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50年6月，成渝铁路终点站的站台上，汽笛声划破闷热的空气，22岁的李国柱随手将汗水抹向军帽檐，心里却早已飞往雪域高原。那时，她刚从重庆合川十二军军政大学结业，听说十八军急征进藏女兵，毫不犹豫在报名表上写下名字。
火车一路向西，再换卡车、骡队，尘土扑面。进入康藏公路后，车窗外尽是万丈悬崖和奔腾江水，同行的男兵有时都要咬牙坚持，而这位瘦小的成都姑娘却把干粮揣进怀里，给同伴递上一块干馍，再拍着胸脯调侃：走着瞧，谁先掉泪。
到达甘孜时，她被编入十八军五十二师政治部新组建的康藏工作队，任务是战勤和宣传。秋天，昌都战役打响，工作队紧贴部队，背着扩音器、传单和药箱，白天宣传瓦解敌军，夜里抢救伤员。十月下旬战斗结束，昌都城头插上了五星红旗，工作队随即撤编，李国柱被调进五十二师政治部组织科。
1951年初，组织科科长刘月亮找她谈话。谈完公事，他忽然换了个轻松口气：“小李，有没有考虑个人问题？”原来，师里副政委阴法唐也在留意她。三十出头的阴副政委出身黄埔，后来参加八路军，打过许多硬仗，谈吐不多，却总能一语中的。第一次见面，他只是递上一杯酥油茶，淡淡一句：“高原苦，得有个人说说话。”李国柱却先开出条件：“全藏解放后再谈婚事；另外，我想先成为党员。”阴法唐听罢，微笑着应道：“行，我等。”
世事往往比誓言先一步。1952年5月，西藏军区决定对进藏部队整编，五十二师番号撤销，大批干部转地方工作。上级要求已确定恋爱关系的同志报备，以便尽量同地分配。此时，李国柱的入党申请还在队里传阅，但若再拖，两人恐怕就要天各一方。组织批准后，他们在江孜小礼堂补办了婚礼——无礼服、无婚纱，只有一床单人军被，被褥摊在四平方米的小屋，窗子糊着报纸，夜风轻轻鼓动。
婚礼第二天，命令又下：阴法唐去江孜履新，李国柱随行。为了安全，部队给他们配了两名警卫员。于是“蜜月”成了四人行：一对新婚夫妻，两个半大小伙。白天翻山渡河，夜里投宿在老乡的通风天井里，抬头就是满天星。警卫员怕出意外，铺毯子守在旁边，夫妻俩说话也得低声细语，那种既甜蜜又尴尬的场面，让李国柱后来笑称“革命版的新婚旅行”。
不到一年，她怀了第一个孩子。高原反应说来就来，头痛、气短、呕吐如影随形。开会得骑马翻山，两日行程，几次险些早产；大食堂的酥油糌粑填不饱营养，只能靠战友们私下省出一点青稞粉给她加餐。孩子出生时，产房就是临时支起的帐篷，她咬着牙自个儿爬上担架，周围战友举着马灯照亮。产后原有四十天休养期，可统战工作不断有人来访，她就抱着襁褓边哄婴儿边做记录，夜里靠壶热水捂脚取暖。
海拔近四千米的江孜让婴儿的呼吸显得格外脆弱。十个月大时，孩子确诊先天性加高原性心脏病，医生摇头：必须送内地。李国柱挺着二胎七个月的肚子，无法陪行。组织派去兰州汇报的干部顺带把婴儿带走。十个月后，第二个孩子出生，可仍旧逃不过高海拔的魔掌；母子俩颠簸一个多月回成都治疗，病情刚稳，她又折回雪域。对于第三胎，她曾犹豫要不要留下，可在那个年代，避孕更像是一种奢望，孩子还是降生了。她苦笑：“做女人本就不易，在四千米的天上当妈，更是难上加难。”
艰苦中也有温暖。1954年7月，拉孜河暴涨，孕八月的李国柱被困水围孤岛。领导木玉亭和妻子罗宗英赶来，硬是搀着她趟到胸口的冰水挪向安全地带。事后回忆，她说浑身发抖不知是冷还是怕，却记得那一双托着她手臂的木讷大掌，给了她全程的底气。
1955年，中央决定在成都办保育院，北京派来二十多名幼师。那句口号“父母干革命，子女交给党”在高原传开，许多夫妻含泪把襁褓中的孩子送下山。阴法唐和李国柱的三个孩子，也先后被送进保育院。多年后，李国柱回院探视，小儿子却躲到门后嚎啕：“你不是我妈妈，我妈妈在西藏！”那一刻，她眼泪簌簌往下掉，却只能摸摸孩子的头，急着赶飞机回工作岗位。
岁月荏苒，西藏的广播站从手摇发报机升级到晶体管收音，江孜的土墙边竖起砖瓦房，哨所边多了风力发电的风车。干部家属也陆续进藏，生活条件一天天好转。人们常说，这片高原的路，是十八军的骡马踏出来的；而那些路旁的石头，却记录着无数女兵的脚印。李国柱的回忆，正是其中一粒，微小却坚硬。如今她已是耄耋老人，偶尔提起那“被警卫员陪伴的蜜月”，仍会爽朗大笑，说那才是真正的革命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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