代才出现专门独立的设备制造企业，逐步建立相对完整的电力产业链。尽管广大的西部地区主要是在全面抗战时期兴办规模不等的电气设备制造企业，形成相对完整的产业链。但是，随着清末民初本地技术能力的积累，西南边疆三省许多具有一定规模的电厂成立了专门的维修部门，或是除了负责发售电以外，还兼营机器零部件的简单维修业务。在个别实力雄厚的电厂，则成立了具备一定规模的维修工厂。同时，也有部分机器修造工厂通过投资、技术转让和设备租售等方式参与到部分电厂的经营，逐渐地拓展当地的电力产业链。此外，部分主营业务为机器修造的工矿电厂，将业务扩大为仿制电气设备。如广西机械厂，既是工矿电厂也是机器修造工厂，该厂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除了制造各种军需品和各种机器零件外，还会仿制和修配一些电气设备。无论是电厂维修业务的拓展、维修能力的提升，还是机器工厂与电厂形成的愈来愈密切的市场关系，都代表了电力产业链延伸的方向，即朝电力产业链上游的电气设备制造领域延伸。在全面抗战时期，西南边疆三省不仅拥有中央机器厂、中央电工器材厂、中央无线电器材厂、交通部桂林器材修配厂、中国机械厂、交通部黔中机械厂等一批规模庞大的电气设备制造厂，也有为数众多的小规模的机器修造工厂，这些工厂都服务于电厂，形成相对完整的电力产业链。

黄晞著《中国近现代电力技术发展史》

结论

清末民初是中国电力产业起步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由国际知名电气设备制造公司和其他跨国资本集团投资兴办的外资电厂或中外合资电厂成为了中国电力产业开发的模式之一。这一模式在当时东部省份电力产业发展中占主导地位。而在西南边疆省份，华资电厂是当地电力产业开发的主导模式，具体表现为爱国商人和企业家为维护电力主权，投资自办电厂，自主引进、学习和消化国外电力技术，展现了当时中国电力产业发展的另一种模式。与东、中部省份相比，清末民初西南边疆省份具有资本和人才匮乏，水、煤和木炭等能源丰富廉价，本地市场狭小等区域特点。我们探讨的就是电力技术是如何在资本和人才匮乏，水、煤和木炭等能源丰富廉价，本地市场狭小的西南边疆社会中实现自主引进和初步消化，进而拓展我们对近代中国资本密集型产业本土化发展问题的理解。

电力产业是一个典型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在技术上具有系统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特征。在发电、输电、变电、配电和用电的每个环节上都是由不同的技术设备构成，每一种技术设备都相互适应，形成一个完整的电力技术系统。但是，电力技术系统又是模块化的，即整个系统可以被拆分为独立的模块，并且每个模块都可以有多种技术设备供给选择和替代。比如在发电模块，多种能源与其相对应的技术设备结合，都可以用来发电。因此，清末民初西南边疆兴办的一批竞争性的民营电厂选择了电力技术自主引进与消化的路径。筹建之初，它们对引进的设备技术已有一定了解，它们关注的主要是引进的设备与当地资源禀赋、融资能力和人才储备等的匹配程度。它们充分发挥当地水、煤和木炭等能源丰富廉价的优势，避开资本与人才匮乏的劣势，选择低成本、小规模、易操作的发电机组和电力线路的技术自主引进路径。随着本地市场的开拓和本地融资渠道的拓展，各电厂转向对设备的技术效率和市场效益的关注，并根据市场需求的实际情况，在器物层面上改进技术，升级设备和扩大规模；在人员层面上，采用周期短、见效快的学徒制培养本地技术人员。因此，它们在短短的二十年中实现了从电力技术的自主引进到初步消化，不仅抵制住了外资对西南边疆地区电力主权的渗透，而且还从多个方面支撑和带动当地电力产业的发展。

朱荫贵、杨大庆编《世界能源史中的中国：诞生、演变、利用及其影响》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少数电厂在市场竞争和提升自身技术能力的过程中，被外资收购，或倒闭歇业，被迫中断了技术本地化的进程。尽管多数电厂学习和消化电力技术的进程没有中断，但是它们所获得的技术能力仍然十分有限。在器物层面上，多数电厂尽管在技术改进和设备升级过程中，主动扩大对国产动力机的选择和使用。但是部分电厂则偏离本地的资源优势，反而仰给进口一次能源发电；部分电厂引进的设备与既有设备的型号不匹配，导致电力系统无法正常运行；多数电厂对于设备的养护和维修意识和能力仍然很差，一度因零部件损坏而中断发电。在人才层面上，无论是工程师主导培养的学徒制，还是工程师与技术工匠共同培养的学徒制，都难以满足西南边疆电力产业发展对技术人才在数量和质量上的要求。据估计，20世纪20年代—30年代，耀龙电灯公司作为西南边疆省份规模最大，也是唯一一家水电厂，培养的本地学徒技工是最多的，在第一次扩建之前，学徒技工在10位左右，第一次扩建以来增长至20人左右。火电厂中，发电规模较大的如梧州电力公司和贵州电气局等电厂，本地学徒人数在15人左右；发电量在50千瓦以下的火电厂仅有2—3名技术人员。这与后来20世纪40年代初这些电厂所拥有的庞大技术人员数量形成鲜明的对比。对此，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还曾明确指出，即使是由工程师带领在“干中学”成长起来的学徒，“究非机械科或电机科毕业，电气学识，恐非所长”，缺乏系统电机职业教育的人才队伍是制约电厂提升技术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由于清末民初兴办的电厂技术能力十分有限，它们对于全面抗战之前西南边疆省份电力产业发展的支撑与带动作用也是有限的。尽管当地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过第二个兴办电厂的小高潮，但是在全面抗战之前西南边疆只有公共电厂19家、工矿电厂20家。至1935年，云南和广西的用电户分别仅占两省总户数的16%和15%，贵州则更少，只有3%。可见，无论是覆盖面还是用电户来说，西南边疆三省在全面抗战之前都还处于一个初步发展的阶段。同时，在全面抗战之前，西南边疆省份电力产业只有公共电厂和工矿电厂，并没有专门的电气设备制造厂，未能具备仿制，甚至是自主研发和制造电气设备的技术能力。

本文第一作者著《绥服远人：清帝国治理广西的教化策略》

总之，清末民初西南边疆各电厂自主引进和消化电力技术的历史既代表了近代中国资本密集型产业本土化发展的一种路径探索，也体现了这一路径所面临的种种制约。这些制约除了资本、人才和市场等因素之外，更为深层的因素还是缺乏经济社会结构的变革与重组，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各种促进自主创新的制度和文化。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作者单位为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刊发。]

来源：徐毅 梁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