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年，大台矿40多人被困井下，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急得一夜白头

1961年2月18日凌晨，京城的寒风还带着料峭。市公安局的直通电话骤然响起，值班员一句“京西大台矿塌方，四十六人被困”，打破了黑夜的寂静。市委二书记刘仁正伏案审核工业保供材料，听罢便推开椅子冲出办公室，一边往指挥室赶，一边叮嘱秘书：“立即呼叫矿务局、地质、卫生、工程兵，所有人半小时到位！”

煤炭是首都的“口粮”。当时首钢高炉持续运转，电力、取暖全靠大台等几处矿井供煤。若井下工人有失，家属连带心理，矿区人心一乱，全市经济都会跟着打摆子。刘仁明白，这不仅是一次生产事故，也是对首都治理能力的严峻考验。

电话里传来现场指挥部的嗡鸣：冒顶点位于三水平南翼，巷道被乱石堵死，瓦斯浓度正上升。技术人员估算，通风仅能维持七十二小时。刘仁皱眉，食指在图纸上不停敲击，“救人是头等大事，出煤指标全部靠后，谁敢顶风违令，一律处理！”

短暂研判后，第一批抢险队带着压风管、风镐、钢撑进井。地面上，家属围在矿口，呼喊声一阵紧似一阵。刘仁站在人群后，用手势让警卫别拦，自己快步过去，半蹲着对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说：“您放心，人活要见人，决不放弃一个工友。”老人红着眼，攥住他的袖子，只说了声：“求您！”

救援的每个阶段都在电话里汇报。瓦斯浓度忽高忽低，巷道深处水位上升，一次次传来塌方碎响。第三天凌晨，矿灯闪烁，抢险队终于钻出一条仅容一人匍匐的“生命通道”。井下幸存工人以绳索结队向外爬行，头顶随时可能坍塌，身后是泥浆和煤尘。出井第一人用沙哑的嗓子对着话筒喊：“报告领导，我们回来了！”这句话穿过嘈杂的电流传到市委会议室，刘仁的手无力垂下，整个人向后仰倒，险些撞翻电话机。

医生赶到时发现，他两鬓已蒙上一层雪白；深夜的苦撑、持续的焦虑，连鬓角青丝都没挺住。第二天矿区召开安抚会，刘仁坚持赶到矿上。煤尘未尽的巷道口，他逐个和获救矿工握手：“有啥困难？尽管提！”当听说井下潮湿，许多工人旧伤复发，需要白酒活血驱寒，他掉头就给市供销系统打电话：“先别管王府井百货了，全部调到矿上！”

说起刘仁，许多人记得他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夜的奔走，也有人记得他主持建国十周年十大建筑方案时甚至亲自校正人民大会堂的开间比例。然而，对矿工们来说，他是那个陪他们熬过七十二小时黑暗的人。矿工裴大勇后来回忆：“那几天咱们在井下敲管子，他在井上也没合过眼，听说他急白了头，我心里难受。”

事实上，大台矿的意外并非孤例。1958年投产的这座新矿井，设备基础薄弱，几次险情都让管理层心惊。为摘掉“局里倒数第一”的帽子，矿上职工提出“宁累掉膀子，也不丢面子”，1960年创出全局最好成绩，被授予“红旗单位”。可高强度、超负荷的背后，隐患被掩盖，最终在61年春天集中爆发。

事故救援告一段落，刘仁责成市安监局、劳动局、煤监局联合调查，并亲自领着技术专家下井复勘。有人劝他休息，他摆摆手：“救人不止于把人拽上来，还得让他们以后不再下去送命。”调查报告两周后出台，提出加强地质勘探、更新支护材料、实行分片瓦斯抽放等十余项措施。市委常委会上，他拍板：资金优先拨付，外调钢材、木支柱，安全不打折。

京西矿区的变革由此拉开。井下接触网改电缆，手选煤改跳汰，安全监测仪器首次成套安装。彼时国家处在经济困难时期，城市粮、本供应都紧巴巴，但对矿山的技术改造批文和物资指标却一路绿灯。老矿工感慨：“命是捡回来的，还赶上设备升级，这书记办事，硬气！”

说回刘仁的来处，他生于1909年四川酉阳，一个富裕农家，却早早投身革命。两度被捕，两渡苏联，历过白区暗战，也在延安做过中央党校秘书长。北平和平解放前后，他主掌北平市委地下工作，被周总理打趣叫过“留人”——因为他把清华、北大一众教授都劝住了，没让蒋介石捞去。

新中国成立后，刘仁被推到北京建设的前台。永定河泛滥，他调动空军、海军合力救人；大兴试办集体农庄，他拍板划地、定远景规划；酒仙桥工业区筹建，他只问一句“工人上下班坐车方便吗”。这些往事在档案里只是薄薄几页纸，却换来无数家庭的安稳。

值得一提的，还有那桩关乎千万糖尿病人的科研。北大化学系攻坚人工胰岛素，他多次跑实验室加油鼓劲。“外国能，我们也能；外国不能，我们更要能。”研究团队咬牙坚持，1965年终在世界率先合成结晶胰岛素，新闻传回，师生们最想告诉的还是那位始终惦记项目进度的刘书记。

1973年10月26日，刘仁因病在北京辞世，终年六十四岁。噩耗传到京西矿区，许多当年被救出的矿工自发赶来吊唁。一个中年矿嫂抹着泪说：“刘书记那晚没睡，我们家这些人才能睡得着。”这句话，替千家万户道出了朴素的感激。刘仁没有留下什么豪言，留下的是在最危急时刻对生命的托举，以及那一夜悄然泛白的鬓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