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治学」李雪勤等：纪检监察话语分析方法研究——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纪委工作报告构建的理论框架

李雪勤等：纪检监察话语分析方法研究——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纪委工作报告构建的理论框架

党建治学

话语是思想体系的表征性符号，是一个由话语对象、陈述形式、概念形成、主题选择等核心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理论整体。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话语权就是以话语所承载的思想和实践力量而形成的权威性和影响力。统治阶级通过话语权构建思想体系并规范行动，从而掌握了塑造现实世界秩序的能力。简而言之，话语即权力，也是一种社会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建设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希冀通过建构话语以规范秩序的自主性诉求。

纪检监察话语，是纪检监察机关在工作中形成的话语形态，是纪检监察工作语言。新时代以来，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快速发展，如何构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纪检监察话语体系，已然成为实务界和学界必须面对的重要议题。深入解读纪检监察文本，厘清纪检监察话语规律，则是题中应有之义。囿于种种原因，当前关于纪检监察话语的研究还不多。祁雪春梳理了十八大时期廉政话语的发展。于琴通过量化文本分析探讨了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的形成机制。李娟和袁柏顺、王冠和李雪勤运用量化文本分析探究了纪检监察话语体系的演进特点。这些成果为纪检监察话语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本研究以纪检监察话语的代表性文本“中央纪委报告”为对象，从基本特征、研究取向、分析框架和理论构成等几个方面，提出了一个通过文本解读理解纪检监察话语的方法论纲。

一、纪检监察话语的解读对象和基本特征

（一）话语的解读对象

本研究中的“纪检监察话语解读的对象”限定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央纪委报告”，主要包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以下简称中央纪委向党代会报告）、历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以下简称中央纪委全会报告）。某些时期，中央纪委书记在全会上的讲话实质上就是工作报告。因此将其作为广义上的“中央纪委报告”。在每年一度的中央纪委全会及五年一度的党代会上，中央纪委报告都会聚焦全党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目光。每份中央纪委报告都会明确指导思想，回顾工作成绩，总结经验体会，分析形势动态，制定战略目标，部署工作任务，是纪检监察机关开展工作的纲领。可以说，中央纪委报告承载了党中央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大决策，呈现了纪检监察工作的成效，部署了纪检监察工作的任务，记录了纪检监察事业的发展，是纪检监察话语的重要载体和集中呈现。因此，将中央纪委报告作为纪检监察话语研究对象是符合逻辑且十分恰当的。改革开放以来（1978年12月至2026年1月），共召开了9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产生了9份中央纪委向党代会报告，选举产生了10届中央纪委；共召开了74次中央纪委全体会议，产生了46份中央纪委全会报告，8份中央纪委书记全会讲话。这些资料构成了纪检监察话语解读的对象。

（二）话语的基本特征

纪检监察话语的基本特征可以从两个维度理解：一是纪检监察文本与话语理论的关系。体现为纪检监察文本在发展和环境中所呈现的历时性、共时性，互语性、互文性，等等。二是纪检监察文本与政治实践的关系。体现为纪检监察文本与政治监督实践互动中展现的政治性、权威性、评价性、计划性、命令性、规范性，等等。

1.纪检监察文本与话语理论的关系

自中央纪委恢复成立以来，在发展历程中产生了几十份报告。因而，纪检监察话语具有共时性（Synchronically）和历时性（Diachronically）。共时（Synchronically）指语言的状态，历时（Diachronically）指语言的演化。从历时性来看，任何话语都是应时而生，并不断适应时代变革的需要而发展，因而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现实指向性。从共时性来看，话语是环境的产物，话语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政治、文化等背景独立存在。因此，纪检监察话语也成为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中介。

纪检监察话语是中国特色政治话语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自然而然地具备互语性（Interdiscursivity）和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互语性（Interdiscursivity）指围绕不同话题的话语以各种方式彼此关联。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指文本与其他文本的联系。在现实中“任何一篇文本都吸收和转换了别的文本。”后期纪检监察话语会以不同方式和程度借鉴先期文本，并与其他政治话语、公共话语、学术话语等形成复杂的交互关系。这种“吸收和转换”构成的“互语性”“互文性”不仅限于“历时性”传承，“共时性”的相互渗透也发生在同一时期的各文本间。

2.纪检监察文本与政治实践的关系

政治性是纪检监察话语的根本属性。纪检监察话语承载着党中央关于管党治党和政治监督的重大决策，是纪检监察机关开展工作的基本遵循。所以，只有将纪检监察话语联系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和任务去分析，放在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布局中去理解，置于当代中国政治体系中去观察，才能准确理解其核心意涵和关系。在纪检监察合署体制下，中央纪委报告也是国家监委的报告，全面总结部署纪检监察工作，是最具权威性的纪检监察话语。

纪检监察话语的评价性体现在对工作的回顾和对经验的总结中，计划性体现在对工作的部署上。每年一份的中央纪委报告都会在业绩回顾中评价工作成效，在经验总结中评价政策和策略的得失，并对年度工作作出安排部署，甚至对更长时期的工作进行规划。

纪检监察话语具有命令性和“以言行事”特点。纪检监察话语常常使用祈使性语词如必须、坚持，坚决、贯彻，等等。以权威性规定纪检监察机关必须遵循的价值观和行为取向，以命令式指示纪检监察机关应当采取的策略和行动。

纪检监察话语作为工作语言，天然具有规范性。纪检监察是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和国家监察工作的集合。因而，纪检监察话语兼有“纪言纪语”和“法言法语”两重规范特征。

如果说话语文本是静态符号，那么话语行为和话语关系就是动态呈现。解读纪检监察文本还不能满足我们从整体上深入认识纪检监察工作的研究目的。分析视角需要向纪检监察话语的言说主体、文本的产生过程，以及话语行为、话语关系等方面拓展，以更好展示纪检监察话语活动的全貌。因此，我们还要进一步延伸视野，循着“文本—行为—关系”的研究路径，去观察和探究纪检监察话语在中国政治话语体系乃至在历史进程中，与诸多相关因素的交互影响。

二、纪检监察话语研究取向

纪检监察文本解读以“现象”为研究取向，而非以“问题”为研究取向。在纪检监察文本解读中把中央纪委报告视为特定政治话语现象或政治现象，以解释现象并揭示背后的意义关联、结构形式等为研究目标。

当前，绝大多数政治研究或纪检监察研究都强调问题取向——基本范式就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似乎一份研究如果没有体现问题意识，就没有价值。究其根本是实用主义的思路——一切研究都要能直接“变现”为政策或对策，甚至付诸实施才有价值。这种研究取向可能带来两个直接后果：一是研究的最终目标是对策实现，要为纪检监察机关所认可。这将导致话语研究在权力引导或强制性制约下，很难发展出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的范式。二是过度的问题取向导致研究的技术化倾向。在实用主义牵引下，技术化倾向必然会限制理论思考空间，不仅制约纪检监察话语研究的发展，而且限制其与相关研究领域之间的理论互语。

纪检监察文本解读的非问题取向意味着，一方面，对特定政治文本的解读是非批判性的。作为“过去完成时”形态的中央纪委报告是党的重要文献，承载了有关重大决策、方针战略、工作任务等，记录了各个时期纪检监察事业的发展历程。我们通过解读文本研究纪检监察话语，为的是分析话语特点、总结话语规律、探究现实逻辑等。这种研究范式具有建构性特点，但总体上呈现客观中立的解释性，而非主观色彩的批判性。另一方面，对特定政治文本的解读是非对策性的，也就是说不以提出政策建议为目标。在解读文本过程中，尽管文本解读者需要尝试代入文本制定者的视角和时代，以探究文本形成的前因后果，并更好地理解其内涵与意义。但解读者既不会“为赋新词强说愁”找寻不足，并提出不知所云的问题，更不会提出政策建议。因为，这些都不是文本解读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有这样，文本解读才能具有相对于纪检监察工作的独立性，并逐渐形成系统、科学的纪检监察话语理论。当然，非批判性、非对策性是针对纪检监察话语研究的主导取向而言，并不排除对文本解读理论或工作本身作出否定性判定或建设性展望。

文本现象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但在文本解读前，这种合理性处于未知状态。预设命题一定程度会简化研究，却无益于更加客观、深刻地理解现象，反而会限制意义联想空间。所以，纪检监察文本解读不必预设命题，再围绕其展开证实、证伪或相关性分析。当然，对纪检监察文本意义的解读也不是无限制地发散，而是有目的地嵌入到更高的政治话语体系之中。中国特色政治话语体系为纪检监察话语提供了结构化的存在空间。纪检监察文本解读得以沿着相关政治文本，进入更为宏阔的政治语境和历史空间，进而解释当代中国政治的变迁，为纪检监察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所以说，文本解读始于文本，立足文本——解读本身就是目的。本研究的目的就是致力于提供一条通过文本解读切入纪检监察话语研究的技术路线。

三、纪检监察话语分析框架

纪检监察话语是政治现实的映像。因此，对纪检监察话语的解读既不能脱离文本独立存在，也不能仅停留在话语本身的语义阐释，而要将其置于现实政治情境中去理解。基于以上考量，我们以中央纪委报告为解读对象，按照话语文本、话语行为、话语关系三个层次，构建了纪检监察话语分析框架。

（一）话语文本分析

文本分析（Text Analysis）是研究政治话语的普适方法，因而被广泛采用。纪检监察文本分析大致分三方面：语词分析、语句分析、语段分析。语词分析。

语词是政治文本中的最小语义单位，也是话语分析的基础。我们选择中央纪委报告中的若干“高频词”“关键词”进行分析，力图从政治话语的转变来观察现实政治的进程，揭示纪检监察工作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基本价值。词频分析主要是运用软件对中央纪委报告进行文本计量，统计“高频词”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委。有关纪检监察的新理念、新表述往往作为“关键词”出现。因此，追踪报告中“关键词”的产生和发展变化，是分析和理解纪检监察话语的有效方法和重点。“关键词”既包括单纯词、合成词，也包括具有特定意义的缩略语和短语。在关键词分析中，我们将引入语义学的“义位”概念和生物学的“生态位”概念。在语义学中，把语词的概念或含义称为“义位”。某一语词可以有一个义位（单义词）或多个义位（多义词）。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指个体或种群在种群或群落中的时空位置及功能关系。该概念最初由约瑟夫·格林内尔（Joseph Grinnell）提出，此后迁移并广泛运用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本研究中，我们将“义位”与“生态位”结合，进一步将其建构为“一个语词的核心意涵在纪检监察文本（或政策）中的定位和功用。”纪检监察话语关键词的“义位”是相对确定的。随着话语更新，新旧关键词的承继性在“义位”上表现为替代或排序并存关系。由此，我们观察和分析关键词“义位”在纪检监察话语中历时性变化轨迹，能进一步加深对话语的结构性理解。

需要说明的是，某个语词在某一时期报告中的出现频率，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重要性。但报告中有不少“关键词”的出现频率不高，分量却非常重。因此，确定“关键词”需要采用质性方法，通过深入研究文本，阐释意义、分析背景、探究逻辑等；词频分析则是量化方法，通过统计词频，描绘文本特征、话语规律等。尽管量化文本分析具有诸多优势，但政治本质上是一门关于权力的艺术，政治话语中蕴含着大量精致的表述和微妙的意蕴。从根本上讲，关于政治话语统计数据的解读和内在逻辑的分析，最终仍然依赖深入的质性分析和专家介入。所以，关键词分析与词频分析是互补关系，只有充分利用质性和量化两种方法的优势才能取得更好的研究效果。

语句分析。政治话语的意思表述在文本上是以多重复句的形式呈现的。我们根据中央纪委报告的行文逻辑，将“语句”分为七种类型：原则、实是、分析、评价、总结、目标、行动。“原则”语句是指政治话语对党中央精神、领袖重要讲话精神、指导思想、中央纪委职责定位等内容的陈述。“实是”语句是对过去一个会议周期（或更长时间段）相关工作绩效表现的陈述。“分析”语句是指对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的分析。“评价”语句是对“实是”内容——工作绩效表现和一些相关现象——的价值评判，包括两个关键，一是官方确定价值标准；二是“实是”内容是否符合。“总结”语句是对过去一个会议周期（或更长时间段）相关工作经验的归纳总结。“目标”语句是对纪检监察工作的愿景表述，包括阶段性目标和战略性目标。“行动”语句在全会报告中表现为对下阶段（通常是一年）工作任务的部署安排；在向党代会报告中通常表现为对今后工作的建议和展望。

语段分析。中央纪委报告结构上通常分几大模块，每个模块由若干语段构成。我们根据中央纪委报告的内容逻辑，将“语段”分为八种模块：引言、工作回顾、认识体会、形势分析、总体要求、工作部署、工作建议、结语。根据中央纪委全会和党代会等不同情境，全会报告和向党代会报告，所配置的模块也不尽相同。其中，“引言”“结语”“工作总结”“总体要求”是报告的必备模块；“形势分析”是选备模块；“认识体会”是向党代会报告的必备模块，全会报告的选备模块；“工作部署”是全会报告的必备模块；“工作建议”是向党代会报告的必备模块。

（二）话语行为分析

话语行为分析指向纪检监察话语的实践情况，是“以言行事”的具体体现。从监督权运行的角度，纪检监察话语的说者和听者，分别是纪检监察机关和全体公职人员。二者通过纪检监察话语发生的互动关系，是纪检监察话语行为分析关注的核心内容。在行为分析中，我们将引入“元政策”概念。元政策，是政策体系中具有统摄性的政策，发挥指导规范作用，是其他政策的起点和基本依据。本研究中的元政策话语指来自党和国家权力顶层的纪检监察话语。因而，位于话语结构和活动顶层的元政策话语具有统摄性地位，对下位纪检监察话语发挥规范性制约功能。从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角度看，特定时期的纪检监察元政策话语应当是唯一的。“唯一”是指主题取向上的同一，而非文本呈现上的单一。因而，元政策话语通常被视为特定时期的代表性纪检监察话语。从文本角度看，元政策话语往往表现为多层次的复式结构，并具有长远性和整体性。即使元政策话语被表述为某一特定句式，但通常会匹配系统化阐述，并具有延伸性语用功能。

我们根据纪检监察工作的逻辑，将“话语行为”归纳总结为五个关键动作：明确指导思想、回顾绩效表现、作出形势研判、制定战略方针、部署工作任务。在报告中，中央纪委回顾并评估过往一个时期的工作绩效表现，并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形势作出研判，据此调适战略方针，进而作出切合实际的工作部署。纪检监察工作在年复一年的周而复始中，从话语到行动形成闭环。

指导思想。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行动是思想的体现。新时代以来，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自我革命的认识，积累了丰富实践经验，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理论成果，形成了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从思想领导高度为全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一经提出，即明确其指导地位。二十届中央纪委全会报告在标题或文中首要位置突出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对纪检监察工作的统领。

绩效表现。绩效表现是纪检监察机关根据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纪检监察工作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效果。中央纪委向党代会报告的第一部分“五年来的主要工作”；中央纪委全会报告的第一部分“XXXX年反腐败斗争的情况”“一年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回顾”都是对工作绩效的总结和评价。

形势研判。反腐败形势研判是党中央对反腐败斗争形势的研究和判断。形势研判大致分为两部分：一是形势分析；二是重大判断。形势分析。形势分析基于大量调研、数据和案例，并经过科学缜密地分析后产生，是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依据。形势分析是作出重大判断的基础。重大判断。重大判断是形势分析的结论，通常包括三个主要方面，一是关于时限，二是关于性质，三是关于程度。重要判断位于反腐败政策体系的顶端，决定了反腐败方针和战略的制定，以及工作任务的设定。重大判断的表述通常高度凝练，决定了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反腐败斗争方略。因此需要认真领悟，深刻理解。

战略方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战略是从全局、长远、大势上作出判断和决策。”反腐败战略是党在各种条件下综合运用各种资源和力量打击腐败的全局性谋略科学和艺术；反腐败方针是党指引反腐败斗争不断向纵深发展的方向和路线。战略方针基于重大判断和形势分析制定并不断完善，与反腐败斗争形势相匹配，是某一时期反腐败工作思路的核心理念；在政策体系中具有统摄性地位，是其他制度的依据。

工作任务。工作任务是纪检监察机关根据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开展的各项具体性工作。历届中央纪委全会报告的第二部分“XX年主要任务”就是对工作任务进行具体安排部署。工作任务大致分为两部分：一是经常工作；二是专项工作。经常工作方面。1993年8月，十四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首次提出着重抓好反腐败三项工作：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大案要案、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此后，纪检监察工作在“三项工作格局”基础上不断发展，形成了稳定的基本面。专项工作方面。中央根据重大判断和战略方针调整各时期工作重心，并根据实时动态和情势变更作出具有针对性的工作安排。因此，纪检监察专项工作始终处于不断调适的动态平衡中。

（三）话语关系分析

纪检监察话语是中国政治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循着“话语—环境”“话语—历史”两条路径来认知和分析纪检监察话语关系。我们将纪检监察话语置于当代中国政治体系中去观察和理解，整合并区分出历史来源及话语事件赖以存在的社会和政治领域背景知识，以观察话语主体所蕴含的权力动态和范围。话语关系分析着力于两个方面：一是话语（文本）之间的互语性和互文性；二是话语（文本）和组织在历史演进中呈现出的历时性和共时性。据此，我们能够探讨话语（文本）是如何因历史、社会、政治语境而变化。结合现实具体情况来说，我们着重分析三组话语关系：一是中央纪委向党代会报告与党代会报告的关系。二是中央纪委全会报告与中央全会的关系。三是中央纪委全会报告与总书记在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的关系。

首先，中央纪委报告接受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审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一般每五年举行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听取和审查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审查中央纪委的报告。其中，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有关党的建设部分，包含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相关内容，与中央纪委报告形成呼应。

其次，中央纪委报告贯彻中央全会精神。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中央纪委全会是根据中央全会的精神谋划并确定主题的。历次中央全会都是规划党和国家发展的全局性、长远性、战略性重大问题；历次中央纪委全会报告都有相应主题。

第三，中央纪委报告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党的十四大时期，党的总书记开始出席中央纪委全会并发表重要讲话，由此形成政治惯例。因此，党的总书记在中央纪委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与中央纪委全会报告共同构成的中央纪委全会精神，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基本遵循。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中央纪委全会工作报告是会议精神的有机整体，既一脉相承、紧密呼应，又层次分明、各有侧重，必须一体把握和遵循。总书记重要讲话是反腐败工作的总纲和蓝图，工作报告则是施工图和任务书。总书记重要讲话中作出重大判断和战略部署，工作报告据此都有相应的落实举措——安排部署工作任务。

第四，中央纪委报告承载党的重大决策，必须贯彻落实。“言信行果”是中央层次政治话语权威性的基本体现。因此，静态的政治文本要实现“以言行事”功能，就必须通过某种有效的机制将政治话语转化为实际行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总体上呈现“一元多主体”的结构特征。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全面领导下，党中央与中央国家机关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党的重大决策在中国政治生活和国家治理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是政策体系的核心，是推进国家治理的根本遵循和指引。党章明确规定了党中央决策的最高地位——“有关全国性的重大政策问题，只有党中央有权作出决定，各部门、各地方的党组织可以向中央提出建议，但不得擅自作出决定和对外发表主张”。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体制及“一统体制”的国家结构，形成党的重大政策的“一元”地位。“多主体”是指在政策体系中，中央以下层级的党务体系内以及国家体系内，都存在多个政策制定主体。此外，各级地方党政机关为实现治理目标，在各自政策权限内具有制定相应政策的空间。党的重大决策与国家各条线政策之间的关系是“纲举目张”。

中央纪委向党代会报告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历次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例行报告；历次中央纪委全会报告都体现并贯彻中央全会精神。党中央研判形势、明确方针、制定战略及部署工作等，都需要通过正式场合向全党和公众发布，并以正式文本形式公开或内部传达。发布场合主要有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纪委全会及其他重大会议。中央纪委报告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纪委全会上，经由中央纪委书记宣读，从而具有了面向全党讲话的层次规格，其内容上升为党的重大决策。党中央作出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方面的重大决策后，会通过一套机制将决策精神传达贯彻到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党的重大决策在国家层面的传达是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系统、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政协系统及其他组织的内部会议进行的；在纪委监委系统内部是通过各级纪委监委会议进行的。

第五，纪检监察话语在政治宣传和学术研究中实现传播。一方面，政治话语传播的意义在于贯彻落实政治意图。因此，政治话语既需通过内部传达方式向特定对象传递，也需要通过政治宣传机制向非特定对象进行广泛的传播，以寻求理解与支持。另一方面，作为权威性政治文本的中央纪委报告，是相关学术研究不可或缺的对象。因而，文本得以在学术研究的转抄和引录中流动。文本流动依托于文字符号的保存与呈现，并与时俱进。中央纪委报告文本的保存和呈现需要特定物质载体，当代政治话语活动中常见传播方式主要有口头传播，如会议传达；印刷传播，如单行本、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报刊；电子传播，如新闻联播；网络传播，如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等等。不同的传播方式，不仅影响政治话语的信息可靠性，还会在传播过程中对政治话语进行再塑造。

四、纪检监察话语理论构成

从研究的整体逻辑看，纪检监察文本解读的理论构成主要包括层层递进的四个环节：

一是语义解释。语义解释的核心内容是概念考察，需要对语词的语义内涵进行理论化的诠释，把特定语词作为语句、语段或整体文本的关键词。所以，确定关键词往往是语义解释的起始点。关键词的特征是强大的语义辐射能力。相关语句、语段或整体文本的表述，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关键词展开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确定了关键词就设定了语义解释的整体结构。

二是语用解释。纪检监察话语特有的语用功能，展示了文本的语用指向。语用解释环节的核心内容是语句分析，即通过“原则”“实是”“分析”“评价”“总结”“目标”“行动”等路径切入纪检监察文本。通过语句结构、功用、行为等分析，揭示特定语句乃至语段所反映的价值取向、绩效表现、形势状态、结果评价、工作预期及规划等。显然，基于语句分析的语用解释有明显的结构化特点。纪检监察话语还需要构建出特有的政治性、权威性、评价性、计划性、命令性、规范性等话语属性。因此，语用解释不能局限于静态的语句分析，而要在语词、语句、语段乃至整体文本的语用关联下，进一步考察纪检监察话语属性的指示意义和话语行为的实践意义。

三是语境解释。语境是指纪检监察文本形成的外部条件。语境解释关注纪检监察文本的背景，从相关性分析角度揭示为何会出现某些特定的文本表述。语境有不同层面、领域的构成，其核心内容是话语关系分析，如制度设计、组织结构、政治传统等。它们作用于纪检监察文本的方式也是多样化的。一方面可以从文本的内容和形式，沿着语义、语用的路径进行相应的语境解释；另一方面需要切入纪检监察话语变迁的历史过程和政治系统，力求构建出具有整体轮廓的纪检监察话语形态。

四是评价与展望。从语义解释到语用解释，再到语境解释。纪检监察文本解读一步步由抽象的文本转入具体的政治现实。由于纪检监察文本具有强烈的现实评价取向，因而文本解读也必须去解释现实，运用特定价值标准去评价、展望现实的发展趋势。唯其如此，才能对纪检监察文本与其展示的现实之间的关系作出合理解释。如果说前三个文本解读环节，主要是立足文本并具有明显的形式感和技术性特点。那么，评价与展望环节则更多呈现出独立的理论构成和学术价值。

这样，经由理论语境、研究取向、分析框架和理论构成等方面，形成了一个解读纪检监察话语的方法论纲。由此，我们未来或可作出更加系统化、科学化的理论研究。

五、结语：一个有益的学术探索

建构和发展中国特色政治话语体系，是中国共产党掌握“话语政治”主动的重要举措，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政治话语是现实政治的映像。话语的转变往往是变革的前提和实践的先导。纪检监察体制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建立并发展的，对不同时期的中央纪委报告稍作比较，就会发现话语与现实之间的联系有多么紧密。在卷帙浩繁的报告之中，有些词语令人过目不忘，有些政策令人印象深刻，有些表述令人振聋发聩，这些话语深刻地反映了现实政治的变迁。我们在认真体悟的同时，仿佛能够感受到时代的脉搏。从某种意义上讲，纪检监察事业的发展就是一个话语新陈代谢的过程。正是这些话语影响了政策的走向，揭示了逻辑的变化，记录了历史的发展，甚至形塑了这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在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不断深化，设立纪检监察学一级学科的新形势下，纪检监察话语研究理应受到更多的重视。我们只有不断发展创新纪检监察话语，加强话语供给，丰富话语内涵，才能真正掌握话语权，从而向人民群众和全世界讲好“清廉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政治故事。加强纪检监察话语研究也有益于夯实“纪检监察学”理论基础，有助于广大纪检监察干部高效准确地学习领会中央纪委全会精神。正因如此，笔者不揣冒昧提出纪检监察话语解读方法，以期为建设纪检监察话语体系添砖加瓦。尽管并不成熟，但不失为一个有益的学术探索。

（载于《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26年第1期）

【作者： 李雪勤、王冠。其中 李雪勤系长安街读书会成员、中央纪委研究室原主任 】

注：授权发布，本文已择优收录至“长安街读书会”理论学习平台（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北京日报、重庆日报、新华网、央视频、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视界、北京时间、澎湃政务、凤凰新闻客户端“长安街读书会”专栏同步），转载须统一注明“长安街读书会”理论学习平台出处和作者。

责编：王骅琛；初审：邱诗懿、 许雪靖 ；复审：李雨凡、程子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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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街读书会是在中央老同志的鼓励支持下发起成立，旨在继承总理遗志，践行全民阅读，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学习、养才、报国。现有千余位成员主要来自长安街附近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中青年干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员、全国党代表、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等喜文好书之士，以及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国家高端智库负责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主讲专家和中央各主要出版机构的资深出版人学者等。新时代坚持“用读书讲政治”，积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专注读书学习的特色理论阵地和为党献策的高端智库平台。

自2015年长安街读书会微信公众号开通至今，始终坚持“传承红色基因，用读书讲政治”的宗旨，关注粉丝覆盖全国3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特区。累计阅读量近亿次，其中朋友圈转发量千余万次，参与互动人数近千万人。平台内容质量高，针对性强，受关注度良好。在中央相关宣传网信部门的关心支持下，相继入驻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北京日报、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新华网、央视频、视界、北京时间、澎湃政务等新闻客户端。经报送遴选评荐，《求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国纪检监察》《党建研究》《旗帜》《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时事报告（党委中心组学习）》《中共党史研究》 《当代中国史研究》《解放军理论学习》《当代世界》《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国财政》 《中国民政》《中国高等教育》《中国金融》《中国出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中国编辑》《中国审判》《中国科技论坛》《中国高校社会科学》《中国社会保障》《市场监督管理》《农村工作通讯》《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外交评论》《金融评论》《社会保障评论》《旅游评论》《中国发展观察》《中国乡村振兴》《百年潮》《国际贸易》《环境保护》《城乡建设》《国际经济合作》《知识产权》《新型工业化》《清华管理评论》《文化软实力研究》《审计观察》《国资报告》《企业管理》等百余种中央级核心期刊已正式入选长安街读书会干部学习核心来源期刊。此外，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长安街读书会主编《学思平治——名家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学思平治——名家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等理论读物，形成了系列化的长安街读书会理论学习平台体系。该平台累计固定读者超百万，影响辐射全国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大中院校等受众数亿人次。

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现正面向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各省市县（区）等所属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等单位联合开展党建主题阅读学习活动。近日，经相关部门批准，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国家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证监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共青团中央等定点帮扶地区的有关单位，已正式加入“长安街读书会”党建阅读合作机制，并将联合承办“长安街读书会”系列读书学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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