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波斯语歌的流亡史：从德黑兰街头到东京路口

东京街头的波斯语对骂

随着美以伊战争局势不断升级，海外伊朗人社群内部的立场冲突也日益白热化。关于伊朗局势的游行示威，在西方国家早已并不罕见；不同立场的海外伊朗人当街对骂，也时常见诸短视频画面。但真正吸引我注意的，则是前几日东京街头的一则视频：一群居住在日本的伊朗人拦住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支持者的集会队伍，两拨人隔街对峙，用波斯语叫骂。场面混乱而荒诞，在涩谷或新宿某个寻常的十字路口，波斯语的怒吼盖过了日语的交通广播。

当地时间2026年3月10日，伊朗德黑兰，民众驾车经过瓦利阿斯尔广场一处巨大广告牌，牌上展示着已故伊朗领袖。视觉中国 图

如果只看画面，这不过是又一场海外政治侨民的街头冲突。但在视频约27秒到32秒之间，嘈杂的叫骂声中浮起了一段清晰的旋律——有人在播放音乐。辨认出那段旋律的人会立刻意识到，这个场景远比表面看起来复杂得多。因为那是《Ey Iran》（啊，伊朗）的第一段副歌。

一首没有神的爱国歌曲

《Ey Iran》大概是波斯语世界最有名的爱国歌曲之一。它的歌词直白地倾诉对伊朗大地的热爱，也并不服务于某个特定政权，但这也使它的命运变得格外复杂。

先说这首歌最耐人寻味的一个细节。《Ey Iran》第二段副歌中有一句“Nūr-e izadi hamishe rahnamā-ye māst”（神圣的光芒永远引导着我们）。在波斯语中，称呼至高主宰最常见的方式是Allah（阿拉伯语借词，伊斯兰语境下的通称）或Khoda（波斯语固有词，日常口语中更常用）。但歌词中使用的既不是这两个词，而是Izad——一个源自中古波斯语（巴列维语）的古老词汇，词根可追溯到古老的阿维斯陀语中的yazata，即拜火教中“值得崇拜者”的概念。

至少在当时的语境里，这样的用词很难说只是偶然。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伊朗知识分子圈中，刻意使用前伊斯兰时期的波斯语词汇来替代阿拉伯语借词，是一种鲜明的文化立场宣示。它指向波斯民族主义的核心信条：伊朗的文明根基远早于七世纪的阿拉伯征服，波斯的身份认同不应被伊斯兰教完全定义。这种思潮在巴列维王朝时期（1925–1979）得到官方大力推动，沙赫（国王）礼萨·汗发起的“纯化波斯语运动”系统性地用古波斯语词汇替换阿拉伯语和突厥语借词，为此成立了波斯语言文化学院，试图在语言层面重建一个直通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民族叙事。就连“巴列维”（Pahlavi）这个王朝姓氏，本身也取自对中古波斯语的称呼。事实上，不只是Izad这一个词，整首《Ey Iran》都极少使用外来词汇，绝大多数用词都是波斯语本土词。

所以，这首歌即使想要呼唤至高存在，但它召唤的也不是一般意义里伊斯兰语境里的神。更准确地说，它借用了一个更古老、也更偏波斯本土传统的词。

1941年：诗人与占领军

要理解《Ey Iran》的分量，必须回到它诞生的那个年代。

1941年8月25日，英国和苏联以伊朗内部亲德为由联合入侵伊朗，史称“英苏入侵伊朗”。礼萨·汗被迫逊位并流放至南非，其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在盟军的安排下继位。伊朗在整个二战期间沦为盟军的后勤通道，即著名的“波斯走廊”（Persian Corridor），承担了向苏联运送租借法案物资的重任。数万英国、苏联和后来的美国军人驻扎伊朗全境，伊朗名义上的主权形同虚设。

1941年，苏军T-26坦克在大不里士。

占领带来的不仅是主权丧失。外国军队征用物资导致严重的粮食短缺，在1942至1943年间使德黑兰等大城市爆发了饥荒，面包价格飞涨，城市贫民大量死亡。与此同时，外国士兵在街头的傲慢行为，随意搜查、言语侮辱、对伊朗平民的蔑视，一切都成为德黑兰市民日常生活中无法回避的屈辱。

关于《Ey Iran》的创作经过，存在多种说法，而且彼此之间出入不小。流传最广的一种版本是：1944年的某一天，诗人侯赛因·戈勒-戈拉卜（Hossein Gol-e-Golab，1895—1985）在赫达亚特大街上目睹外国士兵欺侮伊朗平民，一时悲愤难抑，随即走进同一条街上的伊朗国家音乐学会，将所见所闻告诉了学会的创始人，作曲家鲁霍拉·哈勒吉（Ruhollah Khaleghi，1906—1965），两人当场决定合作创作一首颂歌。

另一种更具戏剧性的版本则说，戈勒-戈拉卜目睹的是一个英国军官当众掌掴一名军衔更高的伊朗军官，而那位伊朗军人因国家处于被占领状态只能忍气吞声，戈勒-戈拉卜眼见此景，含泪赶到哈勒吉处讲述了这件事，两人一拍即合，打算创作一首提振伊朗爱国主义情绪的歌曲，当场在座的著名歌手戈拉姆-侯赛因·巴南（Gholam-Hossein Banan）也表示愿意演唱。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灵感来自戈勒-戈拉卜看到盟军旗帜在阿斯特拉巴德兵营上空飘扬。

不过，据作曲家和作词人的女儿，音乐家戈勒努什·哈勒吉（Golnoush Khaleghi）所言，上述这些广为流传的故事并不准确，属于以讹传讹。

戈勒努什·哈勒吉提供的版本颇为不同。据她所述，这首曲子最初的创作动机并非源于某个街头事件，而是一场音乐理论的争论：哈勒吉的同事、音乐家莫法赫姆-帕扬认为，伊朗音乐的每一种调式都有其固有的情感空间，在该调式下创作的作品必然会反映出那种情感氛围。例如，达什提调式（Dastgāh-e Dashti），这种伊朗音乐中以哀伤著称的调式只能产生哀伤的作品。哈勒吉不以为然，决定用达什提调式写一首具有史诗气质的颂歌来反驳对方，此后才请戈勒-戈拉卜为之填词。如果这个版本属实，那么《Ey Iran》那慷慨激昂的旋律，最初竟然是一场学术赌气的产物。

但有一段话确实出自戈勒-戈拉卜本人，不存在转述争议：“1944年，在占领军的铁蹄令每一个爱国者颤栗的处境下，这首诗的构想浮现在我脑海中。随后哈勒吉教授为之谱曲，在克服了重重政治阻力之后，这首歌终于找到了通往人民心灵的道路。”无论创作的具体经过如何，占领的屈辱是真实的背景，这一点在所有版本中是一致的。

无论哪种说法更接近事实，结果是一样的：1944年10月19日，《Ey Iran》在德黑兰伊斯坦布尔大街的一家电影院首次公开演出，由国家音乐学会管弦乐团演奏，连续两晚，且当场返场三次。哈勒吉后来在《伊朗音乐史》中回忆，首演时现场有外国人在座，而伊朗观众则表现出“更加强烈的情绪”；在他看来，这几乎构成了“对不请自来的外国驻军所施加的第一次间接打击”。这种说法当然也带有回忆者事后的意义赋予，但至少说明一点：首演从一开始就不只是一次普通音乐会，而是被当作一种情绪释放的现场来体验。

副歌中那句被东京街头的抗议者放出的歌词“Jān-e man fadāye khāk-e pāk-e mihanam”（为祖国纯洁的土壤，我愿献出生命）如若放回1944年的处境里，就不太像后来被反复引用的爱国套话了。它更像是占领与屈辱之下的一种直接反应，一种在现实斗争中失败而取偿于艺术想象的无奈选择。

禁歌、代国歌、街头金曲：一首歌的政治漂流

但这首歌后来的遭遇，比它诞生时的处境还要复杂得多。

在巴列维王朝后期，这首歌广泛传唱，但从未获得官方国歌地位，因为巴列维王朝的国歌必须歌颂沙赫本人，而《Ey Iran》通篇只字不提君主恩德，只唱山川大地，这在君主制下反而显得微妙地不驯服。

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巴列维王朝覆灭。新生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最初的混乱时期曾短暂地将《Ey Iran》作为代国歌使用。原因很简单：旧政权的颂歌自然不能再用，而新国歌尚未确定，《Ey Iran》因其不涉及任何具体政权的“中立性”，成了过渡期的权宜之选。

但这段蜜月极其短暂。当神权体制逐步巩固后，当局很快意识到《Ey Iran》的“问题”所在：它太世俗了。整首歌的精神底色是波斯民族主义，而非伊斯兰主义。它歌颂的是伊朗这片土地，而非伊斯兰信仰；它提到的神用的是前伊斯兰的Izad，而非伊斯兰传统的Allah。在一个以“伊斯兰”为国家根本定语的政权看来，这种纯粹的民族主义叙事不仅无用，而且危险——它隐含着一个不需要神权统治也能成立的伊朗想象。

于是，《Ey Iran》一度被列为禁曲，官方电台不再播放，公开场合演唱受到限制。新政权最终选定的国歌充满了对伊斯兰革命和最高领袖（Rahbar）的颂扬，与《Ey Iran》的气质截然相反。

然而历史很快给了这首歌第二次转机。1980年，伊拉克入侵伊朗，两伊战争爆发。这场持续八年、造成近百万人死亡的战争迫切需要全民动员，而《Ey Iran》那种纯粹的、超越教派和政治派系的爱国情感，恰恰是战时凝聚人心最有效的工具。于是禁令悄然松动，这首歌重新出现在广播中、出现在前线士兵的口中。到了战争时期，当局最终还是不得不借助这种更直接的爱国语言来动员社会。和抽象的意识形态相比，“为国土献身”显然更容易被听见。

此后至今，《Ey Iran》在伊朗国内始终处于一种暧昧的灰色地带：官方不再明确禁止，但也从未正式认可；民间广泛传唱，每逢国家危机时刻便会自发地被唱响。而在海外，它几乎成了所有伊朗反对派的最大公约数——无论是怀念巴列维王朝的君主主义者，还是追求世俗共和的自由派，都可以在这首歌中找到共鸣。哪怕是伊朗本土依然笼罩在战火之中的当下，《Ey Iran》却还是在全球各地的伊朗侨民示威活动中被反复唱响，尽管比起1944年来说，立场和阵营都要复杂上了千万遍，而东京街头的那一幕，也不过是这个漫长故事的最新一个注脚。

侯赛因·戈勒-戈拉卜

关于这首歌的作词人侯赛因·戈勒-戈拉卜，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侧面。

“Gol-e-Golab”这个名字本身就意味深长——它的意思是“蔷薇水之花”，取自波斯诗歌传统中最经典的意象。而戈勒-戈拉卜的另一重身份，是一位严肃的博物学家。他毕生热衷于伊朗的植物学研究，晚年几乎将全部精力投入伊朗植物志的编写工作，试图为伊朗高原上的每一种草木留下学名与记录。

他在1985年逝世，享年近九十岁。这意味着他完整地经历了英苏占领、巴列维王朝的兴衰、伊斯兰革命的狂飙以及两伊战争的前半段。他活着看到了自己写下的那首歌被传唱、被禁止、被重新启用、被各种他可能从未预料到的政治力量征用。

但他没有留下任何关于这一切的公开评论。

一个写下了全伊朗最著名爱国诗篇的人，晚年几乎把精力都放进了植物研究里。要硬说这和《Ey Iran》有什么关系，也许只能说：他后来仍然在处理同一片土地，只是方式不再是诗，而是植物志。

文艺作品的不可控旅程

东京街头那段视频让人感慨的，不仅是伊朗政治的撕裂，更是一个更普遍的现象：一件文艺作品一旦完成并进入公共领域，它就开始了一段创作者无法控制的旅程。而如果要为这种失控找一个比《Ey Iran》更极端的案例，大概要去越南。

刘友福（Lưu Hữu Phước，1921—1989）

1939年末，十八岁的越南青年刘友福（Lưu Hữu Phước，1921—1989）在西贡写下了一首法语歌曲《学生进行曲》（La Marche des Étudiants），由同学梅文簿填词，作为学生俱乐部的会歌。彼时越南处于法属殖民统治之下，这首慷慨激昂的进行曲迅速在越南南部的学生中传唱开来，成为校园里心照不宣的反殖民暗号。1941年，东洋学生总会将其选为正式歌曲，刘友福亲自将歌词改写为越南语，更名为《青年呼唤》（Tiếng Gọi Thanh Niên），号召越南青年奋起救国。此后这首歌伴随着抗法运动、八月革命、先锋青年团的成立，一路流传壮大。而刘友福本人在政治上日益倾向越盟阵营，最终成为胡志明麾下的老资历文艺工作者。然而1948年，南方的越南国政府（后来的越南共和国，即“南越”）在寻找国歌时，看中了《青年呼唤》的旋律，毕竟这首歌确实写得好，慷慨激昂，朗朗上口。他们将歌词改头换面，重新填词后命名为《通告公民》（Tiếng Gọi Công Dân），正式定为国歌。一首由共产主义革命者创作的抗殖民歌曲，就这样被意识形态上的对手直接拿去当了国歌，而且连旋律都没怎么改。

1949年，刘友福在河内的越南之声电台公开发表声明，怒斥南越政权盗用他的作品，声称自己从未授权任何人将《青年呼唤》改编为南越的国歌。但这番抗议自然毫无法律效力，毕竟在战争与分裂的年代，著作权是最不值钱的东西。此后三十余年，南越国民在学校、军营和官方典礼上庄严齐唱的国歌，始终是一个共产党人写的曲子。而在北方，刘友福继续为革命事业创作音乐，最终官至越南文化部副部长，1989年在胡志明市去世。他的一生横跨了越南现代史最激烈的全部篇章，而他年轻时写下的那首歌，也在这段历史中被撕成了两半，各自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

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1975年西贡解放，南越政权覆灭，数十万越南人开始了漫长的流亡。这些流散到世界各地的前南越国民——尤其是聚居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橘郡（Orange County）“小西贡”社区的越南裔——将《通告公民》视为故国记忆的核心象征。在每年的社区纪念活动中，在海外越南人的政治集会上，这首歌依然被庄严地合唱，南越的黄底三红条旗帜在加州的阳光下飘扬。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幅图景：一群南越“失乡民”，在异国他乡虔诚地吟唱一首由他们的意识形态宿敌创作的歌曲，用它来缅怀同一个祖国的对手阵营中一位老革命者的青年习作。而这首歌之所以能承担这个角色，恰恰是因为它的原始版本《青年呼唤》和《Ey Iran》一样，在创作之初只是纯粹地呼唤爱国热情，没有绑定任何具体的政权或意识形态。正是这种空白，使它可以被任何一方填入自己的内容。

《Ey Iran》和《通告公民》的命运，的确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它们都诞生于民族危亡的时刻，都因为不为任何特定政权背书而获得了超长的生命力，也都因此被反复征用到创作者未必愿意见到的场景中。戈勒-戈拉卜后来沉入植物志的研究，刘友福则选择公开抗议并继续革命，两个人面对作品失控的反应很不一样，但结果却差不多：歌曲本身并不会听他们的。

至于东京那个路口，波斯语的争吵终究会平息，日语的交通广播会重新接管街道。但《Ey Iran》还会继续它的旅程——也许是在JR中央线高円寺站前附近的伊朗餐厅，又或者是在洛杉矶“小德黑兰”街区的侨民示威中，在世界某个角落的某个路口，被某个伊朗人在某个难以预料的时刻唱起。正如《通告公民》还会在橘郡的某个社区中心被合唱，尽管写出那段旋律的人早已长眠。每一次被唱响，这些歌都会获得一层新的意义；叠加得久了，也就很难再说它们究竟只属于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