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身处逆境，还能审美吗？

人大多都有审美能力，一般都是吃饱喝足之后才有这种能力，或者说每个人都有潜在的审美能力，只不过在吃饱喝足之后才有心思审美。那么一个人身处逆境，还能审美吗？

审美似乎是一种主观活动，并不是完全客观的，也不是纯粹的科学。按理说，人人都有审美能力。这种能力是后天培养的，先天并不具备。人出生之后，会受到后天环境的刺激，逐渐形成经验。经验里面包括审美经验，就是人要认清周围事物的美与丑，认清人的善与恶。可是这种美与丑本身带有很大的偏见，或者说是人为规定的，不一定是客观的。很多孩子都认为小白兔可爱，是善良的，大灰狼吃小白兔，那么大灰狼就是丑陋的，是邪恶的。实际上无论是小白兔还是大灰狼，都是自然界存在的动物，是食物链上的一环，不存在可爱与丑陋之说，也不存在善良与邪恶之说。只不过很多孩子听了大灰狼吃小白兔的童话，就同情弱者，生出很多同情之心，因同情而喜爱，就认为小白兔是可爱的，而大灰狼是丑陋的。人就是这样，很容易产生移情。就是把主观情感移注到客观事物上，给客观事物赋予了一定的情感，让客观事物带有人的情感，其实客观事物并没有人的情感。人很容易同情弱者，认为小白兔、小绵羊、小鹿都是善良的，而食肉的大灰狼和大老虎都是邪恶的，狐狸是狡猾的等等。这种认识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审美倾向，而这种审美是后天知识灌输的结果，却不是科学的，也不是客观的。

似乎每一个人都带了一定的审美偏见，自己认为美的，别人不一定认为美，自己认为丑的，别人不一定认为丑。审美一般都发生在没事的时候，或者说吃饱喝足之后，闲得无聊的时候。原始人在吃饱喝足之后，会在洞穴的石壁上画岩画，流传到现在已经有几千年了。倘若他们朝不保夕，吃不饱，喝不足，面临生存的挑战，还有心思画岩画吗？当然没心思了，要尽力寻找水源，获取食物。可是到了后来，社会出现了细致的分工，有了专业的文人出现。那么文人的专职工作就是写诗作词，写文章。这样的文人有可能是权贵，也就是做官的，也有可能是民间的书生，穷困潦倒，但仍然带着美好的理想生存，甚至借债生存，也仍然要读书，要到权贵家里做门客，争取为权贵出谋划策，立功之后获得封赏。有了科举考试之后，民间的读书人要参加科举考试，考中之后可以做官，仍然可以写诗文。而考不中的书生，即便穷困潦倒，身处逆境，也仍然可以写诗文。他们写的诗文大多具有审美倾向，起码得有自己的审美情绪。不管是写风花雪月，还是写离愁别绪，大多具有一定的审美情感。写宫体诗的那些作家大多是官员，整天过着悠游卒岁的生活。当然要精雕细刻，诗风绮靡，美则美矣。但容易产生同质化现象严重的问题。“三曹”的诗歌清新爽朗，一扫六朝绮靡风气。人们认为曹植的诗歌是最好的，起码比曹丕做的诗要好，实际上，只是同情曹植的悲惨遭遇，产生了强烈的移情效应。

曹植身处逆境，仍然可以写审美化的诗歌。因为在诗人眼中，世间万物都可以入诗，都带有诗人的主观情感，体现诗人独特的审美境界。普通人看到的世间万物，都是客观形象，不具备诗的审美观照，当然写不出好诗。私人就不一样，不管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可以写出不错的诗歌。相对来说，曹丕写的诗比曹植要好。后代刘勰写的《文心雕龙》中提到：“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意思是，文帝曹丕身为皇帝，地位尊贵，被世人贬低文学才能；思王曹植政治上受挫，处境困窘，被世人抬高文学价值。其实曹植受到迫害，政治上不如意，但仍然可以审美，而不是不写诗了。陶渊明政治上失意，辞官归隐，躬耕田亩，要做一个农夫，其实他做不了农夫，种的地“草盛豆苗稀。”靠亲朋好友接济度日，最终在贫病中死去，但他写的田园诗却是高度审美化的。也就是说他，身处逆境，但仍然可以审美，而且写出高度审美化的田园诗，还成了田园诗创作的鼻祖，为后代人营造了精神的港湾。就像两千多年以前，孔子的弟子颜回一样，住在简陋的房子里，一天吃的很少，吃的都是粗食。“人不堪其忧，回亦不改其乐。”他每天都能获得新知识，享受精神上的快乐，其实就是精神上产生了审美的思想，而不会被窘困的现实条件束缚，当然，就可以在逆境中审美。

倘若逆境中审美的人，放到现在，就会被很多人笑话，说他们是穷乐呵。穷似乎成了难以摆脱的痼疾，也成了被人笑话的把柄。孔子曾说过：“君子固穷。”这种穷是指窘困，是说君子很可能处在窘困的状态中，但君子要保持思想上的纯净。也就是君子是生活在纯净的精神世界中的，讲究礼仪道德，而不是像小人那样做事无底线。君子生活在纯净的精神世界，会以纯净的精神来关照周围的事物，甚至以好人之心度恶人之腹。君子会审美，艺术家也会审美，甚至很多人都会审美，只不过一些人被工作和生活，消磨了热情，失去了审美的能力，以至于整天庸庸碌碌，浑浑噩噩，活在被物欲束缚的世界，而不能达到精神纯净的境界。一个人身处逆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意志消沉，精神泯灭，成为行尸走肉，成为麻木和愚昧的人。人应该在逆境中奋起，同时保持一定的乐观精神，就像以前革命者保持的革命乐观精神一样，哪怕过雪山草地，也仍然要扛着红旗，唱着歌。哪怕他们身陷囹圄，也仍然写下饱含深情的书信。不管是林觉民的《与妻书》，还是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都带有强烈的审美倾向，文气沛然，情真意切。

一个人身处逆境，完全可以升为就像杜甫身处逆境，写下“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诗句一样。甚至很多艺术家在逆境中创作，可以创造出优秀的作品。逆境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审美能力，而在逆境中能够保持审美能力的人，才是真正伟大的人，或者说是精神伟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