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张治中生活困难，不得不向傅作义借钱，总理：是我疏忽了啊

1969年4月，北京，送别仪式上，周恩来站在张治中的遗像前，没有说话，只是默默流下眼泪。

从1924年黄埔军校第一次碰面，到这一刻，整整四十五年。两个人，分属两个对立的党，却走完了这一生。

这究竟是一段什么样的关系？

1924年，广州，黄埔军校刚刚建校。

那一年，张治中三十出头，已是保定军校出身的老资历，被蒋介石委以重用，担任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周恩来比他小八岁，担任政治部主任，年轻、话少、做事利落。两个人都调到入伍生总队，一个当党代表，一个当总队副，就这样开始了第一次并肩。

军校里气氛复杂。国共两党表面合作，暗地里早已剑拔弩张。

张治中没站队。但他的行动出卖了他的立场——他明显偏向左边。

蒋介石起了疑心，悄悄找亲信王懋功问话：张治中是不是共产党？王懋功出面力保，说这是谣言，蒋介石才没再追究。但疑心种下了，就没真正消过。

张治中和周恩来，谈得越来越深。那段时间，一见如故这个词用在他们身上，不夸张。两个人都主张国共合作，都对派系倾轧感到厌倦，都认为眼下最要紧的事是把革命做成，而不是在军校里窝里斗。

1926年，张治中做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他直接找周恩来，提出要加入共产党。

周恩来没当场拒绝，而是说要请示组织。过了些日子，他回了话：中共欢迎，但现在时机不对。两党有约，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眼下不便，暂且搁置。不过中共会暗中支持张治中，不会让他难做。

张治中沉默了一会儿，说：中共的意见有道理，有远见，我就继续干国民党。

这件事，就此翻篇。但它埋下了一条线，这条线后来穿起了两个人几十年的来来往往。

1925年，有一件小事，后来被反复提起。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军校里结婚，经济不宽裕，打算简单办一下。

张治中不干，自己掏腰包，张罗了两桌酒席。那天他平时不怎么喝酒，但喜宴上和周恩来对饮，把人给灌醉了。邓颖超后来和张治中的儿子张一纯聊起这事，还笑着说：你父亲讲笑话最厉害，别人笑得东倒西歪，他自己绷着脸一点表情都没有。

这就是张治中。硬派、直接，但藏着一股真情。

1927年，国共关系彻底破裂。内战爆发，张治中做了一个此后坚守了二十多年的选择——退守二线，专心搞军事教育，绝不上前线打共产党。这一退，就是十年。

抗战结束，两个人又走到了同一张桌子前面。只不过，这一次是作为对手。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举国欢庆，但张治中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出门，不参加任何庆祝活动。他在想一件事：仗打完了，国共之间怎么办？

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回避。

蒋介石三次发电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谁去延安接人，这件事本身就是个政治动作。最后，张治中主动请缨，和美国大使赫尔利一起飞赴延安，把毛泽东接到了重庆。

抵达延安之前，张治中就已经在盘算安全问题。他找到周恩来，直说：毛泽东住在外面我不放心，我把桂园腾出来，让他住，我一家人搬走。

周恩来考虑了一下，同意了，但在警卫安排上提出了调整意见——张治中原打算调用自己安徽老乡组成的手枪排，周恩来说，这样万一出什么事，责任全在你一个人身上，换成重庆警备司令部的人，内部保卫用便衣。

张治中一家，就这么搬出了自己的房子。14岁的张一纯从楼里搬到了传达室。

重庆谈判打了四十多天。两边的首席代表，国民党这边是张治中，共产党这边是周恩来。在谈判桌上，两个人都没手软。争得面红耳赤是常态，谁也不肯在原则问题上让步。但下了桌，两个人又坐在一起喝酒、聊天，跟没事人一样。

1945年10月10日，《双十协定》在桂园签字。协定刚签完，周恩来就找到张治中，说毛泽东一个人回延安不放心。

张治中想都没想：既然我把人接来了，我当然负责把人送回去。于是他亲自陪同，护送毛泽东飞回延安。毛泽东在延安欢迎会上公开说，张治中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

"三到延安"——第一次是接毛泽东去重庆，第二次是送毛泽东回来，第三次是1946年3月，张治中作为军事三人小组成员（另两位是周恩来和美国代表马歇尔），飞赴延安处理整军谈判事宜。

那次欢迎晚会上，张治中站起来说了一句话：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写上"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

台下掌声雷动。毛泽东笑着跟他开玩笑，说或许以后还有机会来，为什么只说"三到"？在这前后，还有一件事被很多人忽视了，但张治中自己认为这是他做过的最重要的事之一。

新疆，关押着一百三十多名共产党干部和家属。这些人是被军阀盛世才抓进去的，在里面待了多年，处境极度危险。张治中出任新疆省主席期间，在蒋介石面前反复斡旋，最后把这些人全部弄了出来，安全护送回延安。

这件事，在当时的国民党将领里，没有第二个人敢碰。

1949年4月1日，北平。张治中带着南京政府代表团，乘飞机抵达。按惯例，周恩来应该到机场迎接。但那天，中共代表团一个人都没去。去接机的是北平市副市长和东北野战军参谋长，级别不低，但释放的信号很清楚——周恩来在表达不满。

原因很简单。张治中临行前，专程去溪口拜访了已经"下野"的蒋介石。这件事周恩来知道得一清二楚。

张治中一下飞机，心里就咯噔了一下。

等到当晚六点，周恩来才带人到六国饭店来，摆了一桌宴，见面的气氛这才缓过来。但饭没吃多久，周恩来直接发问：你是南京政府的代表，还是蒋介石的代表？

张治中说是南京政府的代表。

周恩来继续追：既然是南京政府的代表，为什么离京前还专程去溪口见蒋介石？张治中解释说蒋介石虽然下野，但军队还在他手上，没有他点头，谈出来的协议也没用。

周恩来当场指出：你这样做，只会加强蒋的地位，坐实他依然控制着南京代表团，这种由蒋导演的和谈，中共不能接受，人民也不能接受。

这一番话，把张治中和邵力子都说得无言以对。他们这才搞清楚，机场那个冷遇，是为什么。

谈判打了半个多月。4月15日，周恩来把《国内和平协定》最后定稿交给张治中，说得直白：这是最终方案，20日前必须答复，否则解放军过江。

4月20日，南京方面的回电来了：拒绝。

当晚，周恩来再次来到六国饭店，告诉张治中：既然南京拒绝签字，解放军只好渡江了。

临走送到楼梯口，周恩来忽然停下脚步，回头问了一句：你觉得解放军渡江需要多长时间？

张治中想了想，说：南京方面有海陆空三十万人，工事修了好几个月，我看没有一个礼拜是过不去的。

周恩来笑了笑，握手告别，下楼走了。后半夜三四点，前线来电：渡江成功。张治中知道消息的时候，天还没亮。

和谈破裂，按理他该回南京复命。他是首席代表，谈崩了，总得回去交差。但就在他犹豫的时候，周恩来来了。

周恩来说，和谈虽然破裂，但形势变化很快，南京政府内部已经四分五裂，将来恢复谈判未必没有可能，你留下来，比回去有用。

张治中心里有个坎——蒋介石对他有知遇之恩，这么多年重用信任，他觉得自己得讲点"道义"。

周恩来听他说完，换了一个角度，说了一句话，直接把张治中击穿了：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

西安事变，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结果被软禁了半辈子。周恩来拿这件事说话，意思再清楚不过：不要做第二个张学良。

张治中留下了。

但另一件事悬在他心上——家人还在上海。

周恩来早就在安排了。4月24日，一架从上海来的飞机降落在北平。机舱门打开，走下来的是张治中的妻子洪希厚和孩子们，还有弟媳和保姆。整个营救过程险象环生，飞机起飞后国民党派出追机，幸好最终降落在共产党控制的机场，有惊无险。

张治中在北平机场看见家人从飞机上走下来，眼眶红了，说不出话。他看向周恩来，只说了一句：恩来先生，你真会留客啊。

1949年6月26日，张治中发表《对时局的声明》，公开与蒋介石决裂，号召国民党将领拥护共产党，不要再和人民为敌。这篇声明一出，等于彻底关上了回头路的门。国民党随即宣布开除他党籍，发出通缉令。

周恩来同一时间找到公安部门，特别交代：张治中是我党的恩人和朋友，务必保证将军的安全。

新中国成立，张治中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副国级。

但他的日子，过得并不宽裕。

一辈子清廉，没捞过钱。工资不多，家里孩子多，开销压着。有一段时间日子实在紧，他找到老朋友傅作义，开口借了两百元。傅作义当场借出五百，还说以后有困难随时来。

这事，是傅作义有一次和周恩来谈话，无意中说漏了嘴。

周恩来听完，脸上是懊恼，自责道：这件事是我疏忽了。傅作义赶忙说，你要管的事太多了，别太自责。

周恩来随后指示有关部门，给张治中送去六千元，并安排专家给他治疗腿部疾病。只要有空，他要么邀张治中来家里坐，要么自己登门拜访。张一纯后来回忆，每次来，周恩来都习惯坐在沙发旁边的脚凳上，跟在桂园的时候一样。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处境艰难。张治中改不了直脾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一万多字的信，替彭德怀说话。这封信要是传出去，后果不堪设想。周恩来把信截下来了，只回了张治中一句话：信已收到，请将军好好休养。

没有多余的解释，但张治中心里明白，这是在保护他。

国民党将军的身份，在那个年代就是靶子。好几次，有人直接冲进他家里。周恩来得知，立刻派解放军便衣保护，并在接见红卫兵代表时公开说：张治中三到延安，重庆谈判时亲自迎送毛主席，保证了主席的安全，他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敌人，你们不要再去了。

但局势压不住，红卫兵前后冲入张治中家中五次，抄家、质问、侮辱。张治中当场从椅子上颤抖着站起来，指着对方说：我的历史你们可以去问毛主席和周总理。

1969年4月，张治中在北京去世。有关部门的初始建议是：不举行任何仪式，派人慰问家属即可。周恩来不同意。

他做了两个决定：第一，要为张治中举行隆重的送别仪式，亲朋好友都可以参加；第二，他本人亲自出席。送别仪式那天，周恩来站在遗像前，没有说话，只是流泪。

从1924年黄埔军校第一次见面，到1969年这场送别，中间隔了四十五年。两个人在谈判桌上顶过，在饭桌上喝过，互相保护过，也互相得罪过。有拍桌子的时候，有称兄道弟的时候，有一方在绝境里被另一方拉了一把的时候。

周恩来后来评价过张治中，说过这样一句话："这个人很复杂，又很简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张治中去世后，周恩来托邓颖超把自己存了多年的一笔积蓄，悄悄送到了张治中家里。这事没有对任何人提起，后来是邓颖超和张一纯聊天时，偶然说起，才为外界所知。

张一纯回忆父亲与周恩来的来往，提过一件事：当年周恩来在他的本子上题过词，写的是——光明在望，前程万里，新中国是属于你们青年一代的。落款写的是"一纯世兄"。

张一纯当时不懂，问：周叔叔，您怎么写"世兄"呢？

周恩来说：这表示我是你父亲的弟弟。

这个"弟弟"，周恩来说了一辈子，也做了一辈子。两个人分属对立的阵营，走过战争、谈判、背叛与庇护，走过三十年风雨，最后走进了同一段历史。

有些关系，不需要用党派来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