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611落幕，不等于SEP全球博弈结束

DS611，是WTO争端案件编号，正式案名为“China — Enforc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它表面上看像是在讨论中国法院在几起标准必要专利（SEP）案件中签发的禁诉令，但本质上并不是对某一个具体案件的单独审查，而是欧盟把中国法院在五起SEP纠纷中的禁诉令实践，连同其背后被指已经形成的“未成文禁诉令政策”，作为一个整体提交到WTO审查。欧盟的核心主张是，中国法院通过禁诉令和高额罚金，限制SEP权利人在德国、英国等其他法域继续提起侵权诉讼或执行判决，这已经不只是程序协调问题，而是实质影响了专利权人在其他WTO成员境内行使排他权和许可谈判权。WTO最终也正是沿着这条思路展开审查，并在2025年7月21日的第25条上诉仲裁裁决中认定，中国这项未成文的ASI政策违反了TRIPS相关义务。

4月1日，欧盟委员会进一步对外宣布：中国已在WTO正式表示撤回其“禁诉令政策”。这意味着，围绕DS611的履行进程，已经走到了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节点。这里首先要分清一个时间层次：2026年4月1日不是新的裁决日，而是中方履行2025年7月21日WTO第25条上诉仲裁裁决的公开节点。真正具有裁判意义、真正改写规则边界的，是2025年7月21日那份裁决，而4月1日，更像是这场制度争议进入履行收束阶段的公开确认。

这起案件之所以重要，不在于它又多了一场中欧知识产权争端，而在于它第一次把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摆上了WTO桌面，单一国家的法院在SEP纠纷中，能否通过禁诉令这种程序工具，实质性改变全球专利权的行使格局？

DS611给出的答案很明确，个案性的司法措施，未必当然违法；但一旦这种做法被认定已经形成一种具有一般性、前瞻性、制度化倾向的“政策”，并且其效果足以挫败其他成员境内专利权的保护、执行与许可谈判机制，就可能触碰TRIPS的底线。

一、DS611真正裁的，不是五个案件，而是一种“做法”

我们容易把DS611理解成“欧盟把中国五起SEP案告到了WTO”。这话不算错，但并不准确。

更准确地说，欧盟在DS611中挑战的，并不是某一纸禁诉令本身，而是中国法院在五起SEP案件中签发禁诉令所体现出来的一套整体实践，并进一步主张这种实践已经上升为一项未成文的、具有一般和前瞻性适用效果的“ASI政策”。WTO第25条上诉仲裁裁决明确记载，欧盟所挑战的既包括“ASI policy”本身，也包括五个具体实例：Huawei v. Conversant、ZTE v. Conversant、OPPO v. Sharp、Xiaomi v. InterDigital、Samsung v. Ericsson。

这也是DS611最关键的法理突破所在。

如果只是五个已经失效的个案，WTO完全可能把它当成一次性争议处理掉；但当欧盟成功把这些案件组织成一套“规则性实践”的证据链后，案件性质就变了。它不再只是某几家企业之间的许可费率攻防，而变成了对中国SEP司法工具箱整体边界的一次国际审查。专家组先认定欧盟已经证明中国存在一项未成文、一般且前瞻适用的ASI政策；2025年7月21日的上诉仲裁没有推翻这项认定。

所以，DS611真正落下的，不是一句“中国某个法院那次发禁诉令不对”，而是一句更重的话：WTO接受了“禁诉令政策”作为一项可被整体审查的措施。

二、这场争端的核心是“禁诉令能不能跨境改写专利权”

从裁定文本上看，DS611并没有简单宣布“禁诉令违法”。这点很重要。

2025年7月21日的第25条上诉仲裁裁决，一方面维持了专家组对于“ASI政策存在”的认定，另一方面推翻了专家组在TRIPS第1.1条、第28.1条和第28.2条上的关键解释，并最终完成法律分析后认定，中国的ASI政策与TRIPS不符。欧盟委员会4月1日的公告也明确概括了这一点，仲裁员认定，中国这项未成文政策限制了SEP权利人对非中国专利在其他WTO成员法域中的执行与有意义行使。

简单说，WTO这次真正盯住的，不是禁诉令这三个字本身，而是它的跨境效果——当一种国内司法工具，开始实际改变外国法院禁令的意义、外国专利的可执行性，以及全球FRAND谈判的力量分配，它就不再只是程序问题，而变成TRIPS问题。

三、五起案件是“政策存在”的证据，而不是裁判的终点

DS611中常被提到的五起案件，都是2020年前后中国SEP诉讼格局迅速抬升时出现的关键样本。欧盟和欧委会的公开材料都指出，自2020年8月起，中国法院开始签发相关禁诉令，并伴随高额罚金风险，阻止权利人在境外继续寻求救济。

但从WTO裁判结构来看，这五个案件的作用，并不是让仲裁员逐一打钩式认定“每个个案都违法”，而是作为证据去证明，这不是偶发性的司法创新，而是一条已经成型的裁判路径。

这也是为什么，最终WTO没有必要再对五个已经失效的个案逐一重复作出TRIPS第28.1或第28.2条的实体违法判断。因为对于争端解决来说，把政策层面的口子堵住，比事后追认每个失效决定更重要。

这是一种典型的国际争端解决逻辑，不算旧账，而是优先处理仍在“继续发生约束力”的那一层规则或做法。

四、DS611改写的是SEP全球治理的权力结构

如果只把DS611理解成“欧盟赢了、中国撤了”，那就”肤浅”了。

这场争端真正揭示的是，SEP争议已经不是单纯的侵权诉讼，也不是单纯的FRAND费率之争，而是全球司法管辖权竞争的前沿。

过去几年里，中国法院通过全球费率裁判、禁诉令、平行诉讼协调等工具，迅速进入SEP全球治理中心；英国、德国法院则继续通过禁令传统、反禁诉令、反反禁诉令等路径维护权利人优势；欧盟在政策层面不断试图把SEP争议重新纳入更可控、更透明的制度框架；美国也在通过政策协调和产业安全逻辑重新介入标准必要专利秩序。DS611并没有终结这些竞争，它只是把一个被WTO认定越界的制度工具，先按下了暂停键。关于本案程序本身，WTO案件页显示，欧盟于2022年2月18日提出磋商请求，案件此后进入专家组和第25条仲裁程序，中国则于2025年8月20日表示有意执行裁决。

也正因此，这起案件的意义，不只是“以后中国法院还能不能发ASI”。

值得关注的是，在全球FRAND秩序尚未统一、各国法院都在争夺费率裁判权和禁令主导权的现实下，未来谁有资格定义“公平、合理、无歧视”，谁就仍然握有技术交易的定价权。
全球标准是统一的，专利是分国别的，诉讼却越来越全球化。

这意味着，下一轮博弈不会停止，只会换工具、换路径、换语言继续发生。

知产力判断

撤回政策，并不自动等于全球SEP诉讼中的中国因素减弱；更不等于中国法院以后在FRAND争议中失去塑造力。

换句话说，DS611结束的是一个阶段，不是一种竞争。当专利诉讼开始承担全球技术定价功能时，司法边界到底画在哪里？从这个层面来看，4月1日的“撤回”，不是尾声，更像是SEP国际治理进入下一阶段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