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1970年采访毛主席五小时想上厕所，毛主席：老朋友，用我的吧

1970年10月1日清晨，北京的天空还带着一丝秋凉，天安门广场上已经人山人海。熟悉的人都看见，在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外宾中，有一位头发花白的美国人格外显眼——他就是埃德加·斯诺。这个名字，从1930年代起就与中国革命紧紧系在一起。很多人只知道那天他出现在城楼上，却未必清楚，他与毛泽东之间，早在30多年前就结下了一段跨越战火与国界的“老朋友”情谊，而那次持续5个小时、期间还闹出“想上厕所”的会谈，正是这段历史关系的一个独特注脚。

有意思的是，把时间往回拨一拨，从陕北窑洞的第一次对话，到中南海游泳池畔的长谈，斯诺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政党如何从旷野走向执政，也见证了中国在对外关系上从封闭走向主动开放的关键转折。外部记者的视角，在这一长段历史中，看似边缘，却实实在在参与了历史的书写。

一、风从西方来：一个美国记者眼里的“红色中国”

1930年代，中原大地战乱频仍。1930年斯诺来到中国任教和采访时，他对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了解极其有限。在许多西方人眼里，“红色政权”更多是一团模糊的传闻，夹杂着各种夸张描绘与刻意污名。斯诺起初也只是带着好奇在观察，直到接触到更多一手材料，他的判断慢慢发生了变化。

1933年前后，他在《现代史料》月刊上发表文章，提出一个颇为大胆的看法：共产主义在中国不再是空洞的幻影，而是正在形成的现实政治力量。这句话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中，显得有些“逆风”。但对斯诺来说，这是他在长期走访、接触各方人士之后得出的理性结论，而不是简单的意识形态站队。

真正让他作出重大决定的，是对陕北苏区的好奇以及对“另一种中国”的求知欲。1936年夏天，在中共地下组织和中间人士的多方斡旋安排下，斯诺终于得到了前往陕北苏区采访的机会。这一趟路，并不轻松，从华北到陕北，中间多次绕行、隐蔽行进，可以说步步都有风险。但他坚持走了下去，因为在他看来，如果不能进入那个“被隔绝的世界”，关于中国的报道就永远是不完整的。

到达保安后，他见到的并不是传闻中“穷凶极恶”的“匪徒”，而是一群穿着单薄军装、脸色黝黑、行事有度的红军战士。他注意到，部队纪律较严，沿途老乡对部队干部有一种既亲近又尊重的态度，这与许多西方从旧中国军阀身上得到的印象完全不同。这种现场感受，对他之后的判断影响极大。

有一幕，他记得非常清楚。那天午后，一位身材不高、走路很坚定的男子主动从山坡上走下来，伸出手说：“欢迎你到苏区来。”这位男子，就是42岁的毛泽东。当时毛泽东刚结束长征不久，身体仍显瘦削，却精神饱满。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正式接待西方记者，主动走下坡，与其握手致意，这一动作，本身就透露出一种开放姿态——既是对外来记者的尊重，也是对外界了解自己的期盼。

窑洞中的系列访谈，是这段陕北经历的核心部分。那不是象征性的合影，也不是几句套话，而是一次又一次深夜对谈。斯诺坐在窑洞里，看着毛泽东一边抽着烟，一边把自己的革命经历、对中国形势的判断、中共的政策一步步讲清楚。期间，毛泽东时而用手在土炕边比划，时而停顿片刻思考，用词谨慎又不失直率。

那些天，窑洞外的生活也让斯诺印象颇深。他看到年轻的女孩子坐在手拉风箱旁，连续很长时间有说有笑地拉着风箱；看到战士们忙完训练，围着火堆唱歌；看到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开群众会时老乡敢当面提意见。这些画面，与西方媒体刻板报道中的“暴力”“混乱”完全不搭界，更像是一群在极端艰难环境中，仍试图保持秩序和希望的人们。

为了让读者相信自己的所见所闻不是“杜撰”，斯诺离开苏区时，特意带走了不少“证据”。其中有红军帽，有苏区铸造的铜币，还有徐海东将军送给他的一个玉制鼻烟壶。徐海东当时是红军高级将领之一，长期在前线指挥作战，却掏出这样一件带着个人情感的物件送给外宾，说的是：“留个纪念。”这一细节相当朴实，却在无形中增添了一份信任意味。

这些纪念品，后来被斯诺摆在自己的书房里，既是采访素材的实物佐证，也是他个人记忆的触点。借助这些具体物件，他在讲述时能迅速回到当年的场景，使文字不至于虚空抽象。

从1936年的那一段时间起，斯诺决定系统记录自己在苏区的见闻，他的视角开始由“旁观者”转为“记录者”，尽量减少先入为主的评判，用日记式的细节去还原一个立体的革命根据地。这为后来那本广为流传的书打下了基础。

二、一本书和一群人：〈红星照耀中国〉的传播与回响

时间来到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已经响起，北中国进入全面抗战局面。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斯诺在北京郊外租住的小楼里，紧锣密鼓地整理笔记，撰写关于中国红军和中共和国土纵横跋涉的长篇报道。这本书，后来被命名为《红星照耀中国》。

这部著作篇幅较长，英文原版四百多页，结构采用新闻报道的写法，却不乏叙事张力。书里既有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人的专章，也有普通战士、小脚妇女、少年儿童的碎片化故事。斯诺刻意不去用政治口号堆砌，而是把一个个场景连缀起来，让西方读者从生活细节中理解这个“新政权”。

书名中那个“红星”的意象，非常醒目。对许多当时的英国、美国读者而言，这颗“星”既陌生又新鲜。1937年夏秋之交，书在英国率先出版，短期内多次再版。在伦敦的书店里，这本讲述遥远东方革命故事的作品出乎意料地畅销，有些书店甚至需要提前预订。

不久之后，美国版也面世。出乎作者想象，这本书在大洋彼岸同样引起了热烈反响。许多原本只从官方文件或片面报道中了解中国的美国青年，通过这本书第一次看到“长征”“苏区”“红军”这些词语背后的具体人和事。有人因此决定前往中国任教，有人选择加入援华团体，也有人开始研究中国问题。

对于中共方面而言，这本书的意义就更不用多说。由于当时的国际传播条件有限，中共自身几乎不可能在西方世界大规模发声。斯诺的报道，恰好起到了一座“桥”的作用。通过一个被西方舆论场接受的记者口，红军长征的经过、苏区的政治制度、干部与群众的关系，被相对系统地呈现出来，打破了不少以讹传讹的刻板印象。

在书中，斯诺花了相当篇幅描述长征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转移”。他记录了红军翻越雪山、穿过草地的艰险，也写到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如何在战火中讨论战略与路线。这些内容对当时的西方军界和学界而言极有参考价值，因为它涉及到一种与传统战争形态不同的“群众战争”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后，其影响并没有停留在书店的销量上，而是慢慢渗透到对华政策的讨论中。一些早期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把这本书视作了解中共的基本材料；有的外交官在驻华期间，也会翻看这本书，以求对另一股政治力量多一些认知。尽管立场各有不同，但一个事实逐渐被更多人承认：这支在中国西北山区站稳脚跟的红军，不是昙花一现，而是在特定土壤中成长起来的力量。

从1937年开始，斯诺与中共之间的联系并未中断。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多次往返各地采访，战争和疾病也让他的身体负担越来越重。但在关键时刻，他仍愿意为外界解释中国局势的复杂性，用相对冷静的笔调提醒读者：不能简单地用“红”“白”两色，把这个国家的局面划分清楚。

多年以后，毛泽东谈及这本书时，曾对身边人说过，大意是：“他写得比较真实。”这句话含义很重。对一个长期被封锁、被误读的革命力量来说，“比较真实”本身就已经是一种难得的肯定。

三、重逢与长谈：天安门城楼到中南海泳池

时间迅速拉到1970年。新中国已成立21年，中美之间仍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世界格局在冷战中僵持，越南战火不断，中苏关系恶化，中美之间也在寻找可能的接触点。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斯诺再一次来到中国，这成了他与毛泽东的最后一次深度接触。

1970年10月1日，斯诺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这个安排本身就带有相当强的政治信号。那一年，毛泽东已经76岁，斯诺也已年过花甲。两人之间隔着的不仅是岁月，还有整个时代的变换。

当天的观礼队伍中，中方安排斯诺站在显眼位置，周围是各国友人和中方领导人。礼宾人员对他照顾得相当周全。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在城楼上与他寒暄，询问身体和旅途情况，言谈之间显得亲切又庄重。对熟悉内情的人来说，这不只是对一位老朋友的礼遇，也是在通过一个熟悉的面孔，向外界传递某种“转圜”的信号。

不久之后的一天，斯诺被邀请到中南海参加一个规模较小的会见。地点选在游泳池旁，这里是毛泽东当时经常办公、谈话的地方。池水碧绿，四周树木环绕，环境相对轻松，却见证了不少重要外交场合。

会见开始时，周恩来、汪东兴、王海容、唐闻生等人都在场，负责翻译、记录和服务。毛泽东坐在躺椅上，神情略显疲惫，但说起话来仍然中气十足。他招呼斯诺在身边坐下，开口就提到多年未见的旧事，还问及对方的近况。

不久，毛泽东把话题引向中美关系。他提到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名字，语气平和又带着几分试探意味：“如果他愿意来，那就欢迎。”周恩来在一旁认真听着，不时补充具体情况。可以看得出来，这并不是一次单纯的“叙旧”，而是在利用老朋友这个渠道，把外界关心的问题摊开来讲。

这场会谈持续了大约5个小时。对当时已步入晚年的毛泽东来说，如此长时间会见外宾并不多见。谈话中，双方讨论了亚洲局势、中苏关系的变化、中美之间可能的接触路径等敏感话题。毛泽东的表达并非条文式，而是带有中国式的比喻和绕弯，斯诺则认真听着，不时插问，试图把一些语义弄清楚。

谈到一半时，出现了一个较为“生活化”的插曲。斯诺起身，略显尴尬地向翻译小声说了句：“我想上厕所。”翻译向毛泽东请示后，毛泽东摆摆手，说了句颇为直率的话：“老朋友了，用我的。”一句看似随口的话，却把双方的关系一下拉近了许多。

在当时的礼宾惯例中，外宾使用领导人专用卫生间，并不是常例，尤其是在如此敏感的会见场合。毛泽东这一句“老朋友”，既是对多年交往的认可，也含有一种信任意味：在重大议题谈到关键处，他不认为这样的生活细节会“破坏气氛”，反而把它当作再自然不过的事。

斯诺回到座位后，会谈继续。毛泽东谈及尼克松可能访华的问题，态度并不回避。他明确表示，如果美国领导人愿意打破僵局，中国方面并不拒绝。如果说之前的信号还带有模糊性，那么这次通过一位在西方有一定影响力的记者传递出来，就显得格外清晰。

从外交史的角度看，1970年这一场会见，是之后一系列中美接触的重要铺垫。1971年“乒乓外交”打开缺口，同年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尼克松正式访华，几乎每一步都可以在这次对话中找到伏笔。可以说，这5个小时的谈话，把一个可能性变成了明确方向。

四、物件、场景与人：三十余年交往的隐线

回头看斯诺与毛泽东的交往，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特点：许多关键时刻，都与具体场景、具体物件密切相关。它们看上去只是背景，却在默默承载着历史记忆。

陕北的窑洞，是他们第一次长谈的地方。土炕、油灯、简陋桌子，这些象征着那个时期的艰苦环境，也映照出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生活状态。在那样的环境下谈世界局势和中国前途，既显得有些“简陋”，又很契合当时的历史条件：一切宏图都从最朴素的地方起步。

中南海的游泳池，则是晚年毛泽东处理政务和外交接触的一个重要空间。池畔的藤椅、躺椅、茶几，营造出一种介于正式与非正式之间的氛围。很多时候，正是在这种半松弛的场合，复杂的外交话题得以以相对灵活的方式展开。1970年那次会见，就是典型例子。

再看那些纪念物。1930年代，徐海东送给斯诺的玉制鼻烟壶、苏区的铜币、红军帽，都是战争年代的产物。它们见证了红军在极端困境中依然努力维持经济运转与组织纪律，也折射出战场之外的人际温度。对斯诺而言，这些物件既是采访凭证，也是情感纽带。

到了1970年，中方在礼宾安排上同样不吝重视。斯诺此行，既有对他早年客观报道的感谢，也有现实外交考量。在会见前后，相关部门安排了拍照、记录，并极力确保他的作息和健康。接待中的细节，比如职位排序、座位安排、翻译配置等，都体现出“老朋友”的身份定位。

如果把1930年代到1970年代这三十余年的时间线拉成一条弧线，就会发现斯诺的角色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记者”两个字上。他既是观察者，又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沟通的媒介。通过他的笔，通过他的回忆，外部世界看到一个动态变化的中国，而中国这边，也通过他了解西方舆论某些真实的思考。

这一点在中美关系的演变中格外明显。1940年代以后，中美之间长期隔着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高墙，双方认知严重错位。在这种背景下，能被双方都视作“可信”的个人非常有限。斯诺恰恰就是那样少数几个人之一。他既与中共领导层有多年交往，又在西方舆论场拥有一定声望，能够在双方都能接受的范围内说话。

从这一层看，1970年那句“老朋友了，用我的”，就不仅仅是生活上的一句玩笑，而是象征性的表达：把一个西方记者当作“自家人”对待，在关键问题上不设过多戒心，这样的信任基础为后续的外交动作提供了“软支撑”。

也正因为有这样的长期积累，后来研究中美关系缓和历程的学者，在梳理档案和回忆录时，都不得不把斯诺的几次访华纳入整体分析之中。这段跨越战争与和平时期的交往，提醒人们一个朴素道理：历史走向的背后，往往离不开看似微小的个人互动。

从陕北到中南海，从窑洞到泳池，从一本书到一场长谈，斯诺与毛泽东之间的故事，嵌在二十世纪中国大变局之中。它既不是传奇式的“生死之交”，也不是简单的新闻采访关系，而是一条贯穿数十年的交往线索。在这条线索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从秘密武装到执掌全国政权的路径，也能看到新中国在复杂国际环境中探索外交突破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