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是种地守城：从唐王城看中国疆域治理的“千年大局”

无论是历史上的戍堡，还是今日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其生命力都源于同一个战略内核：将生存与发展能力直接根植于边疆，实现“边疆驻守”与“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统一。

随着系统考古调查与多学科研究的推进，位于新疆图木舒克的托库孜萨来遗址（又称唐王城遗址），在中国历代中央政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愈发清晰。

为何说唐王城遗址是汉唐屯垦戍边制度的标志性历史见证？它揭示历代中央王朝治理西域怎样的政治智慧？屯垦戍边又是如何契合国家疆域治理的战略需求？中新社“东西问”近日就此专访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院长、研究员马合木提·阿布都外力。

位于新疆图木舒克的托库孜萨来遗址（又称唐王城遗址）。史玉江 摄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唐王城遗址何以成理解汉唐屯垦戍边制度的重要实证？

马合木提·阿布都外力：唐王城遗址的重要价值，在于体现历史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的双重印证，为理解中国汉唐时期屯垦戍边制度的具体实践提供重要实证支撑。

新疆古称西域，该遗址西汉时为西域尉头国所在地，唐代明确为“据史德城”（郁头州），隶属龟兹都督府，是安西都护府“二十屯”格局中的重要军镇，扼守龟兹通往疏勒的交通要道，其城址性质的演变，反映中央政权对西域治理的不断深化。

考古新发现进一步揭示了制度的具体运行方式：城内外出土的大量农作物遗存和汉文契约文书，证明了屯田农业的存在；五铢钱、开元通宝及钱范的发现，反映出中原货币在当地的实际流通与使用情况；多重城防结构、烽墩和周边驿站遗存，清楚展现军事防御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的戍边格局。尤为重要的是，北朝至唐代丝棉混纺织物的出土，反映屯垦背景下中原技术与西域资源的结合与交流。

唐王城遗址顶端的烽燧。史玉江 摄

中新社记者：屯垦戍边制度为何能在新疆长期发挥作用？

马合木提·阿布都外力：从历史实践看，屯垦戍边在新疆并非偶发之举，而是在特定自然条件与战略环境中，被历代中央政权反复验证并持续沿用的治边方式。唐王城遗址所处区域水源条件相对集中，周边分布有古河道与灌溉渠系遗迹，同时位于丝绸之路中道的重要通道上，为驻屯人群的生活、生产与往来提供稳定基础。

这一制度得以绵延千年，关键在于其内在设计逻辑。在唐王城遗址，城墙、烽燧与屯田、民居、驿站有机共存。这种格局意味着戍边军队能就地生产，实现粮秣部分自给，极大缓解了后勤压力，使边防力量得以扎根。同时，屯垦活动引入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与管理方式，开发边疆资源，形成稳定的绿洲农业与经济生活。遗址中出土的各类作物遗存、反映土地租赁的汉文契约以及流通的中原货币，都是当时经济生活活跃、社会运行有序的见证。更重要的是，这种生产与戍守并行的模式，推动了边疆地区社会结构的稳定与长期运行。

换言之，屯垦戍边构建了“以戍卫促开发，以开发固边防”的良性循环。它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同时，亦推动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实现军事、经济与社会效益的统一。这正是其超越朝代更迭、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根本原因。

因此，自汉代在西域开创此制，后世皆因其切实有效而继承发扬——既能满足驻军粮草需求、筑牢安边实边根基，又能引入中原技术促进边疆经济民生发展，是治理西域的核心举措之一。唐代于安西都护府下设“二十屯”，形成较为完备的屯田体系；清代新疆屯田规模更突破一千万亩，成效尤为显著。唐王城遗址所实证的，正是这一制度因契合实际、效益深远而得以延续的内在逻辑。

从考古学角度看，这种“历史连续性”并非指单一朝代或具体制度形态的简单延续，更体现在同一空间范围内，城防形态、农业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管理活动在不同时期持续出现。考古调查显示，遗址内外长期存在戍堡、防御设施以及与农业活动相关的遗存，反映出军事防御与农业生产在较长时期内并行发展的状态。

同时，出土文书、器物和建筑遗迹表明，这一地区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着相对稳定的人群活动。多语文书和多种文化因素并存的现象，说明不同人群在此长期交往互动；灌溉设施与聚落布局相互配合的形态，也表明生产活动与防御体系之间逐步形成较为稳定的结构。正是在空间布局、制度设计与社会实践的持续衔接中，屯垦戍边得以在西域长期发挥作用。而这一历史过程，在唐王城遗址的连续性遗存中得到较为清晰地体现。

出土于唐王城遗址的陶罐，收藏于新疆屯垦博物馆。史玉江 摄

中新社记者：屯垦戍边这一历史实践对认识新疆历史有何启示？

马合木提·阿布都外力：屯垦戍边这一制度自汉代在西域创立基本形态，唐代加以制度化完善，至清代进一步扩大实施规模，因切实有效而被历代中央政权持续沿用。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种长期存在的治理实践，充分说明新疆是在中央政权持续经营下，逐步形成兼顾安全、防御与发展的区域格局。

这一穿越千年的治理智慧，在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中得到创造性地继承与升华。1954年10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这一举措标志着“屯垦戍边”被赋予全新时代内涵。十万驻疆部队将士铸剑为犁，携手支边青年与各族建设者，在戈壁荒原上建起图木舒克等座座绿洲新城，将“安边固疆、富民兴疆”的历史传统与实践模式，推进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境界。这种对历史智慧的创造性继承，印证屯垦戍边始终契合国家疆域治理的战略需求。

从唐王城南眺，一马平川，雄浑苍茫。史玉江 摄

中新社记者：如何理解屯垦戍边始终契合国家疆域治理的战略需求？

马合木提·阿布都外力：无论是历史上的戍堡，还是今日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其生命力都源于同一个战略内核：将生存与发展能力直接根植于边疆，实现“边疆驻守”与“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统一。

唐王城遗址清楚表明这一地区长期形成了“戍守与生产并行、行政与交通互济”的治理格局。其反映的屯垦戍边实践，是在西域特定自然环境、交通条件和社会结构中逐步形成并长期运行的一种治理方式。既筑牢国防屏障，又激活边疆经济、稳定社会秩序、促进文化交融，这种模式恰好契合新时代边疆治理“稳边、兴边、富边”的战略新需求。既顺应了边疆地区的地理环境与人文特征，又始终服务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整体治理目标。

屯垦戍边这一根植于新疆的历史实践，不仅为认识新疆的发展脉络提供了重要实证，也从一个具体侧面反映新疆历史发展与中国整体历史进程之间的内在关联，更为新时代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具有现实意义的历史启示。

受访者简介

马合木提·阿布都外力，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历史学博士，享受国务院特贴专家。曾于2020年、2023年两次赴日内瓦参加联合国人权会议。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国新疆社会变迁与近代化进程》，国家社科基金历史专项《三区革命研究》等共2项。发表专业学术论文30多篇。

（来源：中国新闻社“东西问”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